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24年首次由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发现得名，年代距今约5300年～4000年。

出土文物和专家研究表明，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以秦晋豫三省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又延续发展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向前未有的高度。

马家窑文化有马家窑类型、边家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马家窑类型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的泾、渭水上游，以及白龙江、湟水、洮河、大夏河、庄浪河和清水河流域。边家林类型、半山类型分布范围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但已逐渐西移。马厂类型的分布则更为向西。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经营旱地农业为主，大田作物主要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和兰州青岗岔的房址中。在青海柳湾墓地的许多墓葬中，也都发现有装在粗陶瓮中的粟。在房址和公共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铲、爪镰，其中有一种形制很特殊、一端刻成锯齿的镰刀，为马家窑文化居民所独创。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马家窑文化的氏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还饲养猪、狗、羊等家畜，这一现象是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的证明。虽然农业经济比较进步，采集和狩猎活动仍是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各遗址中大多发现了石镞、骨镞、石球等，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骼较多的是鹿，野猪等。在社会生产中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专业技术分工，原始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石器制造业、木工作业、纺织业几种。

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出土器物数量大，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

1949年出土于甘肃积石山县三坪村、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马家窑类型彩陶瓮，造型古朴典雅，雄浑优美，纹饰富有飞动气势，富丽流畅，制作精美，被誉为“彩陶王”。1973年出土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十五人分三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每组有舞蹈者五人，手拉着手，踏歌而舞，面向一致，画面构图生动，造型精美。马家窑文化彩陶不仅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源头，同时它源远流长地孕育了中国文化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它神奇辉煌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马家窑彩陶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是史前的“中国画”，是解读史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的无字天书。

马家窑文化遗存非常丰富，重要遗址有甘肃省东乡林家、临洮马家窑、广河地巴坪，兰州的青岗岔、花寨子、土谷台、白道沟坪。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等等。积石山县有新庄坪遗址、三坪遗址、庙咀梁遗址、崖头坪遗址、元山遗址等。

二、禹夏与马家窑文化

根据大量的古文献记载、出土文物和一些专家学者研究，古羌人是仰韶文化的参与者之一，当仰韶文化发展到中期，一批古羌人沿渭河、黄河西迁到甘肃、青海的黄河上游支流的湟水、大通河、洮河、大夏河等水域，积极开发当时一片文化空白的“甘青处女地”，既传承了晚期仰韶文化精华，还将发明种植粟黍技术带进该区，大力推进农耕生产，创造了黄河上游即西北地区最大文化干系—马家窑文化。

古羌人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羌族是繁衍生息于中国西部河、湟、洮、岷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古代文献中把羌人称为“氐羌”、“羌戎”、“西羌”、“西戎”等。从尧、舜、禹至汉朝时期非常活跃。“大禹出西羌”，“禹出大夏”，大禹是羌族人，大禹生于西羌，长于西羌，是古羌人杰出的部落领袖。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丁新博士研究认为：“龙山文化是如何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迅速取代了仰韶文化？从龙山文化进人中原的过程来看，不太可能是渐进的熏染，而是席卷式的取代。然而并非所有的仰韶文化区域都被浸染成为龙山文化区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支仰韶文化的继承者，远走他乡，来到黄河上游湟水流域一带发展成了马家窑文化。”[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1.]他还认为：“马家窑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一个迷，因为，马家窑文化所在的河湟流域本身没有文化基础能够发展出马家窑文化。……在仰韶文化消失的那个时间范围内，有一支继承着仰韶文化的人群在今天甘肃南部黄河上游的湟水流域扎下根来，并发展出了马家窑文化，这是非常可能的。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而来，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1.] 那么，马家窑文化与大禹、马家窑文化在甘青的消失与大禹治水有什么关联呢？丁新博士认为：“这样一支成熟的农业文明，在公元前2050年的时候却彻底失去了踪迹。这个时间刚好是夏朝完全建立的时间。其消失的过程应该与大禹洽水及其统治中原这个历史过程同步。其后，在其遗址上兴起的齐家文化，却被认为与马家窑文化没有本质上的继承关系。而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有着更加明显的继承关系。”[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52.]

丁新博士用大量的考古资料，通过论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齐家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夏文化之关系后认为：“炎帝与黄帝的时期是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隔绝2000年之后开始碰撞进而融合的开端，也即龙山文化的开端。随后东方大汶口文化迅速席卷了仰韶文化，成为各个区域的龙山文化。唯一一支没有被龙山文化影响的仰韶文化向西迁移成为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统治中原八百年以后，由于洪水的原因而趋于衰落，不得不请西面的马家窑文化前来帮助。在治水的过程中，马家窑文化在中原站稳了脚跟，这就是夏的建立。”[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127.]“远处西羌的禹受邀从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区东进陶寺地区，并在治水过程中掌握了中原控制权，继承了尧舜统治权力。”[ 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1.]他认为马家窑文化回到中原后成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从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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