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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啸:临洮你好

师 啸:临洮你好

作者:师 啸  来源:一点定西网  发布时间:2015-02-14 08:53:30

我曾用“三个一”向外地人介绍临洮:一条河——洮河;一个罐——马家窑陶罐;一个人——美女貂蝉。

其实,在随意的介绍之后,我的情绪变得凝重起来。我并非临洮人,生我养我的故乡虽不曾有半点的淡忘或远离,却在日渐漫长的劳顿中与曾经工作的地方的交密慢慢地深厚了起来。如今,回眸和审视我工作过的临洮小城,想起在无数个忙碌之后的黄昏走向城市的山头,或在无数个喧嚣过后的夜晚守望星空的情景,感觉却如深秋带着野屲的清香山风,裹卷着我兴奋的神经,扬起了思辨,让我飞翔……我确实有许多时日不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了,即便先前在走过许多古城、沙漠、小镇的时候,将目光扫视了它们的前世今生,但那仍然是漂浮在古镇上空的烟雨,除了内心情感的寄托之外,少了厚重,少了审辩。对临洮却不,在又一个秋日的黄昏漫步洮河岸边的时候,我的思絮飘得很远、很远,我的目光看得很近、很近……

五千年了

历史和未来一样深不可测!

如果不翻开历史厚重的页码,不深掘地下神秘的陶罐,怎么可能把这片泛着枯黄气息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五千年的时空相链接呢?

五千年,是华夏文明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幅长卷,它因渗透着远古文化的基因而与众不同。每一个龙的传人都会因此而充满自信。临洮的五千年不也正是华夏文明的一滴水珠吗?当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拿到《临洮五千年》这本十七集电视片解说词时,一下子不忍释手了,为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为许多精彩的文化碎片,更为这片土地真正深藏已久的文化故事。五千年,贯通于华夏大地的每个角落。而在临洮,我仿佛能够听到一位巨人从远古款款走来的沉重足音,以及荡涤在洮河两岸的恒久回响!

我想,历史给我们后代所能够带来的,除了文明的范本之外,更值得品味的应该是所有的文明形成的壮烈过程……

距今四千九百年前后的战国时期,雄踞西北的秦国可能已经做着俯视中原的梦想。为了梦想成真,秦献公开始了稳住后方的西征历程。很快一群被称为狄、戎的氏族部落被统治或者被赶走。从此,在洮河岸边有了一个新的县置——狄道(公元前384年)。《后汉书.百官志》说:“县有蛮夷曰道”。狄道显然居住着以“狄”为主的少数民族。也从此,这个现在被称为临洮的地方历经两千三百多年设县而无有变更,在中国罕有其地。

当年的狄道,东连中原,西控河湟,北拒匈奴,南通巴蜀,堪称西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实,这个县置最为关键的是地域要害。西望崇山峻岭,山脉中蕴藏着畏畏杀机;北瞭漫漫荒漠,时不时的能听见马踏戈壁的阵阵寒啸。它的重要作用从一开始就是守边。在疆域逐渐西扩并显稳定态势的时候,秦昭王不失时机地设了管辖二十二个县的陇西郡(公元前280年),郡置狄道。五百年后,魏文帝时期,国力显衰,边疆骚扰不断,陇西辖区缩小,并几近无暇西顾,于是,陇西郡置向东退撤到襄武(今陇西县)。尽管不再是郡置所在地,但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已经在历时五百年的时空交汇中得以固化,无以替代。综观这段历史的全貌,临洮地域位置的基本走向是,天下太平了,她是连接东西南北的贸易要道,无论丝绸之路,还是唐蕃古道,群群商旅,阵阵驼铃,在临洮的大街小巷留下了遁足歇缓的身影。战乱一起,这里便马蹄声碎,残阳如血,月夜挂刀,城头变旗,尘土飞扬中,尽显厮杀本领。

沧海桑田,岁月悠悠。从秦献公开始至今,在两千多年从未变更“狄道”县名的(除王莽13年改“操掳”外)这片土地上,所经历的历史印痕,无论是壮怀激烈,还是狗苟蝇营;无论是欣欣向荣,还是肃杀萧条;无论是仰天长啸,还是悲恨情仇,都会在陈旧的书页里找得到笔墨的印迹,这些已成为历史的东西,被后来的人们并必将继续被后来的人们反复阅读。阅读它,仿佛听得见祖宗的告诫和劝慰,听得见祖宗对不幸往事的喃喃自语,听得见祖宗对一代代后人的祝福与爱恋……

祖宗万岁!

我于是想起一串串问题。祖宗的祖宗在哪里?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存着?那些从远古走来没有文字记载的先民们,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样的生活痕迹?几千年来,这里的山脉走向没有改变,河流也未曾改道,祖先在同样的山梁沟峁间是否有过对生的渴盼和对死的恐惧的奔走呼号?或者有过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很久以前,究竟哪个时期的先民生活安宁?又有哪一时段的先民死于没完没了的群斗?……

向远古延伸的历史令人神往。

从秦献公开始再往前推两千六百年,便是距今五千年的那个时空了。

狄道设县之前的历史,文字记述十分有限,但关于这片土地大概的走向可以还原成简单的轮廓。我把时间倒推了一下,看看临洮在那两千六百年的基本脉络。

公元前765年,秦文公居西陲(甘肃天水西南)——临洮要么辖于秦国,要么是离秦较近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

公元前960年,周穆王西游至昆仑山,在赤水河畔,见西王母——昆仑山在新疆南部,赤水就是和田河和叶儿羌河。周穆王能游那么远吗?若真如此,那么从陕西长安到新疆的广袤疆域,至少应该是平安无事了。那么临洮当然不该例外。

公元前965年,周穆王征犬戎。《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王乃西征犬戎,获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今甘肃东部)”——戎狄似乎一直生存在临洮,这就不难得出,周穆王西征的地域包括临洮的结论了。

公元前1066年,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不食周栗而亡——如果首阳山真的是渭源的那座山的话,那么临洮也应该已经在西周治理下国泰民安的了。

公元前1099年,文王治周,西伐犬戎,攻灭密须(今甘肃灵台)——显然,在这个时期临洮仍然游离于周的国土边缘,时不时的会与周有些摩擦。

公元前1271年至前1213年,商武丁用兵四方,东征夷方,西击羌方……——西羌应该是包含临洮在内的一片疆土。

公元前1562至前1511年,《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商初时候,汤的势力已经远达黄河上游。临洮或许也在其中。

公元前1988至前1979年,启即位后,西方同姓诸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这里的西方是哪里呢?扈的辖区是否包含临洮?不得而知。

我能够梳理到的脉络大概就这些了。那么距离五千年的那个历史时点还有一千年的空白,该是何种情况呢?

那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时代!

我曾经独自行走在马家窑村的遗址上,双脚踩踏着祖先休养生息过的地方,心生无限感慨,为无与伦比的彩陶艺术,更为曾经在这里流淌着的远古文明的血脉。为我能够看到的人类童年的课件,更为或许在心底间与远古先民默默的对话。临洮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地名或县份,其厚重的文化丰富的艺术连同这里不断折射出的关于生灵求存的勇敢,都将是一幅百读不厌也永远读不完的人类史长卷。我不敢说在这里能找到中华文明的源头,但可以肯定,这里会是华夏大地生生不息演进文明的重要支脉。拥有它,让人沉思,让人顿悟,更让人辗转反侧,不能自已。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同样在临洮境内有了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

把这两类文化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同样能发现那个时代的文明。

辛店文化出现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至前六百年间,这一千年跨越了整个夏末、商朝、西周及春秋初年的历史断面。

寺洼文化的出现比辛店文化晚了三百年,却多延续了一百年,一直到春秋末年才结束。这时期佐证了人类的青铜器时代。

学者认为,远古时期生存在临洮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羌族,后来向南迁移至四川等地。这或许在今天四川羌人使用和流行的许多纹饰能从辛店彩陶中找到祖型得到证明。而羌人之所以南迁的原因是否与商周战乱有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羌人担心的不是被掳掠,而是死后不能被焚烧,灵魂不能上天,于是逃向大山深处。辛店文化的墓葬遗址中,棺木内的骨头有被焚烧过的痕迹,由此可否推断辛店文化的族部就是古羌族人呢?无论是马家窑文化时代还是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时代,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文化产生的时间段是人类演进史上相对安宁的时期。

人类能有千年的安宁,这又是何等的令人神往啊!

是的,它真的有过这样的安宁,有过在这样的安宁中孕育成长的文化基因,也有过安宁之后人类开始追逐对生存之外的另一种境界的探索与思考。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我走进王志安先生的马家窑博物馆。

我从马家窑陶罐前走过,仿佛走向远古,走进殿堂,步入一个我不曾涉足的陌生琼宇。彩陶无语,却贲发着恐惧、逼扎、亦或冷峻、肃穆的气息,让人既不敢触摸,又不忍离去;既想躲避,又想拥抱。终于,我将目光扫向陶罐,以同样冷峻的眼神对视着、对视着,我嗅到了远古先民的气息——在那个下午,与一位文化老人一起……

谁能想到中华龙竟然起源于马家窑陶罐。先民对蛙的崇拜不难理解。远古时期洪水泛滥,时常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大禹治水就是那个时期的典型写照。但大禹只有一个,水患却频频发生,于是人们开始把对自然的敬畏与可以在水陆生存的青蛙相联系,便有了蛙崇拜,在陶罐上就有了蛙的造型。造型十分简单,一条线条代表身子,两条曲线代表双腿。开始竖着画,叠两层三层四层,后来,机灵一动,横着画,画一圈长线,无数条腿向两边伸展开来——龙的雏形诞生了。钱江东先生曾经在《文汇报》上系统地论述了从蛙到龙的演进过程,而张明华先生持不同的意见,两个人的争论多少带点火药味。我同样在《文汇报》上看到过王志安先生写的《也谈蛙神,中华龙的起源》一文。争论归争论,我却固执地确信中华龙就源自马家窑彩陶。我因此而为临洮骄傲。

谁还能想到古朴的阴阳思想也起源于马家窑陶罐?许多人对“万”字符号感到既好奇又神秘,佛教用它,早期基督教的拜占庭艺术也有它,纳粹党的党徽也是它,中美洲的玛雅人、北美的印第安人都有这个符号。它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呢?在马家窑陶罐上,这个符号非常清晰的表现是对太阳神的崇拜。太阳在轮回旋转,它出现了地就白了,它隐去了地就黑了,黑白在轮回,生命在轮回,于是人们开始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到何处去”这样一些朴素的哲学命题。五千年的先民,或许并不是如今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原始”,其思想的升华也或许并不是“启蒙”阶段,至少在陶罐上所反映的思考已经足以让人联系到哲学的价值。这是马家窑的自豪。

南京大学的李曙华教授这样评价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时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而作为象思维典型产物的彩陶,就成了解开这个时代的唯一天书,是这个时代的唯一见证,也是我们今天追寻文化之根的重要途径”。

五千年,临洮从马家窑那里一路走来。

那么,五千年的历史带给临洮的是什么呢?

我的远方的朋友来电话,说想到马家窑看看,我沉默了一会说,暂时别来。因为我不忍心我的朋友带着虔诚带着憧憬看到的是一座黄土山坡。与其他地方的文化遗址相比,马家窑未免太寒酸。譬如陕西半坡、临潼姜寨、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这些遗址为什么会保存完好又游人如织呢?文化是人类共同演进铸就的命题,世界是以文化为纽带来交流对接,民族是以文化为基垫来沟通包容,地域是以文化为背景来汇合流通。文化从来就站在高层俯瞰世态的变迁,无论你重视与否,关注与否,都相伴着走在从过去到未来的路径上。临洮政府提出“文化兴县”的战略构想可谓切中要害,针对马家窑遗址的修建规划也在其中。应该欣慰这样的构想,因为马家窑不仅是临洮这座城市的名片,更是从洮河流域向外辐射的文化光焰。

当年,马家窑的先民们在陶罐上描摹一幅幅远古中国画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五千年以后这样的罐子已经成了商家炒作从中牟利的商品。假如说马家窑彩陶仅仅是以价格形式存在,那么它的价值真的让人既无奈又担忧!在临洮县引进投资的文化产业中,有一个世界彩陶中心的项目,我与这个项目有过接触,那位戴幅眼镜显得聪慧的戴先生,跟我侃侃谈起过关于这个项目的远景构想。显然,这是一个从更高层面上把远古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的产业,普通的人们会在日常起居的生活当中融入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有对生活本源的诠释,有对生活走向的思考。当然,这个产业更多的是对华夏源头文明的接纳与传承。在与戴先生的交流中,我同样思考这一个现象,我从事金融行业,在与当地众多企业交往之后,我深为临洮的实体经济滞后而焦虑。我想,远在五千年前,马家窑人就开始从事农耕经济,从游牧到农垦的探索与实践何其艰难。远古先民的实干精神或许会给我们以启示,而生活在临洮的临洮人应该有这样的智慧。

当年秦献公设狄道县,将临洮载入了史册。同样载入史册的还有一项鲜为人知而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止从死”,即废除用活人殉葬。可以想象,在那个贵族当道的奴隶社会,秦献公的这一决策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在改革步伐不可逆转的今天,任何一项政策措施的出台,难道会不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吗?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勇气和坚韧,否则临洮的发展就象茶园的那群人一样,永远是慢节奏。

是啊!五千年,实在是临洮应该珍惜的资本和财富。

那年战争

五千年的历史时空,绝不会风平浪静,战争当然不可避免。

当我用欣赏的目光注视临洮这片土地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的战争。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忍受苦难甚至无端被杀戮的惨状肯定会时常出现。于是这片土地就不总是唐蕃古道或丝路要塞的那般令人神往了。

利用整整一个秋天的时间,我将足迹踏遍了凝固在临洮的战争遗址。我相信,我的探访绝不会给那年那些催命的战鼓注添些许气力,也不会给那年那些沉卧沙场魂魄无归的累累白骨点滴慰藉,甚至,我并不明白,我将脚步一点点向遗址挪动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总之,我去了,带着少有的心底苦楚和心灵拷问,去了!

秦长城;皇后沟;望儿咀;东峪沟;姜维墩;吕布城;廖化堡;哥舒翰记功碑……

这里已经没有了古代的辉煌,或者说找不到往日驻守征战的任何印痕。吕布城、廖化堡看不到半点踪影;皇后沟、望儿咀甚至连准确的位置都无法确定。姜维墩却是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影子。只有秦长城蜿蜒在三十里墩的山脉上,仍然看得出当年的不可逾越与雄浑气势。只有南街口那座哥舒翰记功碑,依旧是当年的那块碑,而周围的庙宇建筑却被火柴盒式的楼房所替代,“功碑”缩在那里,显得十分孤独,十分无助!

史书上所记载的这些遗址,大多在秦汉时期。从秦昭王开始设陇西郡之后的五百年间,这里显然没有安定过。战事的起源来自西部的羌戎等民族。可以想象,秦国之前这里本来就生存着以游牧或者刚刚农耕不久的羌人,他们或许安定,于是就有了这之前几千年的彩陶文明。如果没有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居所,彩陶的诞生就不会那么自由那么明丽。可是后来,这里的一切有了改变。首先是秦国的疆土向西延伸,这就有了反抗,有了杀戮,有了退守,有了占领,有了统治。战争就在“服”与“不服”的博弈中逐渐扩大。

当然,三国时期的战争,与边陲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大,只不过能够说明魏蜀征战中蜀国的无奈和尴尬。

三国之后,陇西郡的郡治由狄道迁至襄武(今陇西)——其实早在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羌汉战争时,陇西郡治就曾迁到过襄武,十三年后又回迁狄道——这次迁府的缘由比较多,诸如辖区太大,增设郡治等等,而比较可信的理由大约是退守。狄道这块地方实在令人不安,驻守起来也很不容易,与其不断的被侵扰,还不如退一步比较安宁。这当然又与当局无暇西顾守边能力不足有关。

但是,退守之后的临洮并不安宁。

退守之后,临洮大多时间都被吐蕃占领,吐蕃并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也没有与中原抗衡的实力,仅仅是以骚扰手段抢夺一些粮食牲畜之类,这样的骚扰实在令人心烦。唐朝便赶在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当年哥舒翰率大军征战洮河流域与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多次战争实属是忍无可忍的行动。“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哥舒翰赢了。唐玄宗很高兴,于是就给他记了功。据专家考证,哥舒翰记功碑上的字体还真是唐玄宗亲笔所写。可以见得,在临洮的吐蕃人还真是唐朝皇帝的一块心病。但是,这样的“记功”并不代表战事结束,无奈的唐朝皇帝又接连两次将皇室公主文成和金城远嫁于吐蕃,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历史后来被描绘得十分绚丽多姿,其实两次和亲所带来的安宁加在一起还不到四十年。紧接着战马嘶鸣,铁蹄阵阵,“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的景象又反复出现。

战争的灾难最惨烈的是草菅人命以及之后无数个家庭的悲酸命运。

战国时期,秦国的白起在打败赵国军队之后,面对四十万放下武器的俘虏时,采取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手段——活埋。我不知道这四十万将士被坑填的那个瞬间是何等的悲愤,但那四十万个家庭的忧愤人生可想而知。

发生在临洮的战事尽管没有白起那般惨烈,但同样不忍卒读!

简单的梳理一下,就可以看得到频繁战事之后所有亡灵回眸故乡的眼神。

东汉时期,汉羌长达五六十年的三次战争,“死者不可胜数”,“白骨相望于野”,人口锐减,偌大的陇西郡,人口只剩四十八万。

三国时期,姜维九伐中原,六攻狄道,在他于公元255年8月狄道取胜的那场战争中,使魏军“自相践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河者无数,斩首万余”,尸体堆积了几里地。

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8月,一支十万人马的吐蕃军与唐军战于东峪沟,双方伤亡惨重,最终吐蕃战败,死人数万,“尸体成堆,洮水不流”。

公元1130年,金军进犯临洮辛店古城,被兵马都监刘惟辅击败,斩杀五千多人。

清同治年间,狄道回民马云率部暴动,历时十二年之久,仅临洮死难者达十数万之多。左宗棠在平定暴乱之后说:“甘肃一省变乱十余年,被祸之惨甲于天下”。

……

还能再描述些什么呢?我的笔端已经不忍再记录关于死亡人数的任何战事了,它们如悲秋中枯黄的树叶,令人苦楚,令人心酸。倘若历史就是这样以一个个战争来延续,那么,我们宁愿回到原始社会,回到那个在马家窑描绘彩陶的人类童年时期。可是不能,我们面对的毕竟是历史的滚滚车流,顺其者昌,逆其者亡。当历史必须要以战争来续写一段的时候,那就别无选择,只能面对。

我觉得历史上的临洮如果说相对走向安宁的时代,应该与两个人有关,一个叫王韶,一个叫赵思忠。

王韶是北宋时期的江苏人,举进士客游陕西考察边事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份《平戎策》,详细阐述了“要解决西夏问题必先解决熙河吐蕃势力”的主张,得到皇帝采纳,遂被任命主持开通熙河事务。

为一举解决临洮及临洮周边的吐蕃势力,王韶准备了三年时间。公元1071年,对垒于临洮境内玉井镇岗观坪、三甲等地的决战开始了。两年后,宋军占领河州。于是曾被吐蕃占领多年的熙河、洮、岷、迭、宕六州全部归宋,至此,恢复了“安史之乱”以前由中原王朝控制的疆土。

王韶在临洮的时间并不长,但短短几年当中,他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等方略,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那段时间,他还率部修筑临洮县城。“狄道州志”所描绘的临洮古城就是从王韶开始修筑的,历经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等多个朝代,形成了后来城周九里、高四丈、面积四平方公里规模的古城。只可惜到今天什么也看不到了!

王韶在临洮还有一个历史性贡献,那就是招抚了一个吐蕃的重量级人物——木征。

唐安史之乱之后,吐蕃四分五裂,崛起于青海一带的赞普后裔角嘶啰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角嘶啰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原型。他的孙子叫木征。在王韶率部经略熙州期间,木征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意义深远的举动——率部归顺大宋。木征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皇姓“赵”,改名为赵思忠。从此,开始了临洮赵土司家族的辉煌史。对临洮赵土司家族的评价多高应不为过,因为这个家族自宋、金为开端,至元明为鼎盛,到1925年国民军入甘,取消土司制为结局,共计经历了五个朝代,历时八百五十多年,对临洮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结束战争、安居一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为王韶和赵思忠的历史性贡献而欣慰。在许多情况下,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而许多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却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毛泽东曾评价《水浒传》时带有讽刺的口吻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其实“招安”的目的无非是变“寇”为“民”,变对抗为合作。只可惜当年宋江在被招安之后,又卷入了另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或许赵思忠也有同样的宿命,他的后代大多投身武行,相继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只不过从此之后的战争基本远离了临洮,引向凉州、川北等地。

“孤村断鸡犬,林间雁声长”的景象谁愿再见?

去年夏天的一个午后,一场暴雨将临洮县城及两边的山色洗刷得清新而明丽,当一弯彩虹挂在空宇的时候,我突然来了兴致,去秦长城遗址看看。

据载,战国秦长城从临洮新添镇三十里墩洮河边的南坪望儿咀为开端。不多时候,我的双脚就踏在了这片土地上。远远望去,山色空蒙,一座座连接起来的山包间,隐约可见陈旧的地埂状土层,我一步步走进,湿漉漉的山地到处弥漫着雨后初歇的氤氲草香,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畅快,为自己能在如此清爽的空气中与远古往事接近;为自己终于有机会翻阅这部厚重的卷帙。这确实是一部永远也读不完的史书,我一步步接近,终于用双手抚摸长城墙体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那一层层黄土正是一页页承载使命的卷宗,是远古的祖先,不,是无数代人固守家园的见证。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我知道我读不完这部史书,甚至我根本就读不懂它,我只是在想,就在这里,在我脚下的土地上,不断变换城头旗帜的蹉跎岁月中,究竟发生过怎样悲壮亦或动情的故事?这里偶然发现的森森白骨,他及他的亲人演绎着多少人间悲苦和爱恨情仇?一切如烟,惟有这些凝固的历史,给人以无尽的怅惘与喟叹!

从这里开始,长城在临洮境内途经五个乡镇,约四十五公里,犹如起伏飘动的长龙伸向渭源。在这四十五公里的龙脊上,千百年来,流传着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传说以及与故事有关的地名。如“望儿咀”、“杀王坡”、“长城湾”、“长城岭”、“长城梁”、“万长岭”、“墩圪塔”、“娃娃垛垴”等。

譬如位于洮河岸边的“望儿咀”,相传当年,秦国太子扶苏的母亲就站在这里面对西方盼望儿子归来,望眼欲穿的母亲却等来了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从此,母亲所站的地方,就叫“望儿咀”了。这仅仅是个传说,我却宁愿相信它确有其事。因为这样的故事将一位母亲与战争联系在了一起,而这样的母亲应该不计其数。因此,这样的故事更值得回味和深思。

相比之秦长城,在姜维墩前,我却停下了脚步。我从史书上看到的姜维墩是一堆隆起的土堆,它其实是秦汉时期的烽火台,只因姜维数次攻伐狄道城时在此驻扎,而被后人称为姜维墩。我是想看到那个仍旧是土墩的烽燧,但是土墩已经不再,代之以一座崭新的砖瓦砌就的古城垛口般建筑。在这里,我沉思良久。然后转过身去,缓缓走下岳麓山。

相反,在临洮县城东侧离龙门镇不远的东峪沟里,我却独自一个人转悠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天天气阴着,似雨非雨的样子,周身被汩汩潮气包裹着。我走进东峪沟,是因为那里曾经是古战场。在临洮,除了城头内外的刀光剑影外,东峪沟曾经血流成河。我漫无目的的游荡着,关于这里曾经的所有古建筑已经找不到任何痕迹,惟有纵横沟壑的起伏山峦,想必仍是旧时原貌,而今只有它们能够见证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我仰望群山,仿佛看到那个庄稼尚未成熟的黄昏,十万吐蕃兵从兰州经渭河沿窑店向东峪沟疾驰而来,顿时杀声震天,吐蕃人以少有的神速在烧杀抢掠之后,带着战利品又迅速后撤。但并没有走远,而是退宿在距离东峪沟不远的大西沟。而就在当晚,唐陇右防御使薛讷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击战,先由太仆少卿王骏率七百精兵突袭大西沟。在黑沉沉的夜幕下,吐蕃兵不知底细,惊慌失措,一路西逃,企图绕临洮城向南奔去,却被守城将士堵截,被逼向北,到三十里墩边家湾渡口准备渡河时,伏兵四起,一场厮杀昏天黑地……

仍然是那个下午,在东峪沟里,我的思绪却飞向洮河岸边那几个为数不多的渡口。沿洮河向北,接近红旗乡的地方,有个叫崖家庄和甘家庄的渡口,多少年来,河西岸的东乡族人与河东岸的汉人往来贸易,相安无事。可就在1862年,临洮官吏却以盘查奸匪为由,不让东乡人渡河,这让几乎每天要渡河进行贸易交流的东乡人愤怒不已,于是引发了一场规模并不大的械斗。问题是当时的陕甘总督恩麟没有妥善处理事端,而是派兵进入回民村庄,不问青红皂白乱杀乱烧一气,还将临洮城内的清真寺悉数烧毁,同时烧毁了五百多座回民住宅,致使四千多回民受害。事态终于引发了回民暴乱,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历时十二年之久,遍及全省六十余县,几乎波及了西北各地,成为在临洮战事中距今最近的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乱……

往事如烟!

明代诗人王曰然有诗曰:

超然台榭倚云开,宝塔凌虚楼上台。

洮水远从天际落,星槎近向斗边开。

招魂塞曲余衰草,报目中原数几杯。

闻到文场今对垒,门墙高足已先摧。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从东峪沟走了出来,走进县城的时候,已是满天星斗了。

老子归来

相对于战争,老子的出现就平和多了。

好多年前,我在单位从事企业文化工作,无数次地绞尽脑汁都没有做出任何成果。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长春结识了全国企业文化的一位讲师,在聆听到他关于古典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讲座之后,我开始思谋这种可能性。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就从《道德经》中提炼出了有关企业管理的“八大意识”,并因此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的奖项。

我想把这个成果与大家共享,或许对图谋发展、正在转型、方兴未艾的临洮企业界人士管用。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与细”——细节决定成败的经营意识。

“见小曰明”——反映敏锐的市场意识。

“以天下观天下”——顾全大局的全局意识。

“慎始如终,则无败事”——始终如一的执行意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踏实地的工作意识。

“轻诺必寡信”——恪守诺言的诚信意识。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微杜渐的内控意识。

“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于人,己欲多”——回报社会的感恩意识。

其实,关于老子与临洮的关联故事,就是在我提炼“八大意识”的时候知道的。

老子之所以来临洮,与一个叫尹喜的临洮人有关。当年,老子李耳因为对周王室失望离周向西而去,周王室鉴于老子的影响当然不放,于是开始围堵,尹喜早就接到官文。一天早上,尹喜照例在散关巡游,却见一团紫气由东而来。不一会,一位白冉老人骑着青牛缓缓走近。看到这一情景,尹喜心中有数了。他毕恭毕敬地邀老人上座,上茶,然后要老人讲课。尹喜本来就是老子的崇拜者,这个时候,他决心已定,辞了关令,跟随老子一路向西,直到临洮。据说,老子跟尹喜在临洮只做了短暂的停留,紧接着又向西而去,到过茫茫戈壁,猎猎沙漠,在那里没有实现他寻找“圣人”的愿望。最后,在尹喜的一再请求下,这位沧桑老人终于又回到了临洮,驻足在城东的岳麓山上,直到“驾凤而去”的那一天。

有人说《道德经》就是由老子讲述,尹喜记录而成的。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老子到过临洮,又从临洮“飞”走了。

没有人敢肯定地说这是真的,也没有人敢肯定地说这不是真的。

历史真是一道难解的迷。但存在就是理由。历史的研究中常常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地名演绎等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也不做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固然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撇开“传说的历史”,其割裂的结果又往往会把历史的远古延续搞得莫名其妙。比如临洮岳麓山上的老子升飞处——“凤台”,许多人在听了有关临洮与老子的故事之后,仍然会问:是真的吗?

明代杨继盛在《自序年谱》中说:“此台相传为老子飞升之所,盖过函谷关而来,所传或言不谬云”。

郑鸿云先生在他2009年所著的《渭水中上游老子行踪初探》中,从“老子去周必西行入秦”、“老子西行入秦必出散关”、“老子入西戎意在访圣”等三个角度的考察,得出了老子到过临洮一带的结论。难怪隋炀帝西巡经渭源翻鸟鼠山去狄道时,诗兴大发“滔滔下狄县,淼淼肆神州,长林啸百兽,云径想青牛”。其实,民间地名的称谓及延续,更能说明问题。比如在羲皇故里天水麦积山区有“伯阳镇”;轩辕故里清水有“牛头河”、“教化沟”、“尹道寺”、“讲经台”;在渭源有五座老君山,四座老君庙,一座青牛观;越高城岭过关山约十公里处的村庄叫李家坪,又叫老子坪。解放初年,临洮道教有太平观、斗母宫、九华观、万寿观、北吸观、东奄、西奄、南奄、北奄等十处之多。列举这些诗词与地名,无非是想证明临洮果真与老子有关。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而留在临洮岳麓山上的这个“人”,却绝非等闲之辈。

神州上下,古刹名山,道观累累,可又有几个道场曾经留下过老子的足迹呢?

老子之于临洮,应该是临洮的福气。

但是,临洮之于老子,好像并不因此耀眼,或者说老子给予临洮的“光环”并没有得到真正放大,至少在更多老百姓的心目中,老子的足迹仍然停留在岳麓山上的伯阳宫里。

我曾经两次参加了由当地文化部门组织的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传说是老子的诞辰日)在岳麓山岰“升飞处”的祭祀老子活动。这是一座在原址上重新修缮了的道台,“凤台”两个繁体隶书大字镶嵌在砖砌的墙壁上,看起来已经很久远了。墙壁下面是韩正卿先生书录的《道德经》石刻碑。初春的临洮,暖阳初照,春寒料峭。我站在那棵固执地将遒劲的枝干伸向天空的梧桐树下,感受着成百上千学生齐声朗读《道德经》的震撼。这一刻让人激动,是一种久违了的亲切的拥抱!仿佛孩提时期的我,在渐黑的夜里,忍着饥饿,在家门口等到从山野里干完农活疲惫归来的母亲时,一下子扑到怀里,泪流满面。这样的祭祀太有价值,让人心生感慨,怀揣亢奋,为这些朗读的童声,为举香冥想的老者。

显然,这样的祭祀并不仅仅在于某种宗教的道场,而是延续了文化传承了文化,即便仅仅是一年一度的半官方活动,也至少会给朗读者以教化以呼唤以沟通,或许这样的活动或多或少带有功利的心态,但毕竟让孩子们手捧《道德经》,在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开启了一扇与老子对话的窗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这样的活动更加“宗教”一点,让每一位参加祭祀活动的人心目中有一座殿堂,有一位神灵,多一份敬畏,多一点虔诚。这样一来,老子就会嵌入到心灵,固化成行为,人便行之有“道”,为之有“德”!

然而,在岳麓山上仅存的或者说以后修缮了的所有道观里,被供奉的神灵几乎毫不例外地被老子的玄代晚辈占居着。这些神灵们曾经也是俗人,只不过巡了道的足印,以后世所仰视和崇拜的故事为依托,行走于超自然的生灵中间,终于修炼成仙了。只是我想,春秋时期的老子,怎么也不会将自己与后来神话传说中的太上老君相联系,也绝不会想到自己一定会炼出仙丹来,当然更不会想到五千言的《道德经》终究成了道教的“圣经”。如今,岳麓山上香火未断,游人稀少。望着那袅袅淡化融于空宇中的烟尘,我似乎觉得,游人的举动与宗教行为毕竟不同。指望让几个游人或旅游项目来拉动山脉生机,实在有点为难。“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岳麓山应该有老子才灵呀!那么,不要说甘肃人,就是在定西,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临洮岳麓山与老子的关系呢?从西汉道教兴起到今天两千多年来,道是老子,老子既道,天下道者无不称老子为鼻祖,仅此足矣!

在临洮,能够看得到老子印痕的还有李氏文化。李氏文化显然有其存在的根源与探究的价值。虽然,李氏文化与老子姓李有关联,但似乎并不关乎老子来过临洮,而是因为他的第九代孙李崇为陇西郡首而由此繁衍,形成了至今华夏李氏寻根的独特文化现象。半官方的老子文化研究会在近几年不断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在足够将老子文化由临洮推出之余,却始终没有摆脱“老子是否到过临洮”的这一没完没了的争论话题。这样的争论现在看来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老子本来就是世界的。1788年英国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把《道德经》带到了英国,罗马天主教教士波捷第一个用拉丁文翻译了《道德经》,从此《道德经》走向了世界,目前已经有四十多种译本。上世纪末,美国作家麦克.哈特在他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说道:“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在国外被广泛翻译和阅读的一本书就是两千多年前写的《道德经》”。前几年,《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据说,在世界性的作品中被广泛翻译的第一位是《圣经》,第二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了。余秋雨先生曾说:“《道德经》以极少之语,蕴极深之意,使每个汉字重似千钧,不容外借……这让中国语文进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圣哲高台”。就是这样一本巨著的作者,在中国除了“教”的老子外,又有多少人读过《道德经》?又有多少人懂得李耳?别说现代人,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在他的五十六万字的《史记》中,说到老子时也只用了四百五十多个字。

诚然,老子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遭遇着多舛的命运,却不说汉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境遇,近代以来老子仍然被人指指点点。一百年前,梁启超骂过老子。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更曾一度将古文化视为粪土,境遇实在有点悲惨。文革时期,在中学的课本上再也读不到什么古典文学了。我出生在文革初期,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见到唐诗是1980年我上初三,那年我十四岁,在会宁甘沟中学一座教室外墙的黑板上,我的语文老师写了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当年,我家在农村,距离学校要步行一天的路程,因此住校,却常常想念爸爸妈妈。那天下午课外活动,我见墙报前围了许多学生,凑过去一看,便再也不愿挪动脚步了。就是在那时候才晓得唐诗。回想起来,为什么从未见到过的一首诗,竟会将我如此吸引?这或许就是中国人的基因,虽不曾阅读,偶然一见,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便相融了。我确信这点。几千年的血脉不会因一时一地的毁坏和糟蹋而永远失去记忆。是的,不会。

近些年来的国学热令人欣慰,许多人原本没有读过原著,却能在国学热中被一些“心得”、“体会”所吸引,同样有着发人深思教化育人的功效。央视开辟的“百家讲坛”更是将过去在高等学府艺术殿堂里才有的智慧,直接传播到亿万百姓人家,真是“坛坛好酒令人醉”,国学也一下子象雨后斜阳冲出浓雾,普照在中华大地,非常清晰,非常舒适,弥足珍贵。

那么,这个时候,《道德经》所散播的光芒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吧!

也不尽然。

连国学大师林语堂也曾说:“《道德经》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而且毫无疑问这已经被一步步地变成了现实。比如明哲保身、事不关己、坐山观斗、渔翁得利等人在其位不负责任的心态和行为,正吞噬着“经典”的光焰,让眼前的世界变成“为己”的土壤。这种现象真的让人悲哀。然而,这些“为己”的人士是否知晓老子的这句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呢?

老子之于临洮,除了这个人名所能够带来的人脉资源外,对其经典的实践性运作也不应该落伍。“凤台”下韩正卿先生书录的《道德经》绝不应该总是成为游人的观赏品和提升旅游品位的装饰,至少应该在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有驻足的身影和回眸的眼神,有检讨的心境和思辨的意义在里面。

著名学者姚淦铭问三个孩子,你们知道“老子”吗?第一个说:老子是我爸;第二个说:老子是道观里的塑像;第三个说:老子写过《道德经》。好好想想,我们的孩子究竟属于哪一类?应该属于哪一类?

我们如今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来形容《道德经》,没必要再做什么解释。余秋雨对《道德经》的评价固然很高,但也同样只停留在一个学者的点评之列。重要的是我们以及几乎每年都要去几趟岳麓山甚至经常光顾东山农家乐的人们,对《道德经》里的文句有没有生活上的体验或生命的感悟呢?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一个国家如同烹制一条小鱼,要掌握火候,把握时机,不能随意翻腾。难道不是吗?中国现代以来的历次运动不都是以“乱”来结尾的?所以,国家领导人反复告诫大家“不折腾”!

老子说:“金玉满堂”。所以,许多店面的牌匾或表达祝福的语句都用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可是,老子在这四个字之后紧跟着又说了四个字:“莫能守之”。为什么这后面的四个字往往被人们所省略或忽视了呢?是物欲横流、拜金心态的浮躁气象使然。那么就听听老子的忠告吧:“曲则全,枉则直,少则得,多则惑”。

在我的居室里挂着一幅姬小平先生写的书法作品“上善若水”。读师范的时候才见到这四个字,却不明白就理。后来读《道德经》时遇到了,我把原文载录如下: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说实话,这么艰涩的字眼还真有些难懂。我翻阅了好几个文本的译文,便有了些感悟。“上善若水”是一种境界,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用在为人处世上似乎更有意思,比如要像水一样对自己定位,水从来不往上争,总是“处下”。宁可流淌在别人看不到小溪中,但最后流向大海走向成功的水。要像水一样随遇而安,盛水的容器无论大小方圆,水都会变成容器的形状,不留空隙,能伸能屈,能适应环境,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左宗棠的座右铭很有意思,“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不知这句话的出处是否与左宗棠读过《道德经》有关?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是这道理。

能像水一样吗?实在很难!

于是我想到了洮河,孔子早就说过一句话:“逝者如斯夫”。是啊,洮河流了亿万年,生活在洮河两岸的人一代又一代地消逝了,而洮河依在,河床依在,永远潺潺,无有停歇。那么,人生该有怎样的奋斗才是满足呢?或者说人生该以怎样的生命目标给自己定位呢?猛然想起一个故事,清康熙年间有位宰相叫张英,安徽桐城人,某一天收到家书,为一堵墙的事告邻居的状,张英看后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啊,凡事有道,凡事有度,要顺其自然,否则适得其反,过犹不及。对于名利,也是如此,绝不可以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损了自然,害了他人。绝不可以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择手段,丧尽天良。老子说:“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于人,己欲多”。老子给临洮的启示以及临洮之于老子的意义确实应该绽放光彩,这绝不只是岳麓山的“凤台”,更在于人心的造化。

老子归来。愿老子真的归来。

八思巴呢?

多年前,我去武威出差,好客的主人领我去了皇台,我走进了出土“铜奔马”的东汉末年的大型砖墓室,沿着长长的墓道一直前行的过程,我被似乎早已凝固了的空气所包裹,周身渗透着冰凉的远古气息,仿佛一千九百年前的古人,仍然守望在这里,一刻也不曾离开。当我的目光与散落在墓室一侧锈迹斑斑的铜像相碰撞时,怎么也无法相信那座美奂绝伦让世人震惊的“铜奔马”竟然是从这里奔跑出来的。

那天,我以同样的神奇走进凉州城东的白塔寺,漫步在密匝的佛塔之间,仿佛走进了白塔丛林,所能感悟的不仅是佛塔建造历史的不同寻常,似乎还有对自身灵魂的拷问。

在那里,我知道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萨迦班智达,一个是八思巴。

多年以后,我翻阅临洮的卷帙,不经意间一个名字跃入眼睑——八思巴。

八思巴怎么会与临洮有牵连?临洮怎么会有大元帝师八思巴的足迹?八思巴,这位传奇人物究竟与临洮的昨天有过怎么的交往?这些历史于今天于明天应该有如何的诘问亦或审视呢?

八思巴确实来过临洮,而且不止一次。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走进临洮县城东北角广福巷附近的宝塔寺,我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缓步跨进寺院,苍劲的松柏将并不宽敞的寺院遮掩,仿佛步入一座幽深、静谧的山林,让我周身感到肃穆、庄严,进而惶惑。跨进殿堂,举目仰望,我看到了八思巴,他神情活泼,泛着稚气,眼神写满自信。我双手合十,闭上眼睛……

南宋末年的中国历史,如同乡下社火里的折子戏,鼓点杂乱,不问唱腔,你方唱罢我登场,仿佛就图个热闹。但终究是该谢幕的谢幕了,舞台却渐渐变得宏大起来,新的大幕便徐徐拉开。蒙古人在将铁蹄踏过欧洲大陆之后,将马头的方向朝向了南方。很快,南宋苟延残喘的江山轰然倒塌。

元朝所统治的疆域非常庞大,当年的临洮相对安宁。而八思巴之所以能到临洮的原因,大约与这里的安宁有关。史料记载,八思巴到过临洮至少三次,第一次是1244年随着他的伯父萨迦班智达从西藏出来去往凉州时途经临洮,那年他才九岁。虽然仅仅是短暂的停留,但可以肯定当年的狄道在八思巴幼小的心底间留下了好的印象,这或许也为他以后驻足临洮埋下伏笔。果然二十七年后,八思巴离开首都去往西藏第三次途经临洮的时候,这位年仅三十六岁的大元帝师停下了脚步,这一停就是四年。这中间大约在1250年前后,八思巴随同忽必烈南征大理时,在临洮驻军休整,做过征战前的最后准备。

八思巴在临洮期间比较清晰的功业有两个,一个是主持修建了临洮大寺(藏语把临洮叫香衮,所以又称“香衮大寺”)。一个是著书立说。

在《狄道州志》中我看到了临洮大寺的原址图,位处县城东北角,呈“7”字形,紧挨着北城门和东城墙,占地一千多亩。这座大寺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它的修建时间早于夏河的拉卜楞寺四百多年,也早于青海的塔尔寺将近三百年。史料记载,当年大寺里修行的僧众多达数千人。仅此,足见其规模之大了。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站在岳麓山顶,注目临洮大寺的方位,想象着当年僧众如云香火缭绕的情景,想象着如今的拉卜楞寺和塔尔寺享受“圣地”般的境遇,便心生无奈的喟叹!可悲的是这座规模庞大的寺院,究竟毁于何时又因何而毁,却找不到半点文字记录。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临洮的不幸?还是八思巴的悲哀!

在临洮,八思巴浸注了不少心血。在主持修建大寺的同时,他夜夜秉烛疾书,完成了《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大幻变部坛城仪规》等一系列著名的佛教理论著作。今天临洮的宝塔寺西面有条小巷叫“经文巷”,它的来历或许与八思巴有关。

应该说临洮人并没有忘记八思巴。无论在民间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八思巴,无论一些佛事的主持究竟知道多少八思巴的故事,无论如今走过宝塔寺的香客究竟要了却如何的心愿,无论临洮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这位“圣僧”,仅就每年农历四月十二将八思巴神像抬出庙宇敲锣打鼓长号如虹行走大街小巷引得无数人驻足注目的情景,便足以让人感慨了。当然,这样的感慨还远远不够。

是的,仅感慨当然不够。

当年,我在凉州白塔寺时听导游讲,白塔寺毁于文革,改革开放以后,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到武威视察时,指令重修白塔寺。很快,白塔寺重建天日,但论规模要比初建时小多了。

白塔寺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元朝之前,中国的版图四分五裂。宋朝虽然完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但内外交困的国家形势从来没有消停过。以至到后来,西夏、北辽、金国等环绕在中原周围,虎视眈眈。完整的国土几乎不复存在。而西藏在这之前已经经历了整整四百多年的宗族战乱,在你来我往的争斗中,狼烟猎猎,民不聊生。而在西藏为争夺统治地位进行没完没了的漫长的内斗过程中,位于日喀则萨迦县仲曲河谷的白象岭上悄悄地底修建了一座寺院,正是这座名叫“萨迦寺”的寺院,诞生了一个西藏重要的派系——款氏家族萨迦派。到了蒙古人将铁蹄踏向欧洲的时候,萨迦派已经发展到了足以左右西藏各派争端的重要派系了。

蒙古与西藏最早的接触大约还是成吉思汗。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时就已经到过了印度北部和西藏的阿里地区。那条路线是从西域翻越昆仑山进入的,当时在阿里设置过都元帅,但实际的控制却没有完成。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孙们没有停止统一中国的脚步。窝阔台大汗在灭掉西夏与金国后,解决南宋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很快他们决定兵分两路直取南宋。一路由北往南正面推进,一路由陕甘经四川从西侧进攻南宋。这个策略当然十分高明。暂且不论正面的进攻如何推进,而从西侧的图谋显然与西藏有关。

当时,驻守凉州的西凉王阔端距离西藏最近。这个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征服西藏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眼前的西藏确实教派林立,非常混乱。从历史上看呢,西藏的混乱似乎成了常态,早在大唐时期,尽管有过文成公主与金城公主先后入藏的感人故事,但由于西藏本土的“苯教”与佛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得教派之间的杀戮极其残忍,曾一度出现过“禁佛”的极端事件。切不说统治阶层之间如何的攻防互补,其紧绷的神经何等疲倦,老百姓实在是不堪战乱的惨祸了。因此,当得知蒙古人的马队将踏上这片神奇的高原时,生活在西藏的人士其内心的惶惑、恐惧、矛盾、张望等复杂心态可想而知。

阔端非等闲之辈。他一面大兵压境,并取得了局部武力进攻的军事优势,一面谋划着和平解决西藏的进程。阔端向西藏的两派势力较大的藏传佛教领袖发出了邀请,一派是前藏的止贡住持,一派是后藏的萨迦派住持。前藏没有响应,后藏的萨迦班智达却如约而至。

八思巴,就在这个时候走上了历史舞台。

1246年8月,萨迦班智达携侄子八思巴经过近两年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凉州。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蒙古可汗窝阔台死了,蒙古内部为可汗之争也闹得不可开交。会盟的事也就稍稍往后拖了一下。可是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并没有闲着,白塔寺就是在那时由萨迦班智达主持修缮和扩建的。五年之后,萨迦班智达在该寺(幻化寺)含笑涅槃。

1247年4月,西凉会谈正是开始。

就是在这次会盟期间,八思巴结识了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忽必烈。

关于西凉会盟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许多史书上的记载都表达了相同的意义。会谈之后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从此中国中央政府正式有效地管理西藏。四分五裂的吐蕃从此有了归宿,仿佛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扑向了母亲的怀抱!

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八思巴奔波在忽必烈的帐篷与西藏广袤的山水之间。这期间,他的足迹便一次又一次地踏上了临洮这片土地。还是在忽必烈替代阔端率兵攻宋的时候,临洮就成了一个休整兵马、储备粮草的基地。一个值得提及的事件是,1253年,八思巴就是在临洮为忽必烈夫妇及二十五位他的家人举行了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忽必烈灌顶受戒,这在蒙藏发展史上是件大事。自此之后,八思巴成了忽必烈的宗师(之后又成了大元帝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或影响着蒙古王权。

七百五十年前由大都琼华岛广寒宫传出的声音依然响彻空宇:“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王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但这个王朝在仅仅存活了九十七年而突然崩塌后,却是以前所未有的驱逐状态迅速退回到了北部草原。

我曾在新疆喀什的莫尔大佛遗址前驻足良久。这座大佛以及遍及新疆的许多佛教遗址都见证了一千三百年前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佛教的何等辉煌。但之后,伊斯兰教以众所周知的方式征服了西域。令人疑惑的是,依旧信仰佛教的蒙古人在将整个西域占领之后,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突然改变了信仰,开始皈依伊斯兰教。我深为这位统治者的高明而钦佩,在我的文章《喀什,喀什》中,我对此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

这就是蒙古人,尽管在他们统治时期,对汉人的管制非常苛刻,但对宗教的包容值得赞赏。

在临洮北部的太石镇有两个村子,一个叫水泉,一个叫李家湾。水泉张姓居多,李家湾当然是李家了。据水泉张氏家谱记载,这两个村子的张李两姓原是一个祖先,都是元代宗室蒙古人后裔。元朝灭亡以后,鞑靼被追杀,为躲避灾难,这家蒙古人就举家迁到临洮与榆中交界处的马衔山,后来分家,老大到了李家湾改李姓,老二分在水泉,改张姓。而今,他们的后裔早已汉化,但每年清明两房头都要在马衔山祭祖扫墓。而他们每年春节社火的彩幛上仍然是蒙古人的狼形图案。当我翻阅这段历史的时候,内心泛起阵阵悲凉。我不知道历史上到底有多少这样无可奈何的故事在延续,也不知道这样的过程究竟会使多少人真正知道自己祖先的宿命。但是,民族间交融的过程倘若如此的话,真是不幸!

而这样的不幸在八思巴之前和八思巴之后或许一直存在。

我怀疑,建于七百四十多年前的临洮大寺毁于宗教的冲突。

说到宗教,我的笔锋不由自主地会触向伊斯兰教。

去年盛夏的一个下午,太阳很烈,我缩在办公室不敢出门,漫无目的的想着自己的事。有人敲门。进来三位戴着白帽子的男士,一看就是伊斯兰信徒。他们的来意是“化缘”(在伊斯兰不这么叫),想修缮一下“拱北”,缺钱。我邀请他们落座,很想和他们聊聊他们的宗教。这个下午我过得很舒适。烈日不再在心头泛起焦躁,窗外却有了芳草佛面的气息。我告诉他们,在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我呆了整整一个上午。当然,我非朝拜者,但步入其中,心灵便被感化,身处空旷、肃穆的教堂,心底间不由地泛起敬仰,为神灵,也为心中的道德。他们为我能去艾提尕尔清真寺而赞赏,而与他们的对话,使得我知道在临洮关于伊斯兰教鲜为人知的故事。

伊斯兰教传入临洮是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的事。有一位叫黑达耶统拉嘿的信徒从新疆喀什到了临洮,与当地田氏之女成家,生一男叫马守贞。这位马守贞便是临洮伊斯兰教最早的本土传教者。他传教五十多年,足迹遍布青海、甘肃、新疆等地。教徒达九万多人,仅在临洮就有三万多人。马守贞病逝于1722年(伊斯兰教称“归真”),葬在岳麓山下。二任教主在埋葬马守贞的地方修建了诵经堂、礼拜殿等建筑,称为东拱北。此后八位教主相继传权,发展信徒,代代繁衍,相安无事。到了第九任教主马云,因发动反清起义遭致失败,遭到清军镇压,烧毁了教堂和拱北。十四任教主在解放后又重修东拱北,文革再毁。改革开放后,第三次修建,如今成了临洮伊斯兰的圣洁之地。

于是,在征得三位同意之后,我去了东拱北。

我的感觉同样是心灵的净化和对神灵的敬仰。

这似乎是踏进所有教堂之后的独特感受。它能够真正把人的灵魂带到审判的天平上。

由此想到宗教的相处。在平凉崆峒山上有一个座庙宇叫“三神殿”,殿内的台基上一并排着三位神像,中间是佛祖释迦牟尼,两侧分别是孔子和老子。这座殿堂给我的感受是包容。任何一派宗教传入中国之后能够相融的佐证便在于此。但是,宗教之间的冲突却成了目前国际上无法调和亦或很难调和的最大难题。想到“十字军”东征的惨烈和犹太人回归的悲壮,无不让人因源自各自灵魂的神圣而忘我挣扎的呐喊,而喟然长叹!

八思巴当年以非凡的胆识和智慧把吐蕃土地上水火不容的宗教冲突得以化解,这或许应该是临洮值得记住八思巴的又一个因素。

不仅如此,还应该让教堂永存。让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等待自己的灵魂跟上来,与其默默的对话。让人们缓缓走进去,双手合十,聆听神灵对自己的轻轻呼唤。让人们暂时避开喧嚣的街巷,带着浮躁的心绪与肃穆、庄重的氛围来一次交汇。让人们无数次地审视自己,审视自己……

可是,八思巴呢?教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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