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9日

我的老伴成为家中的顶梁柱，那是她三十五岁以后的事。当她在三十岁时，文革后恢复大学招生，我被推荐上大学。她兴高采烈地把我送到县城汽車站，体面的给我招手，送别他的大学生丈夫去深造。几年后我从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分配到定西地区文工团工作，成了国家干部。当时的国家干部端着铁饭碗，每月四十八元工资，而农民每天所挣的工分钱，值不了两毛钱，每月收入不超过五六元，当时没有生意人，没有个体户，也没有富人。因此当干部是人人羡慕的职业。她因此也沐浴在幸福中。

但老天给人好事的同时，也经常会给人一些坏事，很多情况下，好事和坏事总在不断转化，叫你弄不清楚给你的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更多情况，还叫你自己转化。结果有人把好事转化成了坏事，有人却把坏事转化成了好事。

一九八一年，岁月突然给她一个严峻的考题，当时她和婆婆之间处在矛盾期，就靠我护着她。我是她的精神支柱。但我却因所在单位定西地区文工团撤销，不愿另行安排工作而下海经商，时间不长赚了一大笔钱就被当作投机倒把分子关进监狱。听到消息，她心乱如麻，不慎将手中的白瓷茶壶在父母而前掉落打碎。我母亲在探视时告诉我、说媳妇看到我被抓，就在她的面前砸了茶壸，可能是不想在这个家中呆了。我一听，头脑也不冷静了，以为妻子变心了，她自己不好提出离婚，就砸茶壶闹事。我立即写了一封信，主动提出离婚，叫她另找高就。没想到三天后我妹妹耒探视我时说嫂子三天没吃版，不知你信上说了什么？我一听，觉得有问题。我要求妻子来探视我。结果她告诉我打碎茶壶的实情，我知道自已弄错了事情，向她承认了自已鲁莽之错。从此以后我更疼爱她。

一九八一年底与我一起因投机倒把罪抓进监狱的温州商人，傻子瓜子老板等一批人，翻年后都放了，因为中央明确强调了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而是搞活经济。但西北長期封闭地区的情况就不一样，抓了就不会放。也正是这种僵化的极左思维，也导致了大西北的落后。作为当时起诉我的检察院院长张某，在判决时，他又调任成法院院长。为了能作出判刑，给我下发的判决书竟然改变了起诉书上的起诉事實，把非计划物资的”火烧材”改成了属于计划物资的”木材”，这样一改，无罪就变成了有罪，硬赐予我四年坐牢机会。

好在监狱中我遇到了管教科长杨梓俊，一个爱惜人才的大好人。他得知我是美工出身的画家干部，就把我安排到宣传室服役，我每天的任务是收发报纸，管理图书，一周换写一次黑板报，一年举办两次监狱教育展览。两千多犯人的宣传费每月就是两千多元，这些钱的使用计划，都叫我来作，我就订阅和购买了大量我需要的书籍和书画用品，这对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深造环境。我有充分时间看书学习，有充分时间写字画画。每天写两小时字，四年下来我炼成了书法家，每天有五六个小时读书，读了大量的书籍，为以后研究马马家窑文化打下基础。我在监狱刻了一方印”嶺雨聖华”，即”囹圄升华”的隐写，意为在狱中使自已人格和精神全面升华，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作到了化腐朽的神奇。除了我得到深造外，我还帮妻子提高了文化程度，四年下来我通过不断的书信往来，辅导经常给我写信的妻子至少从初小程度提升到初中程度。比如过年前收到她的来信，叫我不要怪俺家里的事,家里的狼已经杀了。我弄不明白什么时候家里养了狼。仔细一想，肯定将猪写成了狼字,于是我告诉他猪字怎么写。

唯一遗憾的是，父亲经受不了我坐牢的打击，竟然年届古稀便与世长辞。家中剩下花甲后的老母亲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切重担就落在妻子的身上。她不就成家庭的顶梁柱了吗？那时她三十五岁。

当时已是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耕种十多亩赖以生存的土地，白天耕耘，有时在漆黒的夜晚还要一个人去按时争抢水浇地，我的妻子够坚强的了。她每月还要按时到百里外的定西监狱来探视我。真是辛苦了她。每当我看到她从监狱大门外走进狱内探视室时，她就像从天而降，有一种仙女下凡的感觉。她使我坚定了出狱后再创业的信念。因此，我在监狱日记中写道：我出狱后，无论作错何事，永遠不作离异妻子的错事，我要为她创造幸福。

上篇：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