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子稻米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实物资料。就目前学者所认可的观点来说，一般认为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稻都是从中国传入的。仅日本学者在论述中国栽培稻东传的路线上，就有北路、中路、南路诸说。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严文明教授则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中国栽培稻的东传路线最大的可能是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日本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在这一传播线路中，以往除了辽东半岛外，其他地段均有稻米标本的发现，此次在大嘴子发现稻米标本，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东传路线的可信度。伴随稻米标本的发现，人们还看到大嘴子当时农业生产的进步，其典型标志就是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

作为专用收割工具的石刀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多样，显示出生产工具的进步性。大嘴子遗址所出土的文物，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渔业经济的发达。陶网坠和骨钓针的出土数量较多，而且陶网坠的形制多种多样，显示出在制作工艺上的成熟。这些网坠的一个普遍特点是体积相对较小，重量相对较轻，当是用于较小的网在浅海作业。

钓针是两端有尖，中间带有凹槽的一种钓具。使用时，将鱼线系在钓针的中部，饵料穿在钓针的两端，在鱼食饵时，钓针随即顺着鱼的口腔滑下，待鱼张口向外排水时，钓针便会由于一端受到阻碍，方向发生改变，横别在鱼腔内，真是欲吞不进、欲吐不出。这种古老的垂钓方法，已被人们赋予新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言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在大嘴子遗址中，人们还发现用陶罐、陶壶盛装的鱼类遗骸，其数量竟达10余罐、壶之多，鱼头和鱼骨结构清晰可辨。

由此可知，当时人们不仅平时食鱼，而且还会将多余的鱼储存起来，或许此时的人们已经懂得了简易的腌渍方法。在遗址中，就发现一处堆积了百余条长度在10厘米至15厘米的鱼骸，周边的土质已呈灰白色，这似乎是因为盐分浸渗而造成的。大嘴子遗址坐落在三面环海的小半岛上，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为人们向富饶的海洋索取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在大嘴子遗址中，出现了石围墙这样的防御设施，并有铜戈、铜镞、石戈、石矛、石钺、石镞、石棍棒头等兵器。

这些说明，此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城的基本思维，且当时战争似乎已经很频繁，并具有一定的规模。这里发现的铜戈，就是古时征战的钩杀兵器。它虽然前锋已断，仅存援部，但从其痕迹分析，这件铜戈两侧不对称，援下侧斜而微曲，援上侧则弧度较大，器体横向微曲，两面中间偏上起脊，脊棱不高，直贯器上，当系合范铸成。这件铜戈，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最早一件带有地方部族特点的铜戈。显然，制造和使用这种铜戈的年代，已经越过了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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