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成就，很幸运地挖到了一些居住遗址，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是比较早，也相对比较简单的文化。在这里挖出来的居住遗址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叫做红烧土，也就是有一块地方它的土质特别硬，这就证明当时已经有固定用火的地方。为什么土会特别硬？因为都固定在这里用火，高温把底下的地面给烧硬了。

另外，我们看到有日照东海峪遗址的房子，这个面积就比较大，而且有清楚的柱洞，柱洞围绕着一个叫做灶址，也就是烧灶、固定用火的地方，旁边还遗留有陶罐，在山东日照东海峪就出土了好几个房舍的遗址。

新石器时代房舍遗址

不过最具有历史说明力的毕竟还是西安半坡的居住遗址。这里出土的每一个房舍遗址都有柱洞，柱洞的作用当然就是要立柱子来支撑屋顶。另外房舍内部的地面都是下凹的，所以他们要进屋的时候是往下走的。半坡遗址有一个F1的大房子，这是整个遗址当中最大的一座房子，它有四个大柱洞，旁边还有小柱洞，经过考古学家重建，他们的大概居住样态并不是钱穆在他的考据里面所说的那种山洞穴居，而是考古学里面我们称之为叫做“半地下居”。“半地下居”比穴居少受到大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穴居的形式使得当时的人他们必须要选择比较高的地方来挖房子、盖房子。如果选了太低的地方，尤其是比较靠近水，太潮湿的地方，你一挖下去，那个泥水就冒上来，所以要有一定的高度才能完成这样的房舍建筑。

这里我们就碰触到了考古最迷人的地方，你要运用推论跟想象，扩充对于眼前考古事实的理解。从西安半坡挖出、并且去重建这样的房舍的样貌，我们能够进一步对那个时代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理解，或者是猜测呢？透过这样的房舍遗址，我们能够合理猜测：首先，当时西安半坡这个地方已经发展的农业，在发展农业之前，人类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不外乎是渔猎和采集，而不论是渔猎或者是采集，都需要很广大的领域才能够养活一个人，更别说要养活一家人了。

采集文化能采集到营养最丰富的食物，是像核桃这一种类的坚果。但是这种树例如说核桃树，它生长有一定的条件，所以今天你把这个地方的核桃采完了，不可能明天它长出新的核桃来。因此每一个人要活着，就必须要走到比较远的地方，要有相当大的空间，才能够采集到足够的坚果可以活下去。采集跟渔猎的生活因而就没有办法发展出定居的文化，也不太可能有人愿意花这么大的功夫去盖这样的房子。我们可以想见，在有限的工具条件底下，你要挖一个半穴居，还要砍木头、立柱子、做屋顶，这很不容易啊。没有道理花那么大力气却使得自己往来在采集跟渔猎地区反而要受到限制，更加的遥远。

那为什么农业就可以支撑这样的生活了呢？农业就是谷物生产的重大突破。人从原来靠采集所得到的营养转变为主要以谷类作为热量的来源，谷类最关键的特色就是“草本，一年生”，也就是说在同一块土地上今年种了，明年、后年还可以继续种。人类要发展农业文化，要依赖谷类为生。这中间有一项必要前提，在没有充分掌握火的作用之前，大部分的谷类作物都是不可食的。靠着用火把谷类加水，煮软、蒸熟了，人才有办法吃谷物过活。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有农业就必然要住在水边，因为需要水，还有必定要有火，也就是要有某一种形式的可以烧火煮东西的灶。有水、有火，可是如果缺了可以装水受热的容器，农业生活还是不能成立。在人类文明的起源当中，这是一项可能要花了几千年才出现的艰困的突破，那就是陶器的发明。

目前全世界考古遗址当中最早的陶器痕迹大约出现在距今一万年前，也就是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在全世界多个文明的起源地陆续出现了陶器。有了陶器，农业的条件才算真正成熟。所以我们看到西安半坡的遗址，我们就可以由此推论农业条件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成熟了，要不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居址了。

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与陶器

在关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当中，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是姜寨，姜寨遗址大约距今是在6500年前左右。它很重要的是一整个居住的村落全部被挖掘出土，所以我们不只可以了解个别居住的形式，还能够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生活的原型。在村落里面有不少的房子，房子有大有小，坐落在不同的方向，房屋群外围有一道壕沟，这是为了防止野兽侵袭而设置的。壕沟可以防大部分的动物，但是壕沟没有办法防一种最特别的动物，那就是人。如果要防人，就得要筑城墙。所以我们通常发现的城墙取代壕沟围在村落的外面，通常就表示住民感觉到的主要的威胁，已经从野兽变成了其他的人类。

新石器时代工具非常的有限，当时的工具是以石器为主，要用原始的石器工具造出像姜寨那样可以供人们长期居住的定居的这种村落，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姜寨的集体村落之所以存在，这么多户人家要住在一起，很有可能就是要挖外围的那个壕沟。用很原始的工具，如果是个别的人家，你没有办法独立地去挖防卫的壕沟，只有大家聚拢起来，才有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有了壕沟的保护，所以可以免于野兽的袭扰。另外在许多村落型的居住遗址都发现了可能比壕沟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那是火窑。火窑就是拿来烧陶器用的。那陶器也没有那么容易烧得出来，火窑要有火塘，要有火道，把要烧的东西放在里面。距今大约5000年前考古遗址所出土的火窑，跟当下现在我们一些陶器工坊正在用的烧陶器的火窑，在基本构造上没有太大的改变。

火窑中间是一个可以产生高温的地方，然后要有一个让高温可以通过的路径，借由高温将用泥土原料做成的东西把它烧了，烧硬了之后改造成为不透水的陶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可以相信，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来自于陶器制作的专业化。挖一个壕沟很难，同样的，要盖一个火窑，要懂得怎么样做火窑，让制造陶器的程序变得固定，而且有把握，这也很不容易。拥有构筑火窑能力的人，往往就能够吸引其他人靠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帮助他搭这个火窑，另外也就一起来运用这个火窑以及它的技术所制造出来、能够制造陶器的这个方便，这或许就是中国最早的小型、中型村落出现的另外一个原因。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各个遗址当中出现陶器的演变，还有陶器在当时人的生活当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例如说，在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器相对的简单，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们的功能。庙底沟陶器的重要性在于出现了平底的器型。之前的陶器一来是模仿大自然可以盛水的物体，例如说瓢瓜等等；二来，有它技术上的限制，所以几乎都是圆底的。这个显然是要把陶器给吊起来，从下面生火。这种形制的缺点那就是它站不住，所以人们渐渐突破技术限制，就产生了制作平底容器的动机。

除此之外，陶器的一项重大转变和技术突破是出现了三足器，这个中空的器皿下面做了三只脚可以腾空站立，让火从三足器底下来烧，就省了不用去吊那个器皿来烧。早期出现的三足器都不大，因为三足器也不好烧啊。牵涉到你怎么样让这三只脚和中空的主体可以黏合，稍微大一点就很容易捏坏或者是烧坏。另外一个重要的进展是出现了容器把手，不过在庙底沟时期，三足器还不多，有把手的容器也很少见。没过多久，各个文化的制陶技术开始有了长足的改善、成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因为我们现在有充分理由相信大汶口和良渚这两种文化是商朝商文化的重要前身。相对的，仰韶文化，尤其是河南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朝和夏人文化的前身。和属于仰韶文化圈的庙底沟二期相比，我们看到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最大的特色，那要花哨多了。

大汶口有更多不同形制的陶器，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陶器的模样越来越特别。

第二，以今天的陶工和烧窑技术回推，这些陶器烧制的难度越来越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大汶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我们真的不太能纯粹从功能角度去理解的陶器的形制。

越来越多无法在功能和烧制方法上找出道理的陶器，也就引发我们不得不假想，这些陶器对当时的来说应该有作为器皿以外的其他重要意义。陶器的出现和存在，本来是基于它耐高温，还有不漏水的功能性质，促成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让谷类作物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热量来源。可是至少在大汶口文化的时期，陶器扮演的角色好像就已经不只如此了。有一些陶器明显的很不好烧，看起来也很明显，也不太好用。那这样，为什么要花这个功夫去做呢？除非是在好烧跟好用之外，这样的东西还能够带给当时的人他们不一样的满足。

陶器的重要意义

这也不算太难理解，我们可以推想在那个时代，陶器是人和大自然分界，属于人的生活里最明显、最独特的拥有物。如果要在由大自然生产提供的东西之外，拥有一种不同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大自然去采撷的东西，陶器绝对是第一选择。当然在生活里还有工具，不过当人类可以做出奇特多样的陶器的时候，工具却还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所以和工具比较，陶器会是比较适合的原始财产形式。的确，最早的财产大概就是以陶器作为它的形式而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主张，生产工具的改变造成了生产力的改变，这是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然而看中国历史，从距今大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延续到距今大约3500年前，这几个区域在2000多年的时间当中，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并没有重大的变化，一直维持着以打磨石器作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可是各个不同区域在这2000多年却造就了多么不一样的文明啊！因此我们不能单纯从生产工具的改变去理解文明的变化，尤其不能用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变化。

越往东南走，陶器文化的发展就越惊人，很多陶器形制显然甚至要分开先做好几个部分，再把各个部分拼起来，放进窑里，烧成一个完整的器物。这多么耗费心力，多么耗费时间，更不用说过程当中一定会遭遇无数的失败。做出来陶器花了这么大力气，多了这么多的功夫，好像并没有增加什么特殊的功能啊。因此就无法忽视的事实是，陶器在这里脱离了生活上简单的必需品的地位，也不再只是谷类作物储存跟烹煮的附随品。再来，我们看，如果往西北走，又有发展路线不一样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在陶器的形制上面并不是很突出，但是陶器表面却有丰富的纹饰。花纹那么华丽，变化那么多，又来了，为什么？

在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当中，把同一个坑的陶器都放在一起，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陶器的形态样子差不多。在形制上面没有什么创意，可是几乎每一个陶器的表面，它所烧绘的这个花纹都不一样。纹样就更明显了，它完全不影响功能。所以费工画出来的花纹绝对不是为了要好用，而且这些陶器很多都是在墓葬当中发现，在这种情境下，我们怎么还能天真地只是把陶器当作器皿，只当作是有用、好用的东西，它们必然还有其他的意义。

今天我们会在各个不同的博物馆里看到的彩陶展览，最漂亮、最常被展示出的就是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陶器，它们又大又漂亮，而且上面还有花纹。但也就是这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陶罐真的是原本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吗？他们因为摆放在墓葬里而保持完整，而且从出土的状况看起来，很多甚至都不太像是有生活当中使用过的痕迹。

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猜想，不得不这样问：或许这些陶罐就是为了要放进到墓葬里而特别烧制的吗？考古最迷人的地方，正就在于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逼得你不得不去进行解释。我们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我们被迫去理解，至少到了大汶口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还有在它们后面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制造跟运用这些陶器的是“有思想”的人，他们一定有一些想法，他们有一些观念，他们有一些信仰，在他们生活当中就已经出现了超越于功能之外的种种考量。

如果要说思想史有什么样的起源的话，那我想中国思想史的起源就在于这些陶器到底代表了当时的人什么样的想法，从这里开始了中国的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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