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怀柔转年遗址，位于怀柔宝山寺乡转年村西、白河西岸第二阶地上。怀柔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之细石器、打制石器。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些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早期陶器时代遗址，以河北阳原于家沟最早，其次为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再次为河北徐水南庄头，最后为北京转年。近年，北京房山区镇江营遗址文化层下部，发掘出公元前7000年至前6000年的陶器时代早期遗存，被称为“镇江营一期类型”。

筒腹罐

遗存发现若干素面陶器，如红陶双耳壶。石器多以河卵石打制而成，亦属于旧石器时代。甘肃庆阳教子川十里坡底遗址出土的陶器，与晚更新世动物群遗骸共存于同一地层，该地层中的钙质结核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5290±500年（待验证），如果年代检验核实，那么这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陶器。上述陶片发现于自然沉积地层之中，均为红色，除一块较大且略显器皿形状外，其余多为5厘米×8厘米或3厘米×4厘米左右的碎片。

红陶双耳壶

庆阳教子川十里坡底萨拉乌苏组剖面，有上、下两层产陶片：底部砾石层中的陶片有的含砂，部分砂粒较粗呈砾状，成分为石英，制作粗糙。陶片厚0.7厘米至1.2厘米，内壁凹凸不平，表面有划纹和绳纹。贝丘遗址贝丘是远古先民在河湖海沿岸的一种居住遗址，特征是留存了大量古人食剩、抛弃的贝壳堆积日本称为贝冢。贝丘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所含贝类基本上分为海生和淡水两大类。有些墓葬中还发现货贝（就是黄宝螺）等，几千年前，先民便已广泛利用贝类用于饭食、器物或货币了。

货贝

华夏贝丘遗址南起两广沿海一带，北至辽东和山东半岛内陆河畔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广西南宁桂林、柳州一线（邕江流域）以及广东诸贝丘遗址。在长达几千年连续堆积的华夏贝丘遗址中都发现了在上述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类似的遗存，证明了华夏陶器时代第1期的持续发展和多元性、继承性。广东佛山禅城区河宕村的贝丘遗址，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发现三层的文化遗迹：中层有火烧土硬面、遗物和墓葬51座；下层为贝壳层，有密集洞穴遗迹、遗物和墓葬26座。

邕江流域

遗址中下层的年代距今3600年至5700年，出土了一大批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有上万件印纹相当丰富的几何陶片。它证明了几千年前佛山先民在陶器时代生活的延续性。广东高明市西北角的古椰遗址，可分为7层。陶器以夹砂绳纹陶为主，灰或灰白泥质陶的比例有所增加，器型有釜和泥质圈足盘等。第7层为黑灰色黏土，含大量木块、树枝条和少量陶片、果核、碎骨等。第3至7层的陶器具有明显差别，表明本遗址的文化遗存具有分期的延续性。泥质陶主要是圈足盘、钵等。

文化遗存分4个阶段，分别与水田区的第3、5、6和7层相对应。第一阶段的陶器均出自水田区的第7层，可复原的陶器为陶釜和带腰沿的陶钵等。陶釜为夹砂陶，敞口，球腹，颈腹结合处有一周明显的抹痕，腹部施垂直或左上至右下的绳纹和横向的弦纹或右上至左下的篦划纹，这些特点非常明显，在本遗址陶器上贯彻始终。第二阶段为水田区的第6层，器型有罐、釜、钵、钵形釜、圈足盘等。其中罐的变化不明显，但器型较第一阶段丰富，圈足盘内壁多见放射状的刮彩，圈足也多有镂孔。

圈足盆

第三阶段为水田第5层和坡脚区的第8层，可复原器物2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始出一定数量的盘口器，同时也出有镂孔圈足盘，但数量很少。第四阶段以第3至4层和山岗坡脚区的第6至7层为代表，陶器的器类趋于简单化，主要以夹砂的盘口釜、罐类为主，少见其他器型，但第四阶段出土的较多石器，与前3期有较大的区别。另外，人工制品中首次发现一定数量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木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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