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图案中，尤其是在器形较大的壶、瓮类彩陶的主体图案中，圆圈纹和所谓“蛙纹”占有绝对优势。《青海柳湾》报告作者对柳湾墓群中的845座马厂类型墓葬中所出的7500余件彩陶的纹样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在505种单独纹样中，“圆圈纹的单独纹样有414种，蛙纹的单独纹样有31种，其他几何形单独纹样有 56种。”[1]在柳湾墓地第564号墓中，陶容器有91件，其中彩陶壶、瓮有73件。在这73 件陶器的主体图案中，全为圆圈纹的有36 件，圆圈纹与“蛙纹”共存的有7件，全为蛙纹的有4件，全为折线纹的有20件，全为回形纹的有4件[2]。199号墓中，共有壶、瓮 20件，其中四大圆圈纹壶有15件，圆圈与蛙纹壶有2件，圆圈纹与波折纹壶有1件，折线纹壶有2件[3]。1290号墓共出陶壶18件，其中四大圆圈纹壶4件，蛙纹与圆圈纹壶4 件，蛙纹壶2件，折线纹壶5件，其他纹饰的壶3件[4]。圆圈纹是马厂类型彩陶图案中数量最多，变体种类最多的一种纹饰。蛙纹仅次于圆圈纹和折线纹。

在马厂类型彩陶中，为什么这两种图案会成为主流？他们反映的究竟是什么？

（一）

整体蛙纹是马厂类型彩陶图案中一种比较写实的纹样。这种纹样是在器物上方画一个大圆圈（圆圈内往往充填有其它纹饰），圆 圈下画一道竖直线，直线两侧各画两条折线纹，并在折线折角处画有数道短竖线，如柳湾578号墓中的四号瓮（图一，1)，555号墓中的16号瓮(图一，2）和民和县马聚源1971 年出土的盆（图一，6）等。人们一见这种纹样便会得知它是动物图案，并很容易使人把它与“蛙”或“人”联想在一起。

在马厂类型彩陶图案中，除去完整的 “蛙纹”外，还有没有圆圈纹而只有竖线两侧带有折线的纹饰。这种竖线折线纹因保留了完整“蛙纹”的基本特征，有的甚至与所谓 “完整蛙纹”的下半部分完全一样，而被人们也称为“蛙纹”或“变体蛙纹”。从名称看，人们已经对它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蛙”的图案。

马厂类型陶器上的彩绘图案基本上都是抽象的，就是这种比较写实的“蛙纹”，也因经过艺术变形而无法确知它到底是“人纹”， 还是“蛙纹”，抑或是其它什么动物的形象。但马厂类型的泥塑却是极写实的，而且塑的大多数是人像，如柳湾216号墓中的1号壶（图一，5)， 242号墓中的21号壶（图一， 3)， 1971年民和山城台出土的一件壶上都塑有人头像，柳湾墓地上还采集到一件人像彩陶壶（图一，4)。从泥塑形象分析，人应该是当时人们描绘的主要对象。把人做为装潢艺术的表现对象，不仅只是在马厂类型时期才出现的。在半山类型、马家窑类型，乃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都出现过人的形象。甘肃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瓶上的人头塑的生动形象，恰似一妙龄少女。大通县上孙家寨发现的舞蹈人彩陶盆的内壁上，画有三组15个做舞蹈状的人。

马厂类型的彩绘图案几乎都是对称的，一件器物的正面与反面，侧面与另一侧面都呈称状。正面是“蛙状”，背面也几乎都是同样的“蛙纹”；一侧是圆圈纹，另一侧也会是图案基本相同的圆圈纹。刘溥同志在《青海彩陶纹饰》中收录了近720幅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只有5幅不完全对称，其中完全不对称的仅2幅。即使是这5幅图案、也并不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言的，而是每一幅图案内的分组样式在大致轮廓上都相近（图二）。由此看，裸体人像壶背面的“蛙纹”应该是正面人像的对称图案，应该是人纹。

1991年民和县博物馆的同志在民和县松树乡山架背后征集到一件泥质红陶壶，壶颈肩部已变形，腹上部用泥塑有一个“蛙纹”（图三，1， 2)，其形状与彩绘图案中的带头变形蛙纹相同。头部为一圆形泥突，上雕有两个小坑，泥突下有一条泥塑竖线，泥塑竖线两侧各有两道泥塑折线，在左侧下部折线下方有一泥塑椭圆线，状如女阴。这个泥塑无疑是彩绘蛙纹的翻版，它所表现的形象就是彩绘蛙纹所要表现的。同时也可以说它是裸体人像壶的缩写，与裸体人像壶表现的是同样的内容，只不过在表现手法上更简单、更抽象一些。这件文物的发现为证明“蛙纹”是人纹这一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当然，我们也不否定“蛙”纹是人蛙合一的形象。人在婴儿时期时，姿势保持着胎里的动作，四肢弯曲，与蛙的蹲姿类同；啼哭时哇哇大叫，与蛙呜相似，不能不使人怀疑人是由蛙转生来的，或人将转生成为蛙。

（二）

四大圆圈纹是马厂类型彩绘图案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复杂的一种，但因其构图抽象，人们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实际上，人们在推断出竖线折线纹是“蛙”纹这一结论时，就已得出了圆圈纹是“蛙”首这一答案。我们说圆圈纹应该是人头纹，而不带圆圈纹的蛙纹应该是人体纹。

圆圈纹与竖线折线纹接合的图案是一个整体人纹，圆圈纹与竖线折线纹接合在一起时，代表着人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竖线折线纹与圆圈纹在一起时代表着人体，当它单独存在时代表的无疑也是人体（单独存在的竖线折线纹和与圆圈纹共存的竖线折线纹在式样上有的完全一样）；同理，与竖线折线纹在一起的圆圈纹是人首，脱离了竖线折线纹而单独存在的圆圈纹同样也应该是人首。

柳湾墓地第214号墓中的19号壶的正面和反面各是一组“士”形纹，其画法是先画出一个“十”字形纹，然后在“十”字的每一个端点，向内依据空间大小随意勾画出 “回”纹，在“回”纹的端点画出人趾纹。在正、反面图案的两侧（即两耳上部），各画有一个整体“人”纹（图四）。第578号墓中第 4号壶的正、反两面各为一个整体人纹，人首是圆圈纹，圆圈内各画有四个空心圆，空心圆内又各有一个圆点。整体人纹两侧各画有一个大圆圈、圆圈内画有若干小空心圆，空心圆内也各有一个小圆点。19号壶上的 “七”形纹带有人趾，与整体人纹上的人趾类似，“电”形纹显然是对整体人纹人趾部分的特写。4号壶上的圆圈纹与整体人纹的圆圈纹内都带有空心圆与小圆点，圆圈纹也应是对整体人纹人首部分的特写。

柳湾338号墓12号壶，正、反两面各是一个圆圈纹和人体上半部的接合图案，圆圈纹内是方格纹，两侧各是一个大圆圈纹，圆圈纹内充填菱格纹（图五，1)。圆圈纹内的菱格纹应是方格纹的一种变体形纹，圆圈纹应是整体人首纹的变形表现形式。《青海彩陶纹饰》中图119:1的整体人纹的人首内填充了水波纹，整体人纹两侧的大圆圈纹中填充的是水波纹和网格纹相间的纹式（图五， 2)。圆圈纹内的填充纹样部分地保留了人首内的纹饰，带有人首的某些特征。柳湾505号墓31号瓮的整体人纹的人首是一同心圆纹，两侧是不规则的同心圆（图五，3)。民和巴州竹子沟口出土了两件长颈壶，一件上有一个整体人纹．人首是同心圆，人纹周围也绘有同心圆。一件上整体人纹的人首内有竹节纹，周围绘有祀形竹节纹。柳湾555号墓16 号壶的正、反面各绘有一个整体人纹，人首内填充十字纹。两侧各绘有一个圆圈纹。一个圆圈内填网格纹，一个内填有四个小圆圈，每个小圆圈内又都有网格纹（图五，4) 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出整体人纹旁的圆圈纹内都或多或少地保留有人纹人首的特征．整体人纹的人首在器物上占的面积一般较小，很难在其中填充较复杂的纹样，而单独绘制图圈纹就可以避免这一缺陷，在较大的面积上画出更复杂的图案。画在整体人纹旁的圆圈纹应该是人纹人首的更详细的图解形式。

在马厂类型壶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图案，即在壶的正、反两面各画上一个人体纹，而在其两侧（即双耳上部）各画出一个圆圈纹，这种图案应是人纹分解不分离的绘制图案，即把人纹分解为人体和人首两部分．分别绘于同一器物的不同部位．还有一种图案是在壶的正、反两面各面出几道折线纹（人肢纹），而无竖线纹（人躯纹），两侧画出圆圈纹，这类图案中的圆圈纹内的填充纹饰也往往比较简单．《青海彩陶纹饰》127：4中的人肢纹上部只一折，下部两折，圆圈纹内只有一个十字。人首纹内填充纹样的复杂程度往往与人体纹的复杂程度成正比。

马厂类型圆圈纹与竖线折线纹中最常见的形式是分解分离形式．即把圆圈纹与竖线

折线纹完全分解开来，在一个器物上仅突出表现一个部分，或只表现圆圈纹，或只表现竖线折线纹，这样形成了我们常见的四大圆圈纹和所谓“变体蛙纹”。

人纹在马厂类型图案中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整体形式、分解不分离形式和分解分离形式。对第一种图案，我们可以称之为 “整体人纹”；对第二种图案，我们称为“移位人纹”；对第三种图案，我们分别称为人首纹、人肢纹、人体纹等。

（三）

圆圈纹在以前其所以没有被人们认识到它代表的是人首．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图案太复杂、太抽象；二是它先于整体人纹而存在，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半山类型、甚至马家窑、庙底沟类型以前。从现有资料看。四大圆圈纹出现于半山类型中期．而人纹出现于半山类型晚期。人首内的填充纹样可以说是从旋涡纹的填充纹样中发现来的，网格纹、菱格纹、井字纹等在半山类型旋涡纹的涡心中都可以找到。有些纹饰则出现的更早，空心圆纹在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中曾作为人面鲵鱼纹的眼睛出现，在马家窑类型中又是旋涡纹的涡心。十字纹也曾出现在庙底沟类型人面鲵鱼纹的头部，似乎代表着高突的颧骨和鼻梁。

圆圈纹在旋涡纹的涡心中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它肯定代表着某种具像事物。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写到“‘原始民族的装潢，大多数都是取材于自然界；它们是自然形态的摹拟。我们现在的装潢艺术也很多取用自然界的母题；我们一看四周都可以看见―地毯、桌毯、花瓶上面比比皆是；没有一件装潢上不是点缀上花、叶、藤的。所不同的是文明民族的装潢艺术喜欢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装潢艺术却专门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完全由自己想象构成的图形，在装潢艺术上从来没有占过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文明人群中也是比较的少，在原始民族中更是绝对找不到，装潢艺术完全不是从幻想构成的而是源出自然物和工艺品的。”[5]在原始社会中，虽然存在着抽象的艺术品，但绝对没有抽象的艺术，抽象的艺术品总是反映着具象的事物。半山类型旋涡纹内的装潢图案也不会是空洞无物的纯装饰艺术，而是具有一定内涵的图画。

我们认为圆圈纹在整体人纹出现之前，就已具有作为人纹的人首时应具有的含义，也就是说，人纹的人首所反映的内容，在以前的圆圈纹中就已存在着。整个蛙纹绝不会是两种抽象图形的随意拼合，也不会是反映两种毫无关系的事物的图案地任意组合。圆圈纹与竖线折线纹只所以能被组合在一起，必然有着能被组合在一起的内在因素。苏联学者乌格里诺维奇曾写到：“图画一开始不单是艺术上满足审美需要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把一定的映象和思想物质化从而传给他人的一种工具。人类学家施泰年认为‘报导性的图画要比装饰性图画古老’。”[6]竖线折线纹与圆纹的接合显然是为了更清楚、更准确地表现人的某种状态的。竖线折线纹开始时是做为人纹的人体出现的，而后才形成与圆圈纹平行发展，自成一体的装饰系统。竖线折线纹出现之初，是从属于圆圈纹的，是为了使圆圈纹更与人的自然形态相接近。按照流行的想法，人纹的形成是圆圈纹依附于竖线折线纹的结果，好象是在竖线折线纹上强加了一个圆圈纹使它更象人纹。人纹仿佛是因审美的需要而产生的，又因其象人纹而才被发扬广大开来。在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地方让人难以理解：一，纯审美的图案在原始社会是否存在？二，人纹突然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是否具备？实际上，人纹的产生应该是人们渴望反映人自己，并经过长时期探索表现形式的结果。

半山类型圆圈纹内的填充纹饰主要有棋盘纹、方格纹、网格纹、十字纹、井字纹、空心圆纹等，这些图案在整体人纹的蛙首中都可以看见。柳湾578号墓中整体人纹人首内的纹饰是空心圆纹，555号墓人纹瓮的人首内是十字纹，214号墓蛙纹瓮的人首内是双环纹，338号墓人纹瓮人首内是网格纹，民和马聚源出土的内彩陶盆上人首是点线纹，兰州土谷台45号墓内内彩盆人蛙中的是井字纹和方格纹，兰州华林坪1955年出土的人纹罐人首内有网格纹。整体人纹人首图案与半山类型圆圈纹图案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前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圆圈纹在整体人纹中具有的功能，在人纹未出现时也一定具有，否则必定不会被沿用。

圆圈纹做为人首正式出现之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其间的演变过程我们已不能一一指明，但可以说，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和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的人面鲵鱼纹中的圆圈纹已开创了圆圈纹做为人首纹 的先声。

（四）

马厂类型图案圆圈纹和竖线折线纹有着极为复杂繁多的纹样，《青海柳湾》的作者仅在柳湾一个墓地中就统计出圆圈纹和竖线折线纹的图案达445种之多。以前，人们对这些纹样仅仅只是从艺术的角度去加以认识，从色块的配置方法，虚实状况；从线条的流畅程度，曲直情况；从图案的大小，方圆；从结构的疏密、简繁、聚散、主从关系去感知这些图案的形式美。

圆圈纹内的填充纹样同圆圈纹一样，绝不会是随意勾画的纯装潢线条，正如在整体人纹中的圆圈纹不是随意加在竖线折线纹上的不具任何含义的图案一样，圆圈纹内的填充纹饰也不可能是出于纯审美的目的而任意搭配在圆圈纹内的，它们应该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我们说圆圈纹是人首，竖线折线纹是人体，那么，填充于人首图案中的纹样反映的也极有可能是人首的某种状况，向人们 “报道”着他们的某种状态、感觉、意念和情感。也许是人首上的感觉器官远远超过人躯体上的感觉器官的缘故，在马厂类型彩绘图案中的圆圈纹及填充纹饰的式样才远远超过竖线折线纹及附加纹饰的式样。

对于这些图案的含义，我们已无法一一破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们毫无意义。它们应该类似于甲骨文中的 （先）、 （兄）、 （望）、 （见）、 （鬼）、 （光）、 （女）、 （子）、 （命）、 （天）、 （止）、 （步）、 （毓）等，反映着某种与人有关的信息。

“我们今日的文字跟我们的装潢不大相同，它们是不会混错的，而在澳洲人中铭刻字和装潢却雷同得几乎不可分辨。”[7]每一种装潢图案除有审美的意义外，又都具有一定的含义，有可以被当时的人们普遍了解的意思。就此而言，装潢图案可以说已具备了文字的交际功能，只不过它还没有完全摆脱装潢的形式，而成为专事记录和传达语言的符号。装潢图案应该是文字的母体之一，当某种装潢图案以固定而减化的形式，长期被人们使用，并逐渐从装潢范畴中脱离出来时，它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文字。

马厂类型彩陶图案，尤其是圆圈纹图案的多样化意味着人们对世界认识地进一步深化，只有对客观世界进行了更细致，更深入的观察、分析、思考，才能找出同一事物不同的方面，才能在装潢图案上有更丰富、更细腻的表现形式。

马厂类型的彩陶图案与符号花纹一样，有着极深刻的含义．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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