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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

试析马家窑文化不同时期的生业模式——以师赵村遗址、林家遗址、鸳鸯池墓地为例

摘 要:甘肃地区发掘了多处马家窑文化遗址。分别位于甘肃东部、中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师赵村、林家、鸳鸯池三处典型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生产工具、动植物遗存,反映出彼此间在生业模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早期师赵村遗址以农业种植为主,养猪业很繁盛,狩猎采集经济占有一定的比重,畜牧业成分不明显;稍晚的林家遗址仍是以农业种植为主,家畜饲养--养猪业依然繁荣,畜牧业发展较快,羊这时被大量畜养,狩猎采集经济退居次要地位;晚期的鸳鸯池墓地则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生业特点。马家窑文化时期,河西地区的农业经济较甘肃东部、中部地区退化严重,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或与距今4500年-4000年前后气候环境变化相关。

关键词:马家窑文化;生产工具;农业;生业模式

作者简介:李萌,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马家窑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文化分布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约5300年-4050年[1] 。马家窑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一般认为马家窑类型(距今约5300年-4600年)、半山类型(距今约4600年-4300年)、马厂类型(距今约4300年-4000年),构成了马家窑文化前后相续的三个发展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发现马家窑文化共有400多处,发掘清理了该文化不同类型的房址有50余座,窖穴和制陶窑址100余座,墓葬1600多座,出土各类文化遗物约60000件,从而为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2]。

目前,经过发掘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较多,主要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东乡林家、永昌鸳鸯池、青海民和阳洼坡、乐都柳湾、民和核桃庄等。本文拟选择甘肃地区三处典型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师赵村遗址、林家遗址、鸳鸯池墓地,结合遗址中出土的相关遗存,就马家窑文化的生业模式及其地域差异问题试作分析。

一、马家窑文化典型遗址概况

师赵村遗址[3]位于甘肃天水市太京乡,分布于耤河北岸台地上,遗址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200米,总面积近20万平方米。发掘时间自1981年-1989年。共开探方214个,探沟一条,揭露面积5370平方米。发掘史前时期房址36座,窖穴50座,窑址6座,墓葬17座。出土了大量的石、玉、骨、陶器,还有很多动物遗存,种类众多,既有家养类又有野生类。遗址主要包括师赵村一期至师赵村七期,其中师赵村五期为马家窑类型。

林家遗址[4]位于甘肃临夏东乡族自治县东塬乡林家村北,处于大夏河东岸北端约2公里的黄土高塬上。发掘时间自1977年-1978年。发掘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共发掘房址27座,灰坑98座,窑址3座。各类遗物共计3000余件。其中各种农业、手工业、狩猎和生活用具,共计2000余件。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陶、蚌、角器等较少。发现有稷、粟、大麻籽等植物遗存。文化内涵以马家窑类型遗存为主,时间上要晚于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存。

鸳鸯池墓地[5]位于甘肃河西走廊永昌县东北河西堡附近,距离县城约20公里。自1973、1974年先后进行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89座。随葬器物中,有石器、骨器、角器、陶器和装饰品,其中陶器最多。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三类。生产工具有石制、骨制和角制、陶制,其中骨制最多,石制次之。生活用具中主要是陶器,有容器与炊器之分,也有少量的明器。装饰品分为石饰品、骨饰品、牙饰品,另有石雕人面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发掘出土较多的细石器以及骨梗石刃刀等复合工具。该遗址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二、马家窑文化时期师赵村遗址生业模式分析

马家窑文化时期,师赵村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农业工具要远多于畜牧、狩猎采集工具,农业工具中石刀的数量最多。史前石刀有收割、刮削的作用[6],与农业生产活动关系密切。另外,从陶制、骨制生产工具中也反映出农业工具要多于狩猎工具。单从生产工具反映的情况来看,先民们当时的生业应当是以农业为主。

据发掘报告中动物骨骼的鉴定结果[7],我们得知,遗址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动物遗存可鉴定的动物标本有1202件,其中猪骨数量有888件,占总数的73%-87%。家猪作为家畜饲养的对象,骨骼数量最多,另外牛、狗也是当时人们饲养的家畜。除上述三种家畜外,鉴定的野生动物种类有野猪、鹿、麝、狍、马、黑熊、狸、竹鼠、鼠、龟等十种。众多的家猪骨骼,说明当时养猪业的兴盛。然而养猪业的兴盛是以人们的定居生活及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高度发展为依托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猪是可以与人类争食的家养动物,只有在食物可基本满足人们的需要,并有所结余的情况下,才可能促使养猪业的发展。可见,马家窑时期先民的农业经济不仅占主体地位,而且应当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在粮食较充足的条件下,家猪成为他们饲养的主要对象,以此增加对肉类的需求。此外,遗址中还鉴定有10种野生动物遗存,表明马家窑文化时期狩猎动物种类的多样性,同时也反映出狩猎经济在先民的生活中应占有一定的比重。

对师赵村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较多的禾本科花粉中似有谷子的花粉。从样品中禾本科花粉数量变化来看,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类型有农耕活动,马家窑类型时期以后农耕活动更加发达”[8],则进一步证明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时期的生业模式是以农业为主,猪作为家畜饲养的主要动物,是肉食的主要来源。另外,少量的家畜牛作为畜牧业动物,反映出畜牧业经济此时所占比重并不明显。种类较多的野生动物遗存反映狩猎经济在先民的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成分。总之,此时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家畜饲养—养猪业繁盛,狩猎采集经济占有一定的比重,畜牧成分不明显。

三、马家窑文化时期林家遗址生业模式分析

马家窑文化时期,林家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多于畜牧、狩猎采集工具的数量,可见,此时以农业为主,并兼营一定规模的畜牧、狩猎采集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林家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细石器、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柄刀,细石器一般认为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关[9],可以用来加工肉食,割裂毛皮等,这种工具一般与骨柄相结合制作成复合工具使用,从而增加其实用性。因此林家遗址除农业为主外应当存在着更多的家畜饲养、畜牧或狩猎经济成分。

林家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经鉴定,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羊、鸡等,野生动物有鹿、野猪、羚羊、河狸、田鼠等[10]。可见猪仍然是作为家畜饲养的主要动物,较师赵村遗址不同的是,林家遗址出现了较多的羊骨遗存,“骨器基本上是用羊骨制成。仅见一件石矛,绝大多数镞均是骨制品,数量为石刀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表明,狩猎业已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种植农业及饲养业,其中主要是养羊业已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经济部门”[11]。可见,羊成为这一时期畜牧业中的重要动物。另外,从野生动物遗存鉴定结果可知,此时野生动物种类(5种)相比于师赵村野生动物种类(10种)要少很多,这或许与家猪饲养、牧羊业的发展相关,从而使得狩猎经济的需求有所降低。

林家遗址F8的陶罐中发现了炭化的大麻籽,这种大麻籽不仅可以食用,且可以榨油,纤维还可以捻绳、织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手工业生产活动的必需品。林家遗址还发现不少用于储存粮食的窖穴,在窖穴的底部发现有少量稷及其灰白色朽灰。另外,在F20、F8还发现两种颗粒较小的植物标本,经鉴定为粟粒。值得一提的是H19,坑底有大量炭化的稷,部分穗头、谷粒、枝干保存甚好。穗头上还带有较长的细枝,捆成把整齐地堆放于坑底,总量达2立方米左右。发掘者观察认为,古人是利用刀类工具将稷的穗部进行收割的[12]。这种锋利的刀类工具在林家遗址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丰富。从质地上分,有石质刀、骨质刀、陶质刀;从器形上分,有长方形凹背刀、长方形弧刃刀、长方形平刃刀、半月形刀、缺口平刃刀、缺口弧刃刀、带柄石刀。遗址出土石刀209件,多通体磨光,穿孔多靠近刃部,从而便于系绳使用。可见这时期,农业工具在加工技术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而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先民的生活中不仅增加了麻类经济作物,而且粮食已了大量的生产和储藏。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此时的林家先民仍以农业种植为主体,同时,家畜饲养仍然延续着师赵村先民养猪业的繁盛。不同的是,这里的畜牧业发展较快,羊已成为林家先民畜牧的主要对象,在林家先民们的肉食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遗址中大量的细石器和石刃骨柄复合工具也表明了这时畜牧业的繁荣。另外,狩猎采集经济此时当退居次要地位,或仅作为食物来源的一种补充方式。

四、马家窑文化时期鸳鸯池墓地生业模式分析

鸳鸯池墓地[13]出土的农业工具远少于畜牧、狩猎采集工具。墓地中发现有相当多的细石器,仅在M122人头骨旁就发现200余件细石叶、细石片。有的细石叶镶嵌在骨刀柄上,有的脱落而置于刀柄旁。有些细石片作刮削器用,并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些细石器以及石刃复合工具的使用,与畜牧、狩猎采集经济密切相关,表明畜牧、狩猎采集经济在这里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在189座鸳鸯池墓葬中,仅见石刀8件,石斧1件,石锛1件,大量的细石器、石刃骨柄复合工具,仅有的2件陶纺轮,随葬的陶器一般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10多件,且普遍使用单耳陶杯随葬,显示出手工业、制陶业、纺织业的颇不兴盛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色彩[14]。

当然,在墓葬中我们也发现有粟粒的存在,如M134的陶瓮内就装有粟粒,粟是先民们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永昌鸳鸯池地处河西走廊,这里尽管干旱少雨,但在绿洲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且草原广阔,畜牧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永昌鸳鸯池的先民过着一种半农半牧的生活,呈现出农业、畜牧业以及狩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方式的混合形态。

五、结语

通过对马家窑文化三处典型遗址的分析,我们认为马家窑文化在“西渐”的过程中,其生业模式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空间都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

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师赵村遗址以农业种植为主,家畜饲养—养猪业繁盛,狩猎采集经济占有一定的比重,畜牧成分不明显。稍晚的林家遗址仍是农业种植为主体,同时家畜饲养方面仍然延续着师赵村先民养猪业的繁盛。不同的是,此时畜牧业发展较快,羊已经被大量畜养,而狩猎采集经济成分进一步降低。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鸳鸯池墓地则是半农半牧--农业、畜牧业、狩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方式的混合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家窑文化早期东部地区的师赵村遗址与中部地区的林家遗址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养猪业和牧羊业不断发展,而到了马家窑文化晚期,河西走廊地区的鸳鸯池则显示出农业经济的衰退,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研究表明,甘青地区在距今4500年左右,环境逐渐恶化 ,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冰期气候变化更加剧烈,年平均气温降低3-4℃,降水大幅减少,在这之后,甘青地区出现的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都是以游牧经济形态为主要特点 。若以此论,气候环境的逐渐恶化,应是造成马家窑文化晚期鸳鸯池墓地在生业模式上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本文讨论的三处马家窑文化遗址,虽然不能全面概括马家窑文化不同时期的生业特点,但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大概可以看出马家窑文化由早到晚,从东向西发展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生业模式的变化,由此或可窥见其大概。

注释:

[1]严文明:《马家窑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01-305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05-106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1-161页。

[5]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6]安志敏:《中国古代的石刀》,《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

[7]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的动物遗存》,《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35-339页。

[8]赵邡:《甘肃省天水市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340-346页。

[9]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90页。

[10]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1]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著:《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1页。

[1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1-161页;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1984年第7期。

[13]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4]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著:《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9页。

[15]吴文祥、周扬、胡莹:《甘青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新石器文化兴衰》,《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

[16]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严文明:《马家窑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5、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1984年第7期。

6、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

7、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文物普查队:《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8、安志敏:《中国古代的石刀》,《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

9、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

10、苏秉琦主编,张忠培、严文明著:《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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