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承传，贵在创新——读《 槐园诗草》延及其他

吴　刚

王志安是我的乡友，我们结识已近20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他从创建“临宝斋”书画社起步，由书到画、从现代文化到古文化、从临洮到兰州，到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进行书画和马家窑文化的学习、交流和传播工作，可谓螺旋式上升，一步一个脚印。不久前他又拿出一部容量可观的《志安诗草》，将古体、新体诗几百首集于一册，准备公开出版。它给人一个感觉，志安不仅是书法家、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诗人，他将诗书画融为一身了，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阅历中一个不小的“飞跃”，一种可喜可贺的现象，也是他本人和临洮乡友的光荣。

我对诗书画都爱好，但都无研究。我有一个总的感觉，诗书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文化离开诗书画就难以很好承传，反之，诗书画的兴起给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认识和物质前提。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国画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诗歌特别是古体诗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我总认为，无论古体诗、新诗它都是一种思想的载体、情感的载体、艺术的载体，它所体现的、所反映的，所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见解、一种观点、一种情趣、一种景观、一种认同 ，纯粹的为诗而诗，为画而画，为书法而书法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无论诗歌也好，书画也罢，首要的或者说主要的是它的内容，它所传达、所表现、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社会价值、思想和艺术价值。内容决定形式，当然形式在一定意义上又会强化或美化内容。诗歌也不例外，古体、新体都是它的外壳，关键在内容。

志安的诗特别是古体诗内容丰富，基调健康，用词高雅，放射出时代的亮点和历史的印痕，它是发自内心的呼唤和感悟，而非无病呻吟或娇柔造作。老子曰“道法自然”。诗亦如此。发自肺腑，自然流畅，情景交融，应该是一首诗或一组诗乃至一本诗集应有的品格。志安的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他“激情释放的通道”。这个“通道”一端通自内心，通向“激情”，一端通向使他“激动和触动”的客观事物。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古文化的热爱、对“文革”苦难的鞭伐、对黑暗和旧事物的诅咒、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通过这个通道古体诗、新诗充分释放出来，体现出诗言志、歌咏言的自然法则。中国古体诗并非五四时一些人批判的那样不合时宜，而是大有作为。它简洁、凝练、上口、易传，是许多现代诗歌难以达到的。当然古体诗还有平仄、声韵、对仗等方面的要求，这也是必要的。但内容的丰富多彩，感情的真挚无暇，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过份强调平仄、对仗而忽视思想内涵的充实完善，将形式架于内容之上，那就是削足适履，是对对子，而不是写诗。

志安生长在临洮南乡，在极左和极右的岁月，一度失学，也坐过牢狱，是时代的风雨锤练和铸造了他，他的诗在追求“一枕秋风半生梦，淘尽泥沙始到金”的高境界。他对书法和绘画也极推崇和用功，也有相当造诣。他的书法尊古而不泥古，不是古人的重复，也不是一些今人自命不凡的胡涂乱抹，而是在久练的基础上溶进自己长期积累的对中国文字的理解和感悟，写得自然流畅，浓淡相宜，给人以遒劲大气生动之美感，如他自言“自从解破张颠意，笔下狂涛舞云龙”，也是一种新的追求。他的画少于书法，以花鸟为主，构图力求新颖，落笔适中，色彩和谐，也有一种“小康莫负凌云志，再借朱墨画春山”的不甘人后的意向。他的诗书画皆有很大成就，而他真正的成功我以为在于他对中国古文化马家窑文化的不懈探索。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考察后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它作为一处古文化遗迹已八十多年，多数时间处于尘封状态，直到二十世纪末，以王志安为首成立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才使它在相当规模上进入一个新的研究和弘扬阶段。志安及其同仁一鼓作劲，先后创建了马家窑文化博物馆，彩陶复制厂，编辑出版了《马家文化源流》期刊，并且开展了与全国有关研究单位和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做了大量考察、挖掘、研究、展示工作。他去年底在兰州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的发言，他写的研究文章，有相当深度，有的方面有突破性见解，受到社会和专家的好评。马家窑不再仅仅是发现古文化遗存的一个地名，而成为中国古文化遗存的主要代表者之一广泛传播，加入中国悠久历史的洪波向前涌进。

从王志安的古体诗词创作到马家窑古文化的研究中，折射出两种可喜的现象，使我又一次看到了历史和现实的闪光。从他的古诗词中我又一次看到了中华诗词崛起的信号。中华诗词源远流长，无一伦比，但它在“五四”时被一些人作为“封建文学”受到猛烈批判，有人认为它已途穷路末死定了。1949年解放后出现过一闪之光，不久又熄灭，但古体诗词的根系深扎在民族心灵土壤的深处，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抗日时吉鸿昌就唱出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五言绝唱，1976年四五运动中又出现“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的五言誓词，此时此刻没有比这种形式更能表达人们心声的体裁。改革开放后中华诗词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遍及全国。现在我的家乡临洮县有《临洮诗词》，省上有《甘肃诗词》，北京有《中华诗词》，大量诗词作品如春潮似春笋汹涌澎湃，飞快成长，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的必然，它已不约而同地成为人们弘扬传统文化，歌颂改革开放、小康大业和中华复兴大业，抒发内心丰富情感和追求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王志安的诗正是这大潮中出现的一朵可喜的浪花。尽管这个大潮中出现的有些诗词还不成熟，还有待于润色完善，但大潮已成，形势喜人，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高兴。

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马家窑文化挖掘和研究的兴起，再次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崛起，也宣告了文化专制和独裁历史的结束，宣告了民主文明和谐富强激流的快速形成。马家窑不是孤立的马家窑，它是中国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家窑文化研究成果所展示出的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身影和丰彩。历史是在继承中发展的，不是在断裂中延续的。那种毁坏民族文化，欺天灭祖，欺神灭教，妄图成为新一代人文始祖的独裁专制者，注定是要彻底失败的，因为它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心愿。王志安作为临洮乃至甘肃最早将文化与经济联姻，互补互助，相益发展的人，功在承传，贵在创新，他的精神是很可贵的，是值得总结和学习的。

中华诗词必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必兴：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技术更好结合之日，就是人类大同开始之时，就是更加美好的未来到来之时，让我们用心血和双手去创造、去迎接吧!

吴　刚　2006年10月21日星期六于兰州　

(注：作者为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地级离休干部，现任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界书画协会主席，曾任甘肃省杂文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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