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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锦通西域,丝路有故事

第二届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2017年8月,甘肃嘉峪关)

奇锦通西域,丝路有故事

李祥林

一片织锦,出土在大漠深处,牵连着蜀地与西域,为丝绸之路留下奇妙的龙门阵。说起丝绸之路,说起古代中国织锦,人们会想起“五星出东方”。这片包含着丰富文化信息的古代织锦,五彩斑斓,工艺精美,今天亮相于名为“‘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1],让蜀锦、蜀绣家乡的父老乡亲得以一饱眼福。下面,着眼巴蜀文化,结合丝绸之路,说说从中国西部出土的这片织锦以及相关问题(文中图片除了注明出处者外,均为本人实地拍摄),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对蜀人来说,在家门口就能看见全国南、北、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8省市60余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精品文物,真是幸运。2017年3月由四川、甘肃二省宣传部联合多地精心筹划的这次展览,有立体实物,有平面图片,内容丰富,形态生动。其中,有莫高窟、榆林窟代表性洞窟原尺寸复制窟8个、敦煌彩塑临摹品12尊、敦煌壁画临摹品70幅、敦煌藏经洞绢纸画复制品25件、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10件、敦煌花砖真品10件,这些文物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均堪称各时期有代表性者(图A)。本次展览还有意识地汇集了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多家博物馆的藏品,让前来观展的大众开了眼界。

图A:丝绸之路牵连着蜀地和西域

丝绸之路说丝绸,若论发现于丝绸之路的古代丝织名品,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今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五星出东方”堪称代表之一,学界多认为那是汉代蜀地生产的五彩织锦,即蜀锦。蜀锦是丝织提花锦,其与云锦、宋锦、壮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根据行中人介绍,蜀锦织造多以经线彩色起彩,彩条添花,经纬起花,先彩条后锦群,方形、条形、几何骨架添花,对称纹样,四方连续,色调鲜艳,对比性强,是具有汉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多彩织锦。有论者指出,“尼雅古墓出土的织锦具有东汉织锦风格,时代当在3世纪上半叶(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这与尼雅遗址出土文物标本的Cl4测定年代距今(以1950年为准)1921±60年也相符,其产地即在蜀地”[2]。该论者是新疆博物馆的,其对当地出土的诸多古代织锦有研究。“奇锦通西域”,在成都博物院举办的本次展览也以此话语提醒观众。大漠西域出土的这片汉代织锦被定为一级文物,受到国家政府高度重视。据我所知,本着对中华古老技艺的发掘、回溯以及研究之宗旨,十多年前“蜀锦之乡”成都的织锦行业曾对之进行仿制,那精美的设计、绚丽的色彩、奇妙的图案让人赞不绝口,但复原起来难度甚大,其制作工艺让现代工匠感叹再三。

栽桑养蚕,缫丝纺织,就此技术的发明而言,中国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此乃春秋时期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的记载。经由秦汉,到魏晋南北朝,丝业生产扩至西北地区。去河西走廊,从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我们看见,其中有诸多关于蚕桑业的生动画面,从桑园到采桑、护桑,从蚕茧到丝束、绢帛,还有蚕桑丝织工具图。画中人物,有采桑女在树下采桑,有童子在桑园门外扬杆轰赶飞落桑林的乌鸦,“采桑的妇女既有服饰较好、长衣曳地的贵妇,又有短衣赤足的婢女;画中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具体的例子,如:“新城1号墓后室南壁上绘有8幅绢帛图,每幅中间均绘蚕茧,左右各画绢帛数卷,其中两幅各绘两条丝束……3号墓中室东壁和后室北壁的三幅画中两侧亦绘数卷绢帛。4号墓后室南壁上几幅显示墓主人财富及其家庭日常用具的画中,6幅画面的两侧绘数卷绢帛,4幅画中绘有丝束,1幅画中还绘有满置蚕茧的高足盘……5号墓前室西壁3幅画中绘蚕茧和丝束,1幅画中绘布帛二卷,还有1幅画绘蚕笼与蚕茧。6号墓前室东壁、北壁和中室南壁各画布帛一捆,后室南壁画布帛4幅,中室东壁、南壁、西壁和后室南壁共画丝束12幅。7号墓后室南壁14幅画中均绘布帛二卷,12幅画绘有丝束。12号墓后室后壁画有7幅布帛、5幅丝束。13号墓后室后壁有5幅布帛、10幅丝束。画面所见养蚕、缫丝的工器具有高足盘、扁笼、方盒、锅、鐎斗、奁、笊篱等。整个墓画中专绘采桑、蚕茧、丝帛以及蚕丝工器具的画面计有140幅。”[3]除此之外,嘉峪关魏晋墓中还先后发掘有丝绸残片20多件,分别为衣面、衬里、领口、垫肩、裙带、云耳以及招幡等(图B)。这些来自考古的丝绸实物及砖画,让人不难想见彼时蚕桑业兴旺发达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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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及丝绸残片

巴蜀地区养蚕有悠久历史,丝业自古发达。在四川盐亭,有嫘祖故里的传说,她是养蚕缫丝的发明者,史称“先蚕”。如我所见,如今盐亭每年农历二月还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自战国以来,蜀锦传承发展2000多年,其织造技艺今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通西域,中国丝销往国外,而当时的丝业生产,如论者指出,“产丝以成都为最发达,左思《蜀都赋》曰:‘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蜀字即指蚕丛,可知丝虽不一定发源于四川,但汉以前之四川,必已为丝业最兴盛之地。《三国志·张飞传》,谓取益州后,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各赐锦千匹”[4]。的确,汉代成都经济繁荣,织锦业尤盛,成为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彼时,蜀锦亦畅销中原,名声甚响。《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引《诸葛亮集》:“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打仗之费用是否真的全仰仗蜀锦,这问题可以再讨论,但当时蜀锦盛产且价值不寻常,由此可见。唐代,蜀地丝绸业发达,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产品行销四方,当时的天府之国联系着南、北丝绸之路,敦煌文献中也留下有关蜀锦的珍贵信息。从成都博物院举办的这次有关丝路的展览中,我们看到,法藏敦煌遗书之P3644号文书记录了五代十国时期在敦煌经商者罗列的诸多货物中,有“西川织成锦、红川锦、软锦、紫锦”以及“彭山绫”等。历史上,秦灭巴、蜀后在四川推行郡县制,设置巴郡、蜀郡。唐太宗贞观年间,废除了州、郡制,改益州为剑南道,治所在成都府,因其地处剑门雄关之南,故名。剑南道有西川道和东川道之分,西川相当于现在的川西平原,是主产丝绸的区域。至于彭山,在成都南边,今为眉山市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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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丝路之魂”展览中对蜀锦的介绍

历史上,迢迢丝绸之路贯通中外,也在文化互动与交流中给中华织锦带来新气象。上述展览向观众介绍蜀锦时,提及“陵阳公样”(图C),并展示有西北地区出土的从汉晋到唐代的锦片图样。行内人熟悉,此乃蜀锦发展史上的名品。“唐太宗时,益州(今四川省)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纶,在传统大蜀锦织造艺术基础上,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联珠纹纹饰特点,穿插组合祥禽瑞兽、宝相花鸟,组织设计了许多对称形式构成的锦、绫新花样,如著名的雉、斗羊、翔凤、游麟等,为联珠纹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图案繁盛隆重、章彩奇丽,不但在唐代流行,也很受国外欢迎,一度成为唐代典型的装饰纹样……因为窦师伦被封为‘陵阳公’,故这些纹样被称为‘陵阳公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窦师纶,官益州大行台,兼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在西北出土的丝织物,及流传到日本而被保存下来的唐代织物,还可以看到陵阳公样的特殊风格,如唐代对马纹锦、对狮、对羊、对鹿、对凤等纹样,都突破了六朝来传统的装饰风格,又吸收了外来营养,富有独创性,大都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团窠中央饰以各种动植物纹样,显得新颖、秀丽。”[5]窦师纶,字希言,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丝织工艺家、画家,主要活跃在唐高祖、太宗时期,官至大府卿,封陵阳公。《历代名画记》又说“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生活在风气开放时代的窦师纶对舆服制度有研究,精通织物图案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中亚、西亚的题材和技法,将异域元素融入织锦,流行当时,受人喜爱,为世所重。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在蜀锦之乡成都,有绕城而过的锦江,“一名府河,一名濯锦江,即岷江支流也”(《成都通览·成都之江河流域》),而江以锦名,盖在“锦工织锦﹐濯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华阳国志·蜀志》)。成都西郊,浣花溪畔,作坊处处,机杼声声,此业之兴旺,令人赞叹。汉代官府在成都设置锦官,对蜀锦生产加以管理。所谓锦官,就是公营织锦厂,其地在城西南,有城垣,称“锦里”。天府成都也因此有了美丽的别称“锦官城”、“锦城”,且听客居浣花溪畔的唐代大诗人杜甫所吟:“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赠花卿》)。从蜀锦的传播看,“三国蜀汉时期,蜀锦无论数量质量皆居国内首位,号称‘独步天下’。诸葛亮南征时,把织锦技艺带到了‘南中’,即今天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6],并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织锦。譬如,贵州溶江苗族先民吸收了蜀锦的特点,织成五彩绒锦,为纪念诸葛亮的功绩,称之为“武侯锦”。蜀锦在西域出土,“最有代表性的是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曾多次出土大批精美的织锦,其中包括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产品,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全是蜀锦”[7]。

新疆出土的织锦“五星出东方”是汉代护膊,1995年发现于尼雅遗址距今2000多年的墓葬。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北塔克拉玛干沙漠中,1959年文博单位曾在此处曾清理一座东汉贵族夫妇墓。1988—199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有关机构合作,对尼雅进行大规模、多学科调查,在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古城址、官署、佛寺、民居、作坊、畜厩、墓地、农田、桥梁、水渠等遗迹逾百处。据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尼雅人开始在沙漠腹地的绿洲上生息繁衍,他们在沿河的绿洲阶地上定居,从事农耕、牧、猎生产。并有冶炼、建筑、纺织、编织、粮食加工(烤馕)等个体手工业。直到距今2000年前后的西汉、东汉时期。尼雅人已构成精绝王国的社会体制,而且进入尼雅文化发展的盛期。成为西域二十六国和丝绸之路中部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当时或受制于汉朝,或通过丝路与内地有广泛的联系。丝绸等物在尼雅的上层居民中流行”[8]。尼雅遗址中,1995年一号墓地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8号墓)、“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被(3号墓)等均系过去未见之精品,从中可窥汉晋王朝与尼雅地方集团的关系,也为学界加深对丝绸之路的认识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这条既是射箭用的也是身份标志的织锦护膊,整体呈圆角长方形,色彩绚丽,图案丰富,织工精细,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白色绢带。锦面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星纹、云纹、灵禽、瑞兽以及圆形日月等吉祥图案,花纹间穿插织有醒目的汉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图D)。由于原件出土后褪色严重,为了保护文物,真品不再适宜展出。这次展览,新疆博物馆提供的是复制品,由国家文物部门委托宋锦研究所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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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友人钟明在新疆考古研究所拍摄的汉代护膊原件

蜀锦出四川,当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也在四川。对于关注羌族史的学人来说,在尼雅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片汉代织锦也值得注意,上面有“讨南羌”三字。学界多认为,这片织锦与前述织锦可缀合为一,二者的文字连起来应是一句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该语反映出当时中原王朝与周边族群的关系。“羌”在历史上是驰骋在中国大西北的族群的统称,也是来自汉语系统的他称。有论者指出,“火葬和披发这两个文化特征是判定古代部落是否属于羌人的重要定性依据,以此考察,东起临洮,西至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历史上都是古羌人的发源地”[9]。相关历史记忆在羌族口头文学中有遗存,一首流传在岷江上游茂县三龙的羌歌就唱道:“我们羌人是从哪里来嘛?从甘肃武都迁过来……”[10]羌族戏剧《木姐珠剪纸救百兽》里,借天神木比塔之口也道出:“想当年居河湟,羌人创业几多艰,烽烟连连生存难,战争兼并和迁徙,岷江上游建家园。”(第三场)相对于汉地中原王朝,羌人其因所处区域的缘故有“西羌”之称。一般说来,在中原王朝视野中,匈奴是“北方边缘”而羌人是“西方边缘”[11]。为何又称“南羌”呢?盖在汉置河西四郡管理西域边地,匈奴在北而羌人在南。“汉王朝经营西域的目的在于制匈奴,‘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置四郡隔绝南羌和匈奴……《史记·匈奴传》云‘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后汉书·西域传》中记‘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两段文字中所云胡即指匈奴,羌即南羌。《后汉书·西域传》引延光二年尚书陈忠上疏中即已明记,‘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持,鼠窜远藏……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指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换言之,“汉代‘南羌’与史书所记‘西羌’有较多相同之处,而实指活动于祁连山南及河湟为中心的羌人”[12]。关于汉武帝时期“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记载,亦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将匈奴与羌人所处北、南的方位交代甚明。

以上汉代织锦护膊出土于南疆和田地区,过去新疆也是古羌人活动区域。《羌族简史》介绍“汉代的羌”时指出:“在新疆有名‘婼’的羌人。婼羌领地,包括整个昆仑山脉北麓,葱岭以西,东西延袤达二千余公里。婼羌以游牧为主,有铁矿,手工业比较发达,尤以兵器见长,生产弓、矛、服刀、剑、甲等。汉初为抵抗匈奴,争取婼羌,被封‘去服来王’。”[13]其中,“去服来王”应是“去胡来王”,见《汉书·西域传》:“出阳关(今甘肃玉门西南),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与且末(今新疆且末县)接,西北至鄯善(今新疆鄯善县),乃当道云。”婼羌国王此名号,正透露出婼羌与胡、汉两边的关系。婼羌是河湟以西羌人的代表性集团,在汉通西域前,“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赋税诸国”(《汉书·西域传》),当时婼羌受其管辖,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期,“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接乌孙,起酒泉、敦煌、张掖,以鬲(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汉书·韦贤传》),隔绝羌、胡后,婼羌与西汉政权有了政治上往来,并接受汉朝调遣。惟其如此,婼羌国王有了“去胡来王”之称号,其含义无非是说离胡归汉而已。上述织锦护膊,正是汉朝指派去收服和辖治西域的官员留下的。又据新疆史著介绍,“西域的羌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葱岭以西河谷中的部分羌人,与其他民族杂居,从事农业和园艺业,种植五谷、葡萄和瓜果”。在西域,“秦汉时期,羌族实际上已经懂得伐薪烧炭,采铜炼铁的技艺……羌人的制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其陶质为夹砂陶,沙粒较粗大,并夹有云母片,颜色红褐或灰褐,斑驳不匀,均手制。所制陶器基本上都是素面无纹,个别的饰凸弦纹和指纹。器形有釜、罐、碗、钵、纺轮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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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成都博物院展出的蜀锦花楼机

追溯历史,“蜀”是中国蚕桑丝绸的主要发源地,沈从文谈到宋代丝绸时称“织锦还是以四川成都占首位”[15]。从秦汉到隋唐,蜀锦都走在古代丝织品发展前列。究其由来,宋锦跟蜀锦有关,“苏州宋锦是在唐代蜀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晋末,因五胡乱华导致汉人衣冠南渡。南朝宋郡守山谦之从蜀地引用织锦工匠在丹阳(与南朝刘宋都城南京相邻)建立东晋南朝官府织锦作坊斗场锦署,使蜀锦技艺传到江南。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在杭州设立一手工业作坊,网罗了技艺高超的织锦工300余人。北宋初年,都城汴京开设了‘绫锦院’,集织机四百余架,并移来了众多技艺高超的川蜀锦工作为骨干。另在成都设‘转运司锦院’”[16]。织锦有经锦和纬锦之分,前者起源于西周,是“中国最古老而独有的丝织技术”[17],尽管唐以后平纹经锦逐渐减少而斜纹纬锦兴起,但前者对后世织锦技术的影响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行内朋友所言,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汉代护膊当属经丝彩色显花的经锦,“该锦为平纹经锦,由4种彩经和1种彩纬织就,其经密达每厘米220根”[18],但所用织机为何待考,这次展出的复制品也依此法而用花楼机织就。说到织机,形体高大的花楼机是织造蜀锦的重要工具(图E)。2013年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四台西汉织机模型。据考古发掘报告,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根据一起发现的15个木俑的比例推测,真实的织机应有两三米高,也就是说,与后世的花楼机不相上下。

西汉王朝控制西域时,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小国,如前引《汉书》所称“三十六国”。尼雅遗址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所在。据有关资料,此乃“西汉时期中国西部一个比较小的城邦国家,位于尼雅河畔的一处绿洲之上。精绝国以农业为主,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商贾云集,繁华富庶。东汉后期,精绝国被日益强大的鄯善国兼并。后来,受魏晋王朝节制。唐朝时其都城尚存,称尼壤城,清代称为尼雅城。尼雅在清代为于阗县所属村庄,《和阗州总图》称作尼牙八札。1945 年设廉洁镇,1949 年后复称尼雅,1985 年设尼雅镇。古精绝国故址在今新疆民丰县”。关于该国,《汉书·西域传》载曰:“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厄狭,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又云:“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西通精绝二千里。”《大唐西域记》亦载:“媲麽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 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新唐书》之《西域传》和《地理志》都曾述及地处于阗以东700里的“精绝国”。后来,精绝国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直到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初探遗迹,从此掳走700多件出土佉卢文、汉文简牍、精美木雕后,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故城才又重新为人所知”[19]。至于精绝国变迁及消亡的原因,史书中未见记载,有论者分析是尼雅河水退缩而沙漠化加剧的结果[20]。

说到尼雅遗址出土织锦上的“中国”(图F),该词在古代有多种含义,或指京城、国都,或指国内、内地,或指天子直辖区域,或指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或指诸夏及汉族建立的国家。汉代以来,常常把黄河流域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根据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护膊的年代,“中国”在此应该是指中原王朝。“五星”是古代天文学名词,“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说苑·辨物》),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从自然天象看,五颗行星聚合在一起的景象奇异而罕见,因此人们将它联系到时政大事,赋予其政治性的星占学意义,并且形成一整套可称为古代中国“政治天文学”的话语体系,影响着朝野上下,也贯穿着数千年王朝历史。《史记·天官书》即云:岁星——“五星皆从以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荧惑——“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镇星——“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太白——“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辰星——“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关于五星聚会,战国时期星占家应有记录,只是前人著作已佚,难以查考。对此天象被用来为王朝现实服务的政治化寓意,《汉书·天文志》言之甚明:“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白以兵,从辰以法”。正因为“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所以,星占学中的“五星聚会”在政权执掌者眼中成为事关朝政、军事、社会的头等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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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尼雅遗址一号墓地及汉代织锦出土情况[21]

关于“五星出东方”,古代文献言说甚多。据《史记·天官书》:“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二十四史中,翻检《汉书》、《晋书》、《隋书》,可以读到同类文字,事实上此乃代代沿袭的王朝话语系统。该语意为,辰星与太白从东方出现,都呈赤色而芒角,则外国大败,主国大胜;若与太白从西方出现,都呈赤色而有芒角,则利于外国。从天顶分天为二部,若五大行星聚舍于东半部,则主国有利;若聚舍于西半部,则外国用兵者利。若五大行星皆随辰星聚在一舍,则该舍分野所对应之国,可以凭“法”号令天下[22]。在注重“天人感应”的古代华夏,对“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国人来说,星占学的根底在于政治学,天上的五大行星之占被视为跟地上的王朝兴衰、军国大事密切相关,所谓“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说苑·辨物》)。按照星相学及阴阳家解释,五星若是同现于东方,乃是对中原王朝有利。《清史稿·天文·五星合聚》云:“天官书言,同舍为合,于两星、三星、四星、五星之合各有占,而以五星合为最吉”。在国人眼里,唯有“五星”运行一致,各方精诚团结,方能使国运昌盛、天下太平。

锦与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的产物,蜀锦和蜀绣是巴蜀文化的骄傲。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注《急就篇》云“织彩为文曰锦”;绣以巧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无论蜀锦还是蜀绣,均以其绚丽纹饰之“彩”耀人眼目。“古羌源流与马家窑文化”是2016年我们在甘肃嘉峪关开会研讨的话题。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因初见于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其“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在整个陶器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多达80%以上,在中国的所有彩陶文化中,这个比率是最高的”[23]。行走丝绸之路,考察马家窑文化遗址及器物,在这纹饰之“彩”上不难发现远古彩陶与后世锦绣有某种神韵上的默契。也就是说,无论具象性的鱼、鸟、兽、花、草等动植物图案,还是抽象性的网纹、波纹、圈纹、锯齿纹、漩涡纹、+字纹、卐字纹、八角星纹等象征符号,我们都可在远古彩陶和后世锦绣之间读出神奇的对应(图G)。在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上,由于这种纹饰之“彩”,说后世锦绣与远古彩陶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承续关系,我想是不会有多大疑问的。“古代羌人的聚居区甘青一带,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化、马厂文化”,还有铜器时代的齐家、四坝以及卡约、寺洼、辛店等文化遗址,“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甘青远古文化与羌人或其先民都有一定联系”[24]。见于民间的口头传说和出自地下的考古成果表明,川西北尔玛人有祖先来自西北地区的族群记忆(如前述羌族戏剧等所言),古羌的历史与马家窑文化深有瓜葛。根据考古发现,“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出土的彩陶等与陇西、陇南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相似”[25],川西北羌区出土的彩陶基本上可划归马家窑类型,而在岷江上游羌族传统工艺中,亦不难发现其民间织绣图案与丝路彩陶文物图案之间相通,对此我在文章中曾有所指说[26]。证诸田野,2016年我指导的团队给羌绣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国芳做口述史摄录,她在谈到羌绣纹样时屡屡提及“缸砵边”,这正是羌绣向陶器借用纹饰的历史记忆和民间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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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马家窑彩陶[27]、汶川街头仿古彩陶景观和羌绣店铺里的织绣品

奇锦通西域,丝路有故事。五彩斑斓的“五星出东方”织锦,“不仅证明成都很早就融入了北方丝路,而且表明成都很早就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西域和海外”,正如2017年6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上“‘一带一路’国家手工艺展”的有关展示所言。这条古代织锦护膊,牵连着蜀地天府和大漠西域,铭记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传递出丰富的民俗文化语义。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上选择“五星”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标志,自有其缘由。“五星出东方”,一个不乏诗意的象征符号,给人许多遐想。一片远在大西北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汉代织锦,见证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丝绸纺织技艺的灿烂,也标示着中国西部民族互动大走廊上蜀地与他方的文化交流,是蜀锦也是国锦史上的骄傲。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6ZD0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作为文化遗产和民俗艺术的羌戏研究”(项目编号:17YJA850004)的成果】

作者: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1] 《“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成都上演》,http://www.scwmw.gov.cn/yw/201701/t20170103_834325.htm。

[2] 武敏《尼雅古墓出土“王侯合昏”、“五星出东方”锦的产地及相关史事》,载《纺织科技进展》2007年第5期。

[3] 孙占鳌《论魏晋墓画所反映的经济社会生活》,载《丝绸之路》2015年第8期。

[4]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 贾玺增《陵阳公样》,http://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90215240190853,发布时间:2017-03-28 10:06:08。

[6] 王少雄主编《锦绣成都》第90页,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

[7] 王少雄主编《锦绣成都》第92页,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

[8] 杨逸畴《尼雅环境的演化和文明兴衰》,http://www.wenbao.net/html/whyichan/kg/xjyizhi/niya/yjlw20.asp,采撷时间:2017-04-15。

[9] 何耀华《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4期。

[10] 《茂县民间文化集成·沙坝片区卷》第318页,开明出版社2016年版。

[11]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88—1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2] 于志勇《关于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http://www.wenbao.net/html/whyichan/kg/xjyizhi/niya/yjlw14.asp,采撷时间:2017-04-15。

[13] 《羌族简史》第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14] 薛宗正主编《中国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第3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沈从文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582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6] 《宋锦》,http://baike.so.com/doc/6479584-6693287.html,采撷时间:2017-04-15。

[17] 钟明、马德坤《经锦历史对蜀锦后期色彩表达的影响》,载《巴蜀风》2016年第3—4期合刊。

[18] 钟明、马德坤《经锦历史对蜀锦后期色彩表达的影响》,载《巴蜀风》2016年第3—4期合刊。

[19] 《精绝国》,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BE%E7%BB%9D%E5%9B%BD,采撷时间:2017-07-25。

[20] 高华《精绝国历史地理考证》,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21] 《尼雅遗址》,http://www.jiaxiangwang.com/arch/a-xjhetian-minfeng-niyayizhi.htm,采撷时间:2017-04-12。

[22]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http://baike.so.com/doc/382241-404774.html,采撷时间:2017-04-15。

[23]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30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24] 《羌族简史》第2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25] 《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羌族卷》前言,第4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 李祥林《古羌源流·彩陶文化·民俗符号》,见《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7] 《马家窑彩陶》,http://image.so.com/i?src=360pic_strong&q=马家窑彩陶,采撷时间:201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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