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和丝绸一样，在中国古代输出品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与世界国的相互交流中，曾起过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陶瓷贸易的主要路线一条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陆路运销中亚细亚、波斯以至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国家。另一条是海道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达波斯湾，到达地中海直至非洲的埃及，这条海道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在过去的千余年里，中国陶瓷通过各种渠道输入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以及澳洲的许多地区，对这些地区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9世纪以后，即我国唐代晚期，中国陶瓷开始作为商品成批输出国外。唐代封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十分注意海外贸易，同亚洲、非洲、欧洲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往来都很频繁。唐朝的首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扬州、广州等地，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使臣、留学生、留学僧、商人的踪迹。唐人到外国经商的也不少。外国商人运来大量香料、象牙、珍珠、犀角、棉布等特产，用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日用工艺品，瓷器是唐代重要的出口商品。从考古资料看，在东北亚的朝鲜、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中东的伊朗、伊拉克、阿曼以及非洲的埃及等地区都发现不少晚唐、五代时期的瓷器，为这一时期中国陶瓷愉出提供了实物证据。

朝鲜是我国东北近邻，唐代中朝两国的关系十分密切。9世纪中叶，江苏、山东沿海一带出现了朝侨聚居的“新岁坊”。从考古资料看，朝鲜是最早输入中国陶瓷的国家之一，在朝鲜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唐、五代陶瓷。例如1973年在朝鲜庆州附近出土的一件唐三彩三足罐，蓝彩极美。此外，还出土了越窑青瓷以及长沙窑产品，其中在龙媒岛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褐斑贴花人物壶，十分精美。

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交往频繁。到了唐代，这种友好往来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正式派遣“遣唐使”，到达唐朝共有13次之多。唐朝政府也曾派遣使节回聘。通过使节交聘，两国政府互蹭礼物。“遗唐使”还在中国市场上大量购买各种物品，实际上起了贸易团体的作用。最初，中国陶瓷是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政府的，但由于日本对陶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于是，中国陶瓷作为商品而大量输入日本。

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有记载可考的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就有30多起，其中有的商人前往日本数次，例如唐代商人李邻德、五代商人蒋承勋、蒋衰等人多次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从中国去的商船，运去的货物中无疑地装载了陶瓷，中日两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

明州(今浙江宁波)是唐代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1973年冬，在宁波余姚江唐代出海口附近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在船上和附近发现大量瓷器，这批瓷器大部分是越窑育瓷，但也有千里迢迢远道运来的湖南长沙窑青釉褐彩瓷及少量黑釉瓷，同时发现的还有“乾宁五年六月(898年)”铭文砖和一件青瓷碗，内底有“大中二年(848年)”四字。从沉船出土的情况看，这条沉船上的瓷器很可能即是准备在明州港转海船运销日本、朝鲜时遇难沉没的。在日本和朝鲜，出土了大批瓷器，种类与器形，有的同宁波发现的一样。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中国瓷器运销日本、朝鲜的实物例证。

在日本，越窑青瓷的出土地点，目前已发现有50多处，器形以碗居多，还有壶、钗等，在奈良的平城京、京都的平安京和设有接待外宾机构鸿肪馆的福冈附近出土特别多。长沙窑瓷器在日本京都、奈良，九州的博多和久留米、种子岛以及西表岛等寺庙、居民遗址和古墓中都有发现。器形有罐、碟等。唐代白瓷在京都和奈良也有出土，其中以邢窑为多。唐三彩在盛唐时期已输入日本，在京都、奈良、福冈、冲之岛等地都有发现，一般都出自官衙、寺庙、祭祀遗址或贵族大墓，数量很少。因此，这些输入日本的唐三彩应是唐朝政府作礼品馈赠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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