韩建业：仰韶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我们再看一下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这个文化从距今约7000年开始，它有最早的漆器，最早的盉、鬶（马家浜文化也有），还有源自东北地区的玉器。刻画在陶器、骨器、象牙器等上面的图案很有意思。比如这个河姆渡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象牙雕版，上面刻有两只凤鸟托举太阳的形象，一般称之为“双凤朝阳”，我觉得应该叫“双凤托日”，和七八千年前湖南高庙遗址白陶上的图案精神相通，体现通天敬天观念。一件盆子上一共有6个图画，正反面都是三个一组，虽然刻得潦草，也能看出一组是两个凤鸟托着一个神面往天上飞，一组是两个凤鸟托着一个神禾往天上飞，仍然是通天观念。大家看这个神面的头顶是什么？是“介”字形冠，是神冠，更早的高庙、裴李岗，后来的良渚，都有这种神冠。因此我们中华大地上各个地方的宇宙观确实是一致的，是“一元”宇宙观。
    三峡地区秭归有个柳林溪遗址，属于汤家岗文化（或柳林溪文化），在这个遗址发现了不少陶支脚，就是三个一组支起来做饭的一种东西，不过上面满是复杂符号，整体看起来像是天梯的样子。支脚正面的大“十”字形，自然可以解释为四方五位。最有意思的是冯时认为这上面有不少“汉字”，其中“五田文”三个“字”，和甲骨文基本一样。他认为“五”是五位或天下，“田”对应《易·乾·文言》里面的“见龙在田”，“文”对应“文明”。按他的说法，《易·乾·文言》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早在7000年前就已有书写，不仅是观念的出现。真相如何，值得重视和进一步解读。

 

    东北地区距今7000年后的赵宝沟文化，有的陶尊上面刻有长獠牙长翅膀的鹿，长翅膀的“猪”，还有展翅飞鸟，这不就是飞鹿、飞龙、飞凤吗？仍然是之前的传统题材和观念。
    以上我讲了距今6000年以前的状况，会发现各地社会有一定的分化，之前形成的高级的观念和知识系统在延续发展。下面我讲距今6000年以后，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是从距今6000年后开始的。
    仰韶文化有个地方类型，叫庙底沟类型，以三门峡陕州庙底沟遗址为代表。庙底沟类型在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之后，往外面迅速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三层次的文化圈，构成后来中国的基本格局。我认为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最早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叫早期中华文化圈。如果你要问我最早的中国能早到什么时候，我就会告诉你6000年前已经形成了文化上的中国。庙底沟类型的那个时代就叫庙底沟时代。
    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得有多大？它往东北到辽西，往东到海岱，往南到湖南，往西到甘肃、青海和四川西北部，往北到现在蒙古国的南部。其后人一直分布到四川、西藏、新疆等地，到四川的一支后来就形成了三星堆文化。最近做古DNA研究，发现海岱的大汶口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还有西藏以及三星堆，主基因都源自仰韶文化。新疆、西藏、青海、蒙古高原、四川、云南这些地方在几千年前就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就是跟庙底沟类型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国的疆域不是靠侵略形成的，它只是我们古老的中华文化圈里面的一部分。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周代以前文化上早期中国“边疆”的形成》，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庙底沟类型彩陶流行灵动飘逸的花瓣形纹，实际上是由鸟纹、鱼纹演变来的，并非真的花瓣纹。以前苏秉琦先生说这是花瓣纹，甚至认为它与华山、华人的“华”有关系，只能算是一种美好的想象。曾在河南汝州阎村发现一件庙底沟时代的伊川缸，上面有一幅画，内容是一个鹳鸟叼着一条鱼，旁边还有一把漂亮的斧子。严文明先生把这幅画称为“鹳鱼石斧图”，但由于不好确定那是石斧还是玉斧，而且那么漂亮的斧子可能是象征军权的钺，所以我把它改称“鹳鱼钺图”。严文明先生认为这幅画记录的是鹳鸟氏族战胜鲢鱼氏族的故事。因为庙底沟类型崇尚鸟（凤），半坡类型崇尚鱼（龙），因此我认为这是庙底沟类型部族曾一度战胜半坡类型部族的“纪念碑”，其重要性可以跟埃及纳尔迈调色板相提并论。     

    庙底沟类型这么厉害，跟它的社会发展高度有关系。大约距今5800年以后，晋南豫西地区聚落数量增加了三四倍，出现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100万平方米就是1500亩），还出现了几百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其中灵宝西坡聚落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有200至500平方米的大房子，4个柱子支撑，装修很讲究，就已经是宫殿式建筑。西坡也有很大的墓葬，偏晚阶段一座大墓17平方米，规模之大前所未见，但随葬品很少，有的墓葬里面随葬象征军权的玉钺。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墓葬里面，随葬的东西很少呢？我认为中华文明起源有不同模式，中原、北方地区的特点是“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不往墓葬里面放很多东西，不崇尚富有，只是随葬一对对专门为随葬制作的“明器”，随葬象征墓主人高贵地位的玉钺，阔大的墓葬规模也是象征墓主人身份高贵。这才是真正礼制的开端。夏商周及其以后，中华文明的主要模式还是更接近中原北方，礼制就是有节制，有一定之规矩，总体上“朴实执中”。
    大家一直以为庙底沟时代的仰韶文化就三门峡一个中心，最近郑州荥阳清静沟古城的发现改变了以往的认识。清净沟遗址有四重环壕，最重要的是在第三重环壕的内侧有城墙，夯筑得很好，是现在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的夯土城墙。清静沟外环壕面积有35万平方米，城墙以内27万平方米，和西坡聚落规模差不多。可见郑州地区也是庙底沟时代的一个中心。这是一个重要新发现。

    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100多万平方米，里面有一座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建筑，编号F901。这个宫殿的中间是一个大堂，两个大柱子，每一个直径接近1米，中央火塘（火坛）直径2.5米，前面有三个门，中门最大，中国宫殿三门制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三个门能够体现主次之分。大堂的前面是前厅，有三排柱子，这个前面是没有墙的，是敞开的，另外大堂的东、西两边和后面都有房子（“东厢”“西厢”“后室”），组成一个组合式的宫殿建筑，和《周礼·考工记》里面的记载基本吻合。当然它的建筑技术也很高，地面铺垫的三合土和现在的水泥硬度差不多，就不细说了。出土一些跟祭祀有关系的器物，其中鼓肩小底的一种陶瓮，跟后来双槐树遗址发现的一件很像，说明黄河上中游地区祭祀仪式和祭器有相通的一面。
    再看黄河下游，到了距今5800年以后，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出现大墓，有的随葬100多件器物，不但多而且还有贵重物品，面积也不小，有二层台甚至三层台，我认为这就是“富贵并重”的东方模式。     

    长江下游同时期也有很重要的发现，江苏张家港的东山村遗址，有些大墓里面随葬了不少玉器和石钺，也是东方模式。最厉害的是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是一个160万平方米的大聚落，里面有祀天的坛，近年在祭坛上发现了一个祭祀坑，里面的玉、石器全被烧过，出土了几十件钺，有的很大。古代祀天最重要的仪式是燎或“大望”，就是点燃柴火祭祀。祭祀区旁边有很多墓葬，其中最大的一座墓仅玉器就随葬了200件，这些玉石玉器在墓葬里面一层一层，墓主人胳膊上的镯子就有几十件，显得特别豪华。一般来说钺在墓葬里面象征军权，但在这座大墓里面钺太多了，成了财富的象征。这大概是距今5500年前后全世界最豪华的大墓。
    不过从凌家滩墓葬随葬玉器上看，仍然是八千多年前传统的“敬天法祖”观念。比如玉龟甲里面有玉筹，和贾湖的龟甲石子一样，都是数卜器具，只不过更加讲究了。玉龟甲里面还夹着一块“洛书玉版”，上面有源自高庙的八角星纹，表达四方五位、八方九宫。一件鹰鸟身上也有八角星纹，翅膀上两个猪头——未尝不是龙头。还有玉人，一看就是很虔诚的巫觋形象。

    同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油子岭文化也有重要发现，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发现至少5500年前的水坝——中国最早的水坝，还发现快轮拉坯制作的黑陶——中国最早的轮制黑陶，是窑内渗碳很充分的又薄又光亮的黑陶。这个比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黑陶早好几百年，比南佐的黑陶也早。有的墓葬随葬很多陶器，但缺乏贵重物品，墓葬也不大，属于“重富轻贵”的“江汉模式”。
    距今约5800年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有了大型祭祀中心牛河梁，当时已经建了女神庙和一些积石冢，在女神庙往上最近发现了几万平方米的建筑区。较晚的时候，大概跟西坡大墓同时的时候，出现了更大的“天坛”、“地坛”和积石冢。其中最大的“天坛”分三圈，外圈直径22米，中圈直径15.6米，里圈直径11米，彼此正好是根号2的关系。冯时认为这完全符合《周髀算经》的七衡图原理，是祀天的圜丘无疑。牛河梁的大墓不随葬陶器，只随葬玉器，墓主人应该是巫觋。坛上埋设墓葬可能是以祖先配天，体现强大神权的存在。牛河梁祭祀中心体现不一样的文明起源模式——西辽河模式。红山文化不少玉器和凌家滩接近，表明当时东北和江淮等地存在交流。
    可以看出，距今5800年以后，中国各地社会越来越分化，出现了大聚落中心、大城、大墓、大祭祀中心等，之前的宇宙观、历史观、伦理观和知识系统仍然延续发展，从而就进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个阶段。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指的不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起源，而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形成，5000年前已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了。这就好像我们讲埃及文明五千年，不是讲它的起源，而是讲它的金字塔时代，标准是统一的。近些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来文明起源标准的“中国方案”，强调立足中国制定标准，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文明起源标准归根结底是要有普适性的，放在全球层面也应当是说得通的。
    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说：古国、方国、帝国，严文明先生修改为古国、王国、帝国，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称之为古国、王国、帝制。中华文明的形成涉及前两个阶段。但不管是古国还是王国，我认为都是国家，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国家，而不是前国家。现在探源工程定的“古国”有点早，从5800年前开始就叫“古国”，我个人持保留态度。西方没有“古国”概念，但有“国家”概念。恩格斯就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塞维斯把人类社会划分四个阶段：游群、部落、酋邦、国家。“酋邦”是Chiefdom的翻译，翻译得很好，Chief和“酋”音义都近，“邦”可以理解为早于“国”的存在，“天下万邦”。国家出现之前叫酋邦，没有什么不好。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形成的标志，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国家的出现，这个是一般看法。当然并不是说国家就等于文明。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是怎么形成的？它的标志是什么？恩格斯给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按地区来划分国民，第二个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就是说要出现地缘关系，把不同族群的人放在一起统治。有人说中国例外，中国一直是以宗族为主的，但其实中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地缘关系，仍然存在地缘关系，夏商周王朝都是这样，文献记载和考古上都有证据。公共权力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生杀之权，背后是暴力机器，也可以简化成“王权”。当然，王权之外绝对的神权也是差不多是同样性质。
    有人可能觉得恩格斯关于国家的两个标准，不好在考古材料里面落实，不像文字、青铜器、城市那样容易理解。如果非要找一个国家的物证，那就应该是中心城市或者都邑。中心城市有没有城墙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足够大，人口足够多，有宫殿宗庙或神庙等高级建筑，建设工程量足够大，能体现出王权或绝对神权的存在。
    下面我就用具体考古案例，讲一下中国在距今五千年前确实已经出现国家。
    首先我们看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分布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晚期，黄河中游地区并不是只有一个古国，我认为至少是三个古国。郑州地区以双槐树聚落为中心的，李伯谦先生叫它“河洛古国”。晋南豫西的庙底沟类型延续较晚，有一段时间和“河洛古国”并存，可以叫“崤山古国”。还有一个是以南佐聚落为中心的“陇山古国”。我先重点讲南佐遗址。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庆阳西峰区，在黄土高原最大的一个原——董志原上，距今5000年前后，外环壕以内的面积有600万平方米，也就是9000亩地那么大，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聚落之一。这个遗址之前发掘过几次，但知道的人不多，2021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及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合作发掘，已经发掘5年，我是2021和2022年的发掘负责人。遗址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9座夯土台呈倒“U”字形分布，坐北朝南，夯土台外有两重壕沟，北台圆形，东西两侧各四个为方形，每个台子面积近2000平方米，整体形成中轴对称的结构。其中西三台面积1700平方米，往东有道路通向中轴大道（现在水土流失成沟壑），道路上还铺砖。“九台”外面的环壕大约20米宽、10米深，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仅环壕的修建就需要5000个人工作一两年时间，工程量非常大。国家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动员力，能把几千人上万人组织起来干一项过程的，肯定是国家而非酋邦。

    南佐核心区北部正中为宫城，外有类似护城河的壕沟，总面积上万平方米。宫城本身长方形，4000平方米，用夯土墙围起来。坐南朝北，南边有瓮城、影壁一类的结构。宫城中央是主殿F1，两侧是侧室。主殿为前厅后堂，前厅三排大柱，没有前墙。后堂前有三门，内部附墙的墙角为圆角，模仿窑洞式建筑。前中部火坛直径3.2米，相当于两个人的身长。后面的顶梁柱直径1.7米，比故宫太和殿的柱子要粗多了。主殿F1面积近700平方米，加上散水800多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宫殿建筑。另外，最近在宫城外西南（“九台”内壕以里）还发现600多平方米的宫殿，推测“九台”内侧应有东西两列多座宫殿建筑，只是这些宫殿为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主殿F1相比显然处于次要位置。引人注意的是，南佐聚落宫殿地面和墙内外全都涂抹白灰，这是我国最早大规模使用白灰装修宫殿的一个实例。

    2021年的时候，我们发掘了南佐宫殿区东侧一个祭祀区，发现大量珍贵遗物。比如发现大体在一起的9个平底彩陶瓶，每一个大约60厘米高，上面还有盖塞——既能盖，又能塞，以前在仰韶文化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经检测装过酒。9个一套显然是礼器。还发现几百个小罐，小罐都是红陶上面装饰白色的附加堆纹，经检测里面是装过肉，应该是祭肉。有精美白陶，有的白陶簋最薄的地方只有1毫米，原料是来自南方的瓷石，也有一些白陶用高岭土，或者当地的白色黏土。有些白陶表面有珍珠光泽，使用了来自海边的珍珠贝壳类原料。还出有黑陶、朱砂陶，黑陶表面光亮，技术精湛，和良渚文化黑陶近似。大量骨镞、石镞上面有朱砂，让人联系到周代的“彤矢”。还有绿松石装饰品。朱砂、绿松石都不是黄土高原有的，原料应当来自秦岭山脉，甚至长江中游等地。

    南佐还发现了大量土坯和砖，土坯不稀奇，但砖只有南佐和蓝田新街等少数遗址才有，都分布在黄土高原。祭祀区还发现大量水稻，而当地主要农作物是小米（粟），显然南佐人拿珍贵的大米来祭祀。研究发现，水稻主要是当地种植的，但也有可能部分来自于长江中游。
    总体来看，南佐聚落规模巨大、建设工程量巨大，聚落中轴对称、圈层结构，类似后世的“紫禁城”，出土物特殊珍贵，存在礼制，有不少来自远方的贵重物品，南佐显然是一处都邑，是“陇山古国”的都邑，当时黄土高原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区域性的早期国家。
    郑州地区和南佐同时期的是巩义双槐树中心聚落遗址，面积100多万平方米，有三重环壕、四处墓地，中部是宫殿式建筑区，有一道墙将其成了南北两部分，北区的长条形宫殿式建筑似乎也有个大致的中轴线，南区主要是两座大的院子，里面也有宫殿建筑，广场夯筑得很漂亮。推测北区应该是宗庙，南区可能是首领们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毕竟坐北朝南，北部更神圣一些，而南部需要更好的保卫措施。双槐树宫殿式建筑也有三门制。
    为什么说双槐树这类大房子是宫殿式建筑？一个是面积比较大，一个是里面的柱子都是明柱，空间开阔，前面还有走廊，这个走廊与南佐、大地湾的前厅是类似的。北部房子最大的有178平方米，东西横长方形，跟南佐、大地湾的南北长是不一样的。后来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等的宫殿与此类似，也是横长方形。只有周人的一些宫殿为南北长条形，接近南佐。所以我国早期宫殿建筑有东西两个传统，周代以后逐渐融为一体。     

    双槐树遗址的陶器，尤其是彩陶制作水平也是很高的，很多彩陶上面的图案都有特殊含义。比如有件陶器上面有12个像太阳一样的花纹，有人认为代表一年12个月。
    双槐树目前还没有发现大墓，但在河南伊川的伊阙城有大墓，带二层台甚至三层台，面积10平方米左右，不过随葬品仍然很少，其中有象征权力的钺、璜等贵重器物。双槐树以后会不会发现更大的墓葬？那或许得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比如二里头都邑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大墓，按道理大墓不大可能埋在宫城附近，不排除在邙山的可能性。
    南佐那个时期，陇西、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这些地方出现了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晚期当中逐渐分开了。以前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类型是比较简单的社会，现在看情况比较复杂。近年在临洮寺洼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一个200万平方米的马家窑类型大遗址，里面有个直角三重壕围成的30万平方米的特殊区域，奇怪的是围壕以内并没有宫殿，而是一些制作陶器、石器等的作坊。我就想，马家窑人后来到了云南、西藏、新疆等西部各个地方，恐怕不简单是传播农业，周边人首先看上的可能是美丽的彩陶，传播农业只是副产品。因此彩陶手工业和对外交换应该是马家窑人最重要的东西，是她们极为珍视的社会财富，这和双槐树、南佐是很不一样的。
    距今4700多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时候华北、东北南部地区大范围衰落了，双槐树衰落，红山文化、雪山一期文化衰落，反之黄土高原尤其是陕北进入兴盛期，兴起了很多军事防御性质突出的石城。最近调查发现仅榆林市就有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的500多座石城。我认为这个巨变与“涿鹿之战”，与轩辕黄帝统一天下有关。文献和传承中轩辕黄帝恰好就在距今4700多年。
    接着简单讲一下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良渚太有名了，是5000年前世界上最大的遗址，规模比南佐可能还大，它的内城290万、外城630万平方米，还有很多水坝、长堤，整个良渚都邑的建设工程量在史前时期首屈一指。良渚当然毫无疑问是早期国家。西亚、希腊那边“城邦国家”，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良渚古国”范围广大，怎么就不能是国家？有人认为中国夏代以后才叫国家，那就太保守了，夏商周那是跨区域的“王国”，是国家的另一种形式。良渚、南佐所代表的是区域国家——“古国”。
    良渚都邑还有许多大墓，有的一座墓葬里面随葬玉器就有600多件，大家想一下，每一件玉器制作都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600多件玉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量？恐怕可以盖一座小金字塔了。良渚玉器雕琢极为精美，有的属于微雕，一毫米的宽度可以刻出五六条线来，而且不是用金属工具。     良渚文化仍然是“敬天法祖”观念。著名的良渚玉器神徽，上面的人戴“介”字形神冠，应该是神化了的祖先；骑的是龙，而非虎、鸟或猪，就是祖先乘龙升天的形象，和高庙、西水坡类似。这个神徽以前叫“神人兽面纹”，其实叫“神人龙面纹”更合适。后来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就与它相关。
    良渚文化应该是有文字的，可能因为写在丝织品上或者竹简、木牍上面的缘故，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但在陶器上还是发现一些字，有的是好几个字连在一起，不少古文字学家做过解读。
    良渚文化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文化，同时期对周边的影响有限，大约距今4500年进入衰落期后，对周围影响反而增加，比如对中原陶寺、对广东中北部有较大影响，可能是在当地水面上升、居住环境变差的情况下，一些人外迁了。良渚文化灭亡以后，其琮、壁等玉器为各地使用，传承到夏商周三代，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礼仪的重要内容。
    同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可能也到了早期国家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出现了很大很富有的墓葬，随葬大量精美陶器以及玉器、象牙器等，比如大汶口、岗上、焦家、陵阳河等。大汶口文化墓葬的一大特点，是棺椁成套、器物成套，和中原等地差别大。周代的棺椁制度、鼎簋制度，就继承了史前海岱东方的礼制内容。
    长江中游地区距今5000年前是屈家岭文化，修筑了20座土城，主要是防水而非防人，其中最大是石家河城，是我本科实习的地方，一开始说面积120万平方米，最近我的同学方勤院长他们做了新的调查勘探，总面积350多万平方米，很可能是“江汉古国”的中心。屈家岭文化发现了几座较大的房子。澧县鸡叫城的大房子有600多平方米，是分间的。京山屈家岭的磉墩柱房子也有600平方米，应该是宫殿式建筑。按道理在石家河城应该有更大的宫殿建筑才对。石家河城目前也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大墓。湖北沙洋城河城址北部的王家榜墓地，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较大墓葬，随葬很多陶器，是“重富轻贵”的“江汉模式”。比较特殊的是同样属于屈家岭文化的河南南阳黄山大墓，一墓随葬200多个猪下颌骨，外边还有200多，明显的“炫富”。还随葬玉钺等，南阳本来就产玉。
    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下限也到距今5000年前后，牛河梁祭祀中心的规模更大，祭坛、墓葬更高级，辐射范围也更广，可能也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但尚未发现宫殿建筑，或许是以神权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