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12年，他一米七六的个头，笔直的身躯，相貌堂堂、仪表端庄，显示出一个北方农民的淳朴形象。他性格刚强、心胸开朗、热情好客、为人厚道，一生乐善好施、扶助贫困，在地方上树立了很高的威望。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念过一天书。但他的做人处事，言语谈吐，追求进步的思想境界却不亚于有学问的人。

1929年，天下大旱，是一个灾荒的年代，祖父得了红汗病英年早逝，十七岁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生计，他勤奋努力、不怕吃苦、不辞劳累，早出晚归，到西山背椽盖房，去洮岷贩粮，马驮一斗，他背五升，养家糊口，在他的精心操持下，几年时间家中生计逐步好了起来。他虽没有念书，但他深知念书的重要，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供两位叔叔上学，以后又为他们成家立业，完成了祖父的遗愿。他一生的爱好是玩走马，交朋友，多烈性的马到他手里不到一个月就成了很顺从的走马。他在饲养牲口中有一套很好的经验，舍得花饲料，供水供料都是按时按点，人可不吃饭，但牲口必须按时喂好，因此他养的牲口膘肥体壮，用起来得心应手。他在做农活时都是在天不亮做完，白天他骑马走亲访友，地方上的一些有识之士都愿和他交往，家中经常宾客盈门，不论贫富，高贵低贱，他都平等对待，热情接待，谈天论地，笑语满堂。久而久之，家中一天不来客人，我们家人也感到空虚。

父亲的思想认识，人生观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成长成熟起来的，也与刘余生、刘鸣两位舅父革命思想的引导分不开的。1942年，日寇侵略，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国难当头，拯救国难，是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在这时，地方进步人士刘余生、刘鸣、王仲甲等组织发动了一场有十万人参加，遍及二十余县，名震陇原的甘南农民武装起义。发动之初，为了掌握敌伪政权，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刘鸣通过各种渠道活动担任了临洮县紫松乡的乡长，他以合法的乡长身份，将地方进步人士委任为各保的“保长”。父亲是刘鸣的妹夫，刘鸣也非常看重父亲的为人，就委任他担任了紫松乡四、五两保的“保长”，这一地区也是发动起义的中心地区，他紧密协助刘鸣，进行全面发动。因此，父亲的“保长”身份也是在这时成名的。地方上的好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吴生荣，只知道他叫吴保长，保长成了他一生的代名词。义军南下时，他又被义军总部任命为后方司令，负责后方工作。他在维护地方安全，保护义军家属，来往接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3年古历六月，义军在陇南被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堵截围剿，被迫退回故里时，前有洮河暴涨，后有追剿部队，形势万分严重。身为后方司令的父亲，组织人员用羊皮筏子全力接渡，在枪林弹雨中，他无私无畏、不怕牺牲，从赵家堡渡口将义军接过了洮河。刘鸣、马福善、马继祖、肖换章、吴建伟、王殿元等义军领导人都是从这里被接过洮河的。紧接着国民党几个师的大部队从四面包围了紫松地区和康乐杨家河一带，他们将这一地区划为“匪区”，将四、五两保列为“匪中心区”。扬言这一地区个个都是“匪”，抓住悉数枪决。他们到处抓人杀人，抢劫财物，庄庄有人死，村村动哭声，使整个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为了逃命，全家人都分散躲藏，就在这时父亲两次遇险，一次在夹滩森林躲藏时突然被第七师的部队抓住，拉到滩尖子要枪杀时，父亲急中生智，拿出了随身带的保长证件，取得了敌军的信任，躲过了一劫，也保住了刘学琨等其他人的性命。以后敌军弄清了吴保长就是刘鸣的后方司令。被列为重点剿杀对象，四处通缉，形势越来越紧，一天中午有一个营的敌军偷袭了吴家河村，全村人四散逃命，父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被追到了洮河里，他跳进水下，父亲水性好，在水下游了一百多米，被藏身岩洞中的伯父救了出来，保住了性命。就在这次，敌军将我家的财产全部抄没，拿不走的全部砸坏，一片惨状。义军骨干吴克荣和胞兄吴克华被枪杀于洮河中，四叔和吴希连被抓走，后经多方营救取保释放。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义军领导人刘鸣、王德一、赵应安和好多义军骨干均被抓去惨遭杀害，他们死的很壮烈。敌军还将义军总司令刘鸣的头颅割下，挂在临洮县城大什字示众，真是遍地血泪染洮水，满天愁云山锁眉。

国民党大部队撤走后，我们也陆续回到家中，可是伪专员何世英的清乡没有结束，他让参加过起义的人员每人交一张羊皮“自新”进行搜刮。1943年入冬的一个晚上，何世英派出了一个连的自卫队将我家包围，父亲上次被追到洮河中，遭水淹有重病在身，他们将父亲五花大绑吊在大梁上拷打，叫父亲交出枪支，承认后方司令。父亲意志坚强，拒不承认有枪，也不承认是后方司令。他们又在家中掘地三尺，寻枪无果，折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将父亲带病抓进县城监狱，严刑拷打、坐老虎凳、上拔断肋、五刑具用，多残酷的刑法父亲都咬牙忍受，敌人从他口中得不到任何东西，无法定罪。就在这关键时刻，母亲和在县城的亲朋好友，求保安副司令梁星五出面营救，梁是甘南农民起义时的内应，他非常同情父亲的遭遇，全力营救父亲出狱，又一次保住了性命。就在父亲坐牢时，作为义军总部特务营营长的伯父吴生祥，避不“自新”，外逃中身得重病死于靳家泉磨坊，情景的悲惨让人难以忘怀。

1945年元月，甘南农民起义的组织策划者刘余生在兰州被省保安司令王致岐营救出狱，后在任谦、甄载明等人的全力支助下，虎口余生，历尽艰苦到了延安，向西北局和党中央汇报了甘南农民起义的全部过程，得到了党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八月他在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引荐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说：“甘南事变是甘肃人民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就在甘南事变的基础上开展甘肃党的工作”。前后派出了高建君、万良才、牙含章等来到陇右开展建党工作。1947年夏，牙含章在地下党员冯生祥表哥的引领下来到了我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牙含章的到来，使在黑暗中度过来的父亲心情是多么的激动，他的心里一下子亮了起来。牙含章首先介绍父亲和表哥刘学琨加入了地下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牙含章说：“你们再不需考察，国民党已为我们考察了”。并给父亲取化名为仁泽，意即随刘余生化名仁达而起。为了掩护革命工作，父亲从洮河上买来了两付木筏，牙含章为木商掌柜，冯生祥为木工掌尺，以加工木箱作掩护开展建党工作。父亲又介绍我村在甘南起义中的骨干吴希全、吴希忠两兄弟为党员。为了保证地下工作者的绝对安全，后又介绍我村筏子工吴克科为党员，并发展了河东蔡家坪参加过宁都起义的王玉明为党员，有危险时随时乘筏子渡到河东王玉明家。不久肖换章也从陇渭来到我家，他们以吴家河和沟刘家为主要据点，于1947年下半年，先后发展了刘学让、刘学武、刘学勤、王殿元、支世荣、杨星五、刘志远、刘志昌、王兴元、王效贤、王德元、刘省读、刘贵英、刘效彦、王西山、靳守西、王兆庆、苟怀刚、赵建芳、苟希廉、张海玉、王有杰、张彦林、吴保文、吴俊士、吴俊杰、靳方伯、曹学连、李建明、王育三、蔡发荣、史进忠、董承舒、杨忠、董育春、杨子英、陈生德、靳学书、肖德三、肖应举、赵让、任尚勤、刘效曾、苟建玉、张世杰、黄逸民等一大批参加过甘南农民起义的骨干和进步人士、学校老师为地下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在逃河两岸，开通了好多个活动据点，建立了十多个基层党支部，吴生荣、刘学琨、刘学让、王殿元等都担任了支部书记和联络员，为临洮地下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有不测风云，在地下斗争中随时都有险情。记得有一天晚上陇右工委的万良才、毛得功、杨友伯、牙含章、肖换章、钱平、马永祥来我家开会休息，第二天中午突然有临洮自卫队大队长岳铁曾带着几个自卫队也来到我家，空气一下子紧张的要爆炸，南房住着共产党，北房又来了国民党，随时会发生枪战，在这种万分紧张的情况下，三叔急忙在南房门口栓了一条大狗，谁也进不了南房门，父亲和母亲沉着应对，巧妙周旋，化解了一场流血事件。事后父亲和母亲受到了地下党领导的高度赞扬，说：“吴家阿姑，真是我们的好阿姑，保护神”。有一次父亲去县城见到岳铁曾，他问父亲，你知道共产党吗？父亲说，听说陕北有共产党，岳说，遍地是共产党，甚至你娃娃也是共产党，父亲说，大队长言重了，我一个农民连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怎么是共产党呢，岳又说，你放心，我不坏事。可以说，这是岳铁曾看到国民党将要完蛋，为自己留后路放出的信号。这段时间，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党的地下活动中，紧密配合党的领导，做了大量的工作。1948年11月，父亲又和从解放军部队下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尚致中去岷县东山区开展建党活动，他们在这个地区活动了半个多月，发展蒲麻吊沟村的黄三和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孙维俊等为地下党员，在岷县边远山区传播了党的声音。从1948年开始，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大反攻，全国解放迫在眉睫。牙含章对父亲说，他要进城开展工作，你在县城有可靠人吗，父亲经过充分考虑，事先进城做通了县民政科长何念伯的工作，牙含章以何念伯家为据点，在冯生祥、冯生旺、魏发科的秘密配合下，在县城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中，发展了一大批党员，为迎接临洮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父亲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迎来了临洮的解放，他是有一定贡献的。1949年9月岷县解放后，舅父刘余生被任命为岷县分区专员，父亲就让还在中学念书的大哥保刚去岷县参加了革命工作。那年冬天，他也去岷县看望舅父和大哥，当时舅父让父亲也参加工作，父亲说，现在解放了，一切都好了，我不识字，还是回家务农，供孩子上学。他回来后本想安稳过生活，可是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父亲再也没有太平过。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总认为父亲是“伪保长”，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陷害他包藏“土匪”，将父亲抓进监狱，经审查落实，所谓“土匪”都是地下党的领导，后无罪释放。在土改运动中，又将地下工作者钱平、尚致中算为我家长工，将我家划为地主成份，父亲成了地主分子，丢了党籍，家产被没收一空，土地没收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思想很开明，认为政策够上地主就划为地主，财产分给贫下中农我心甘情愿。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土改工作组带领贫下中农来我家没收财产，父亲还让我和二哥在大门外唱歌放鞭炮欢迎。当时工作组为我们全家二十来口人留了吃的口粮，工作组走后又被个别积极分子全部拉走。下午母亲又生了六弟，因炕席被没收，在土炕上坐月子，婴儿没东西包裹，父亲将自己穿的一条裤子撕开包裹了六弟，在这种非常难堪的情况下，父亲还高兴的说，老天爷还是公正的，又给我赐了个儿子，财产是身外之物，有人能置万物。有些好心的乡亲看不下去，晚上从墙外向我家丢吃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援助的，靠外援维持了七天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从正月初一开始，父亲让我们分三路出去要馍馍。当时听到父亲让我们出去要馍馍，是多么丢人的事，心里非常畏难，父亲说，不要怕丢人，馍馍也是人要的，出去对你们也是一次磨练。我们出去后，好心同情的人很多，家家给我们装吃的东西，花炕子、油饼、大肉装的很多，有的还叫进家中吃肉菜热情招待，我只有哭，有的老人就说，娃娃不要哭，这不丢人，这是没办法你们才出来要馍馍的。就这样我们只要了三天馍馍，全家人吃到了二月二还没有吃完，度过了一大难关。这件事永远装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忘怀，对我们以后的做人处事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父亲随时被拉去批斗，他的精神压力很重，他说，我为革命出生入死，为的是解放后有个好日子过，可是解放了，我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这是为什么？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问心无愧。

1955年，甘肃省委副书记李景林，副省长陈成义带领省委工作团到临洮开展肃反运动，有些坏人又要置父亲于死地，状告父亲是“不法地主”，他们给父亲无中生有的捏造了十条罪状，父亲又一次被抓进监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向省委领导如实写了诉状，父亲被抓走的第二天，母亲就进城向省委领导和定西地区张生强专员哭诉了实情，引起了省地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主办父亲案子是县公安局的王永秀，事后王对我说，你父亲很坚强，我审时叫他站端，他说我就是这个站法，并说你没有资格审我。他向省委领导汇报后，第二天就派省高等法院的康庭长亲自审问。父亲出狱后对我说，康庭长对他很客气，让他坐下，让他抽烟喝茶，他问什么父亲如实回答，他一面审问，一面电话和省上有关领导核对。不几天，又派出定西地区检察院张得有检察长带领工作组到衙下实地调查，最后来到吴家河，召开群众会又进行落实。张检察长在会上很生气的说，你们把这个帽子能戴到树桩桩上吗，你们这样对待革命人士，天理难容。当晚工作组就住在了我们家中，我和检察长住到一起，半晩检察长突然坐起，拿出手枪，非常生气的说，非杀他几个不行，这样陷害革命。第二天走时他对我说，娃娃你父亲过两天就回来了，他还让母亲进城去接父亲。他进城后向省委领导汇报了调查结果，并在五人领导小组会议上对父亲的问题做了公正的处理决定：“恢复党籍、立即释放，成份降为中农”。对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他们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并说财产退还，是中农成份，财产不退是下中农成份。父亲表态说，土地少了，产量高了，农具和财产我都置上了，只要我不受冤屈，再不能给党寻麻烦，财产一律不要，捐给贫下中农。对父亲的表态，省地领导非常满意，并说，吴生荣同志，你对党是有贡献的人，你是我们党的好同志，好党员，还为父亲的表态拍手放鞭炮。父亲这次只坐了二十天监狱就回来了，他心情非常高兴，也给我们说了全过程。紧接着区委在刘排坪召开党员大会，为父亲恢复党籍，在杨家庙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为我家下中农成份，同时也抓捕了陷害父亲的个别坏人。与我家同时下成份恢复党籍的还有下川卡子村的陈生德。父亲恢复党籍后，有的人心里不满，长期不叫父亲过党的组织生活，父亲又成了一个脱离组织的党员。

解放后，父亲两次坐监狱，受冤屈，这次在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总算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他和地区张检察长一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处理了一些案件，深得检察长的看重，省地领导让他在区委工作，父亲说，我没有文化，还是在家务农好，他又一次谢绝了给他的职务。后领导总认为这样对父亲不公平，又让他到县检察院当专职检察员，父亲推辞不掉领导的关怀就去了，数月后他又辞职回来了，他说我没有文化，一个字也认不的，政策性的东西，搞错了责任担不起，我不是当干部的材料，当庄稼汉最好。他屡辞官职，不图名不图利，不计个人得失，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风格。农业生产实行合作化以后，家中孩子多，劳动力少，又要供我们几个上学，父亲在经济上还是很紧张的，大哥和姐夫、姐姐每月补助些零用钱，弥补家中生活。到五十年代后期，我和二哥都从师范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了收入，这对父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也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生产队安排他当饲养员，大跃进时，又抽到民丰渠水利工地干苦力，因他有伤病，身体虚弱，后经乡党委书记毛廷栋的关照，安排到王马家磨坊看磨当磨户。不论干什么工作，他都心甘情愿，干的都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父亲又成了“牛鬼蛇神”，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戴尖尖帽游街，家里面贴满了大字报。他和肖家河的地下党员肖德三是全县第一个戴尖尖帽游街的人。我回家时，他刚被游罢回家喝茶休息，我问他乏了没有，他笑着说乏什么呢，我高兴得很，数千人跟在后面迎我，把我当成了神，我成了人王。我的名声大，运动来了先要在我的头上开刀，为的是打开局面，运动运动一运就动，没有什么可怕的。他看问题，理解事物的角度与别人不同，这和他开朗的性格，开阔的胸怀，坚定的信念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能经得起历次运动的考验，经得起人生道路的生死磨练。他始终坚信真理，相信党，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上又给他重新恢复了党籍，被选为县乡人民代表，参政议政，县人民法院聘请他为衙下地区人民法庭陪审员，享受了地下党员津贴。这时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精神畅快、不辞劳累、心情舒畅的全力协助地方政府，调解各种民事纠纷，他人缘好威信高，有些民间纠纷，经他从中说和，合情合理的加以调解，双方当事人都说，吴家爷说了就这样办，他们很高兴的就接受了。在职十多年，每天来家中向他诉状的人络绎不绝，经他调解的民事纠纷案件不计其数，从一个侧面维护了地方的安定团结。到七十八岁时，他还骑着骡子出外办案，我们不放心，要求法庭解除他的陪审员职务，法庭不放手，说吴家爷是我们的得力助手，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父亲在地方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中都是率先带头，建设三甲电站要集资，他说建电站是国家大事，我们要全力支持，他首先将政府给他的地下党员一年的240元津贴全部捐献，并动员子女们人人捐助，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通报表扬。赵家集小学是一所重点小学，校门破烂，教室不够用，课桌缺乏，他又动员子女们捐资一万多元，修了校门、教室、配备了课桌，解决了学生上课的困难。他一生乐善好施，关心地方群众的饥苦，谁家有困难，只要求上门来，都要给以帮助，他常说，求人难，求人难，没有困难不求人，求上门来我们再有困难也要给以解决，这是做人的道理。所以他在地方群众的心目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下队来的干部都愿来我家吃住，和他交谈，她和母亲热情接待，他对家里人常说，不要怕人吃饭，不要怕麻烦，客人的口粮自己带着，金口银口，越吃越有。他的这些话，含有一定的人生哲理，他对我们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从小引导指教我们学会做农活，他性急抓得很紧，该做的农活必须按时做完。念书时要求更严，他说，我没念书成了睁眼瞎，你们必须要把书念好，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他多次辞官供孩子读书育人的思想是高远的。我们都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诲和希望，程度不同的取得了文凭，参加了工作，又都入了党，他还不放心的经常提醒我们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工作人员，一定要遵纪守法，按政策办事，要踏踏实实做人，清清白白办事，公家的东西绝不能粘手，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看重，把钱财要看淡，人活的要有价值，要树立良好的人格。子女们都很遵从他的教诲，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

1997年3月，母亲去世，这对父亲的思想上打击很大，他们两人同庚，十五岁结婚，互相关怀支持，风风雨雨一辈子，经历了好多磨难。母亲去世后，尽管子女们都很孝顺，但父亲还是很孤单，为了调节一下他的情绪，大哥将他接到兰州住些时间，他在兰州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急着要回农村，没办法又将他送回农村，他说这就好了，多宽敞自由，兰州不是我住的地方。

1998年2月，父亲走完了他坎坷不平，多姿多彩的人生道路，在全家四代人的欢声笑语中，安详平稳，坐化寿终，享年八十七岁。他是我们家中第二位坐化的人，第一位是我的太爷吴德财，他于1921年坐化寿终。父亲去世后，地方党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的追悼大会，享受了党旗盖身的殊荣，有关省、地、县、乡及单位的领导、亲朋好友、地方群众数千人参加了悼念活动。

回忆父亲的一生让人联想万千，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做人风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今年是他逝世十三周年，生辰一百周年，写这篇文字的东西，只能是挂一漏万，表示对父亲养育之恩的报答和怀念。并以地方人士孙欧阳为他写的这首诗作为这篇文字的结束语：

持身刚正志凌云，片言折狱秉大公；

百炼此身成铁汉，不愧革命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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