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烧硬定型而发明了陶器，其后陶器的制作历经泥条盘筑和轮制成型，又由堆烧、穴烧到窑烧，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器物器形也日益丰富多彩，其中有碗、盆、釜、瓶、瓯、壶、缶、瓮等生活用陶器，也有砖、瓦等建筑用陶器。随着选料和制陶技术的进步，原始瓷器在商代开始出现，到东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瓷胎坚密，釉层光亮，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此后，古代的陶瓷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蔚为大观。如唐代的唐三彩、秘色瓷，宋代的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明代的宣德窑、成化窑、嘉靖窑，清代的郎窑红、粉彩器、珐琅彩等，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令人称奇；有的质如美玉，晶莹剔透；有的色彩斑斓，艳丽无比。这些都为成为“瓷国”奠定了基础。陶瓷本来是为实用而发明的，但随着质量的提高，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日益增加。如陶俑从祖先崇拜和殉葬的明器变为反映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的雕塑艺术，废弃的秦砖汉瓦被做成古香古色的砚台，大量的瓷器更是用作居室摆件和文房四宝，如花瓶、瓷尊、水中丞、印色池、笔洗、笔格等。

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其逐渐渗透到传统文化中并成为重要元素构成的一部分。如在汉语中，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逐渐与道德教化、安邦治国、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史记》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认为“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又如《汉书》记载董仲舒的对策，认为：人性修养如同制陶，“或仁或鄙，陶冶而成”；社会风尚“犹泥之在钧，唯甄之所为”，需要上层的引领。《后汉书》记载郅恽上书，认为天地“含元包一，甄陶品类”，即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众品者。《旧唐书》记载裴敬彝上书，认为制礼做乐可以“甄陶化育”民众，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瓦不但是建筑材料和用作砚台，而且成为表达历史事件的重要词汇，像国家兴衰、人心向背、战斗成败、形势变化等。如《史记》记载匈奴特点是“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汉书》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认为秦末暴虐，天下大乱，“百姓离心瓦解”，应引以为戒。《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认为“元纲即紊，天下土崩瓦解”，可取而代之等。

在文学方面，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赏玩，渗透到古人生活中，上至皇帝下至臣民，无不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对陶瓷的喜爱。如西晋杜预《荈赋》：“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晋人潘岳《笙赋》：“状黄色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唐代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陆龟蒙《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宋代苏东坡《试院煮茶》：“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张耒《谢黄师是惠碧瓷枕》：“巩人作瓷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人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金代赵秉文《汝瓷酒尊》：“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元代吴莱《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上皇天宝全盛年，花奴抱鼓踏御筳。……宋公守正好宰相，鲁山花瓷闻献豜。”明代王绂《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愁把相逢一笑开，广文今夕试新杯。浅深自是甄陶出，制作应从模范来。”王世贞《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饶瓷宣碗白于霜，鹦鹉螺兼翡翠觞。我欲按来成一钵，大罗天上贮三浆。”清代张英《柴窑酒碗歌》：“长安晴日秋窗暖，曹郎酒客秋窗满。持出床头旧酒巵，箧中碧色柴窑碗。”田雯《谢友人馈茶饼》“须臾蟹眼沸，薑盐非所宜。土花鹧鸪班，柴窑兼定瓷。”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蟾蜍砚、均窑碗、无当尊、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

在艺术方面，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陶俑自诞生起，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却又与儒、释、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孔庙、佛寺、道观、祠堂以及各类神祗建筑中的塑像，包括圣贤、菩萨、神仙、英烈和各类神灵，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据统计，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佛寺、道观、土地庙等，祠堂更是为数众多，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成为古代的一大奇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

在历史的记忆中，陶瓷也物化为礼器的象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物品。如豆本来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陶制或竹制的食器，由于经常用来盛祭祀用带汁的食物，因此也被赋予了浓重的文化色彩，成为一种礼器。历代文献中出现了大量有关“笾豆”、“俎豆”等词汇，如《论语·泰伯》：“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意即有关礼仪的细节，由主管人员负责。《史记》记载汉武帝祭祀五帝，“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大将祭遵“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旧唐书》记载曹华为沂州刺史，“躬礼儒士，习俎豆之荣”。《宋史》记载抗元将领李庭芳“大修学为诗书俎豆，与士行习射礼”。《明史》记载大臣徐阶反对张璁减损祭祀孔子“笾豆礼乐”的主张。各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或国家如果崇尚汉文化，在祭祀典礼中使用“笾豆”、“俎豆”等，也在正史《夷狄传》中予以记载，作为一种汉化崇礼的标志。又如汉唐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使的瓷器成为欧亚非各国最喜爱的商品。欧洲各国宫廷和社会上层以收藏名瓷为时尚，东南亚各国大量贸易陶瓷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在17世纪，仅“海上马车夫”荷兰运输陶瓷到欧洲和东方诸国就达1500万件。同时，陶瓷也成为明政府朝贡贸易的赏赐品和清廷回赐西藏、蒙古等民族上层和国外贡使的珍品，据《明实录》记载，洪武、永乐年间多次赏赐东南亚琉球、占城、真腊和西域诸国陶瓷，洪武七年一次用陶瓷70000件在琉球交换马匹。《清会典事例》则记载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大量回赐荷兰、意大利、英国等国贡使瓷器的情况，从而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物质与文化交流。

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揉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集语言、文学、艺术、历史为一身，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璀璨的青花瓷也成为古代科技进步和高超艺术水平的代表，从而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崛起为世界性的大国，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复兴，提高民众的文化自信心，成为当前我们的迫切任务。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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