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华山、华夏——三者之间有关系吗？中华民族的称谓来自何处？

在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看来，仰韶彩陶上的玫瑰花图案有可能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起源。这件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彩陶瓶，让我们看到了华山脚下的仰韶先民绘制于6000多年前的玫瑰花图案与古羌人相遇的情景。

瓶口是一个圆雕人头像，披着整齐的短发，耳垂有穿孔，瓶身绘制着抽象的玫瑰花图案。从瓶口头像的发式来看，具有古羌人披发样式的特征。这件出土于1973年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遗址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蕴含的远古信息复杂幽深：它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文化盛开在华山脚下的玫瑰花的形象——它们有可能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来源，一方面又向我们提供了华夏文化和古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物证。

丨华山脚下的玫瑰花

华山脚下、黄河岸边，距今约6000—5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建造村落，垒筑属于家族的房屋；他们的房屋为方形，采用半地穴式，墙壁用木棍做骨架，然后用草拌泥填充；他们在屋内建造火塘，火塘为圆形。最重要的是，他们大量烧制彩陶，这是他们最日常的生活用具，有深腹曲壁的碗、盆，还有小口尖底瓶。在长达千年的时光中，他们的生活都沉浸在斑斓的彩陶世界里，弥漫着陶土特有的稳重又华贵的光泽。后来，当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黑陶从东向西传来时，他们又很快吸收了黑陶的烧制技术；于是，黑色的陶器也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

这群生活在华山脚下的人具有浪漫的艺术天分，尤其拥有丰富的艺术想像力，这从他们对花的情有独钟可以看出——他们在彩陶上大量绘制花的图案。这些图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覆瓦状花冠，一种是合瓣花冠。五、六千年后，当考古学家们细细辨识这些图案时，他们认为覆瓦状花冠代表的是玫瑰花，而合瓣花冠代表的是菊花。而且，考古学家还揭示出了彩陶花纹与这群先民身后的那座山的关系：正是这群喜欢用玫瑰花、菊花图案装饰彩陶的人，他们用“花”来命名矗立在他们身边的那座奇伟大山，称它为“华（花）山”。

为什么这些考古学家怀有这样肯定的态度呢？苏秉琦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家之一。在研究仰韶彩陶时，他特别深入地对植物学进行了考证，在认真研究基础上，他证实了一个重要的源流：玫瑰最早发源于中国，而其原产地就在华山、华县一带。也就是说，玫瑰虽然在全世界都留下了印记，尤其是西方的玫瑰文化早已超越了植物学的领域，似乎玫瑰天然起源于欧洲，但事实上，欧洲的玫瑰却来源于18世纪的中国月季与西方蔷薇杂交后的产物。

苏秉琦先生在仰韶文化众多特征中，紧紧抓住了这一个标志性纹样——抽象的玫瑰花。他认为这个图案在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中演变有序，有头有尾，更影响到大半个中国，是仰韶文化中最富有生命力的一种因素，与中华文化的起源息息相关。

的确，在甲骨文中，“华”即“花”；在《说文解字》中，“华”由花蕊和花蒂造型组成，本意为花朵。苏秉琦先生认为“华山”就是由活动在其山脚下的以玫瑰花图案为标志的原始人群而得名的，而今天我们自称“华人”，也应渊源于此。

丨一个前所未有的彩陶时代

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时期。当三门峡大坝宣告建设时，考古人员立即配合工程计划，着手对河南省陕县庙底沟的一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开始了系统发掘。没有料到的是，一个标志着史前中华文明发展里程碑，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仰韶文化遗址——庙底沟文化，燦然现世。庙底沟遗址是仰韶文化鼎盛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它携带着彩陶因子，以强劲之势辐射了大半个中国，卷动了中华史前时期的一次文化大融合，并与其他重要的文化类型相互作用，缔造出了文化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

庙底沟出土彩陶有着精美瑰丽的图案，其浪漫丰富的想象力，宛如史前中华先民的艺术思维在这里来了一次大喷发。中国一百年间的考古成果，清晰地显示出了庙底沟作为中华大地上一个史前文化高地的形象，它在6000年前产生了巨大的文化辐射力：东到海滨、西达甘青、南抵江汉、北越河套，都发现了受庙底沟影响的彩陶。这样一个扩散和传播的彩陶路线，就像庙底沟先民所钟爱的玫瑰花图纹一样——以陕晋豫交汇地带为花心，逐渐绽放在华夏大地，推动了史前时期其他文化的交融互契，在卷起史前中华大地上的一次文化大交流时，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彩陶时代。

苏秉琦先生说：庙底沟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那一颗，它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总根系的直根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

丨一场史前文化大交流

显然，我们可以从庙底沟那些缤纷四散的花瓣之上，看出中华文明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文化的流动与交融。

作为一个光彩夺目的文化中心，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带动了一场史前文化的大交流，在一个“中国相互作用圈”中，逐渐呈现成一个“最早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清晰地揭示出这条文化交流的轨迹：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呈‘S’形的‘西南—东北’向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麓上溯，至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与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实现了花与龙的结合，又同河曲文化结合产生三袋足器，这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在距今5000—4000年间又沿汾河南下，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再次结合，这就是陶寺。”所谓陶寺文化，其重要性在于开启了此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进程。

“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苏秉琦先生说。作为这个“民族大熔炉”的最重要的成果，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同燕山地区以“龙”为图腾的北方红山文化相遇，就拉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帷幕——这就是以华为名、以龙为徽的“华夏”的前身。所以，我们在“华夏”之上，分明可以看到一个史前文化共同体的形象。

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个披散长发的古羌人，也在6000多年前与“华山玫瑰”相遇了，它们把相遇凝固在一个彩陶瓶上，而地点是在远离庙底沟的甘肃秦安大地湾。显然，这场神奇而美丽的相遇，印证了那一场巨大的史前文化交流，以及那个曾经“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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