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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

2018年2月6日 来源() 作者(王长华) 阅读()

愈是寻找幽远而纯粹的源头,愈是能够找到我们未来的方向。

史前马家窑,史后敦煌学,这两座文化宝藏都位于甘肃。

敦煌文化首先由外国学者进行研究,再转向国内研究,成了极为热门的学术课题,形成“敦煌学”,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而光辉灿烂的“马家窑文化”,还是一座有待开发的文化宝藏。

中国彩陶文化历时之久远、分布之广泛、图案之丰富、谱系之繁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目的就在于从远古中国的先民们那里,寻找一种文化自信。

随着民间和学术界对于马家窑文化的深入研究,这一中国远古文明的瑰宝,必将与敦煌文化一起,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成为甘肃走向世界的又一名片。

马家窑文化: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

王长华

作者简介:王长华,男,汉族,甘肃陇西人。1994年兰州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2003年兰州大学法律专业本科毕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媒体人;主要从事文学、新闻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学术文章多刊发于四川大学哲学研究所网站和共识网。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发现了仰韶文化后,翌年在甘肃临洮马家窑村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文化,把它命名为马家窑类型的仰韶文化。

就这样,一个欧洲人,在不经意间,撬起了古老中国的文化板块。

后来,经过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安特生考证的不足和部分错误进行修正,正式将“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单独定名为“马家窑文化”。

于是,一种新的以临洮马家窑这个地名命名的文化诞生了。

从此,“马家窑文化”便作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学术名称不胫而走,传遍海内外。

学术界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

苏秉琦先生在论及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时认为,“甘肃境内的马家窑文化诸类型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关系,后者始终居于主导地位。”①

考古学家石兴邦在对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进行了对比分析后认为,“如果说,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是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那就证明,我国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存在着胞族组织形式。”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则梳理出了一条彩陶传播的路线:“甘肃地区的彩陶是从陕西关中地区发源,而后逐渐向西开拓,在公元前第五千年的半坡期到达甘肃东部,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前半叶的庙底沟期到达陕西和青海东界,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后半叶的马家窑期到达河西走廊东端,此后通过小坪子期、半山期、马厂期和四坝文化,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这个事实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时出现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最有力的驳斥。彩陶传到甘肃之后的一个时期,风格基本上与中原保持一致;但到马家窑期之后,就开始走向独特化的道路,同中原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在中原彩陶完全消失以后的很长时期,甘肃地区仍然存在着彩陶文化,直到春秋战国方才结束。”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谢端琚认为,“马家窑文化源于大地湾四期遗存。”④

张忠培和李伊萍则认为,马家窑文化和大地湾四期是两支存在于不同空间、年代大体相当的考古学文化,这就排除了马家窑文化源于大地湾四期的可能。⑤

朗树德和贾建威认为,“我国彩陶文化历时之久远、分布之广泛、图案之丰富、谱系之繁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甘青地区的彩陶,出现时间最早,文化成就最高,延续时间最长。”⑥

甘肃新时期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迄今为止,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以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它经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⑦

西北民族大学马家窑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段小强认为:“马家窑文化主要来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并在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东部文化、中西亚文化因素而形成,最终发展成了齐家文化。”(段小强《马家窑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9月第一版,240页)

“陶器时代”的提出

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则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彩陶,提出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应该有一段较长的时间,被称为“陶器时代”。

“陶器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飞跃,陶器的发明不仅成为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物质文明的创造,同时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陶器不仅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断代及划分凭证,同时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文化创造的具象表征。因此,用“陶器时代”完全可以概括这一时代的物质特征和文化内涵。

选取“陶器时代”,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按照其物质文化创造的不同表征划分为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而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其余的所有称呼都无法贴切地反映和概括这一时代的文化特色。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地域上,从古老的远东大陆到遥远的西亚腹地,从缤纷的欧洲区域,到坦荡的北非沙漠,从大洋州星罗棋布的诸小岛屿,到广阔无垠的美洲新大陆,无不以陶器作为其最重要的物质文化表征。

提出“陶器时代”有何依据呢?

首先,陶器是遍布于华夏大地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中国陶器在地域上呈多元分布的状态,其中尤以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最具代表性。

其次,陶器是遍布于史前时代人们意识中的一种文化创造物。在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古代人物都是陶器的发明者。女娲补天和抟黄土造人传说的灵感,皆得之于陶器的制作过程。这种神灵抟土造人的神话,不仅古代中国和埃及有,而且几乎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

再次,陶器曾被广泛地运用于史前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如饮食器皿、生产工具、宗教祭祀用具、陪葬品、葬具、建筑材料等等。

陶器几乎成为了这一时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表征,且在世界各地,所有这一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内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而不像青铜文化一样,只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世界上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因此,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陶器时代”。

“陶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它标志着人类对火的掌握的物态化与具象化;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促进了人类体质的进化;陶器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和创举,是此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不存在的事物,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全新的、充满睿智的文化创造;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定居与分居生活的开始,也标志了文明的创造和传播。

林少雄用“遍地流光”来形容“甘肃彩陶的华夏背景”;用“满天星斗”来概括华夏大地东西南北中各个角落的文化类型遗存;以“北方鼎盛”来描述中国彩陶在这一时期风格多样、纹彩艳丽、形制丰富的独特风貌;以“西部繁荣”来概述后来整个华夏文明的萌芽。

他还称甘肃彩陶的类型分布是“一枝独秀”;他判断老官台文化彩陶是“文明晨曦”;大地湾文化彩陶是“曙光乍现”;马家窑文化彩陶是“正午明媚”;齐家文化与辛店文化的彩陶是“夕阳西下”;寺洼文化、卡窑文化和沙井文化的陶器是“回光返照”……

另外,他用“审美定格”来概括“陶器时代”的结束及影响;用“旷世绝响”来惋惜“陶器时代”的结束;用“寻根究源”来探索“陶器时代”的结束;用“潜流绵绵”来总结“陶器时代”的影响。他还用“曾经沧海”来探讨“甘肃彩陶与华夏文明的起源”。⑧

民间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

在民间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中,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志安先生的研究成果最为人所瞩目。

他发现在一件半山类型的彩陶上面,画着双彩大螺旋纹,螺旋纹的缝隙中还画着四个黑彩人物,人物迈开大步行走在田野上,张开五指播种,撒出的种子漫天飞舞。从这件彩陶上他突然悟到,这是原始先民开始从水崇拜到了田园崇拜。

半山时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就已经产生。由于农耕文明的产生,人们的崇拜对象发生了变化,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画着的水波纹反映了先民对水的崇拜,而农耕文明产生后,先民们把过去对水的崇拜转向了对田园的崇拜和赞颂。于是,从马家窑类型时期的水波纹就逐渐演变成了半山时期表现田园的四圈纹。兴奋之余,他又对马家窑蛙纹、马厂蛙纹到龙文化的产生,以及一系列重要的文化现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研究课题和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和收藏界的极大关注。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

——彩陶画中就有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元素。随着彩陶数量的增加,他的研究资料丰富了,研究兴趣更加浓厚了。在对彩陶反复观察的过程中,他还发现了类似今天西方抽象主义绘画——“现代画”的彩陶,而这些中国的彩陶画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成为史前非常重要的中国画资料。

——马家窑彩陶图案是先民神圣崇拜的艺术表达,而非随意之作。

——“卐”字图形起源于太阳崇拜。在他收藏的彩陶中,有反映茶壶在史前时代产生和演变过程的不同实物,反映了茶壶进化的文化轨迹。关于“卐”字图形的起源,他从馆藏的一件彩陶上找到了依据。原来“卐”字符号起源于太阳崇拜,那是一个太阳鸟的浓缩符号。

——他对马家窑文化进行了科学分期,并列举出了六个分期类型:石岭下、马家窑、边家林、半山、辛集、马厂。

——他通过比对一些蛙纹和水波纹彩陶,认为:“我们对中华龙图腾的产生有了新的认识……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画着大量的水波纹,这是先民对于水的崇拜和赞美心情的反映。”从蛙到龙,为研究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半山类型彩陶的四圈纹、方格纹,表达的是先民对土地的崇拜。

——他从画家的角度出发,认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画是中国画形成以笔墨为主的造型基础的源头。并指出,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审美理想是中国画和世界艺术发展的必然方向。

——他通过对马家窑彩陶画和敦煌壁画的比较后认为:马家窑彩陶画是敦煌壁画的艺术源头!

——根据对马家窑彩陶图案的分析,他指出,马家窑文化揭示了中国哲学的文化源头。

——他通过分析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上的一些图案符号,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断,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巫”字,来源于彩陶上的一些图案。从而将“巫”字的产生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年。并且,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证明了陶文中确实有可以释读的属于汉字系统的文字

——他通过对半山类型的彩陶上普遍存在着的大量的锯齿纹的分析,从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比对后认为,马家窑彩陶中的锯齿纹就是古羌人对山的崇拜。

……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曙华说,我没有想到,王志安在马家窑彩陶画中,居然找到了中国哲学的文化源头。“王志安对于马家窑彩陶图案的解读,揭示了马家窑彩陶的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是对远古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一种深层解读。王志安先生所用的不是今天西方式的概念思维和对象化的认识方法,而是富于联想和创造性的‘象思维’方法,是基于生命实践之感通或感应的‘生命化’研究方法。这为我们解读远古文明,乃至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启示。”⑨

20111022,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和西北民族大学联合创立了 “西北民族大学马家窑文化研究院”,聘任王志安先生担任院长。这意味着:马家窑文化研究这一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学术课题,从民间走向了神圣的学术殿堂;这更意味着:马家窑文化研究从分散的民间自发性研究,走向了有组织、有主题、有方向的自觉性、科学性研究。

马家窑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古羌人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族属问题,应该肯定地说,马家窑文化就是由今天我们称为古羌人的一个远古部落群体所创造。在古羌人这个概念中,不仅有现在所指的羌、戎、狄、胡等族群,更有现在已作为汉族大族群中的一大部分早期的汉人祖先。⑩

王志安先生的这一论断,可以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甘肃文史学者张润平认为:

事实上,在秦汉及秦汉以前的所谓汉族,其实正是现在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在秦汉以前,真正的主体民族恰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历史学家们忽略了而未能被统计进五十六个民族中去的一个民族——羌族。

羌族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活化石。

张润平还进一步指出了马家窑彩陶文化与古蜀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关系:

马家窑彩陶完整的很少,破碎的很多,这是由它特定的神圣功能决定了的。彩陶根本就不是日常用品,而是极其神圣的唯一的礼器、祭器、冥器用品。当它的功能完成之后,它们也就随着破碎了。破碎彩陶也是祭祀活动的一个重要仪式之一。笔者估计,可能当它们作为礼器、祭器的时候,被破碎的可能性大些;当它们作为冥器的时候,被破碎的可能性就会小些。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三星堆的器物被破碎来得到佐证。

三星堆文明时期距今为2800——4800年,已经有多位学者的研究证明,三星堆文明的先民就是古羌人,而且他们来自于岷江上游及洮河流域。据《尚书》记载,那个时代的甘、青、宁、陕西西部、四川北部,都有古羌人生活,属于同一古羌文化圈。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当时就被破碎了,这与其祭祀仪式、祭祀理念肯定有关。那么,与在此之前同一古羌文化圈的甘肃南部岷县一带发生的彩陶破碎现象相比,显然是有传承、有延续、有其共同性的。这基本上可以证明,古蜀三星堆文明是史前洮河文明的延续。

还有一个更为有力的佐证。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屈小玲,通过对成都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古蜀王国的文物中的两枚蛙型金箔和马家窑彩陶蛙型纹饰的比较,认为:

具有蛙纹特征的马家窑彩陶文化,更具有文化母题意义;这证实金沙蛙型金箔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马家窑彩陶文化中的蛙图腾和女娲神的关系,与古埃及蛙女神极其相似,具有很多共同特点。

屈小玲还据此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探询:

第一,金沙文明时期锻造的蛙型金箔属于马厂类型蛙肢纹风格,是否可以据此探索古蜀地区与西北的马家窑文化地区的商业与手工业交往?是否同样可以据此追寻三星堆文明时期与马家窑文化地区的交往?

第二,女娲神话是否早于古埃及蛙女神的神话传说?是华夏的蛙崇拜与女娲结合的神话传说传到了古埃及,还是人类思维有了同样的观念?这些问题都还需要搜集更多的资料予以研究证实。

马家窑彩陶艺术不仅影响了古蜀地区,同时也影响了藏彝走廊的大西南地区,包括藏缅语族,壮侗语族与苗瑶语族。这些正是与蛙崇拜图腾有密切关系的地区和民族。金沙蛙型金箔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拟蛙纹接近,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有一个向周围辐射和南传的历史,蛙崇拜也应该在其中。2007年一篇网上考察黎族的蛙崇拜源流的文章,认为黎族的蛙崇拜源于马家窑彩陶文化,并考察马家窑彩陶文化传播路径可能是青海(甘肃)→四川→贵州(湖南)→广西→海南。

在这个意义上,马家窑文化通过古蜀王国向西南与南方传播,四川就成了马家窑文化的重要传播源。成都是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金沙蛙型金箔所蕴含的马家窑彩陶文化蛙崇拜的文化意义,考察南丝绸之路境内境外不同民族与地区的蛙崇拜,或许可以假设为一例华夏文明南传的例子。

马家窑文化的传播与古羌人的迁徙

马家窑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及古羌人的迁徙,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距今5500年左右,西北地区甚至整个欧亚大陆北部,气候都趋于冷湿;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寒冷达到谷底,对文化变迁的影响更加显著,农业文化的南移趋势更加明显。马家窑文化类型从甘肃西南大幅度向南扩张,一直到达更暖湿的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为该类型开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马家窑文化类型还西向扩展至青海共和盆地、河西走廊和阿拉善地区。”(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9月第一版,451——452页)

从考古发现可知,河西走廊乃至新疆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就直接受到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影响——这是一条马家窑文化向西传播的路径;而向南传播的路径则与古羌人的南迁路线密不可分。

王志安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指出,马家窑文化的消失,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

无独有偶,耄耋之年的甘肃文化学者景生魁先生也在《漫话古羌族的兴起和迁徙》一文中认为:

气候变化也是古羌族南迁的重要原因。

从现今上溯到5000年前,我国的气候大致经历了四次剧烈变化,主要表现为寒冷与温暖互为交替。古羌族的大量南迁,从第一次寒冷期开始。这一时期,高山上大雪覆盖,每年七月份草木才能生长,人们只能种一些蚕豆、青稞之类的耐寒作物,人群只有大规模的南迁,才能生存。而白龙江、岷江沿岸是深切割峡谷,不利于进一步生息繁衍,这就使得南迁的脚步一直往南,直至延伸到了西南边境。到春秋时期,因战乱所迫,羌人迁徙到了云南、贵州等地,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结合,形成了我国西南地区多民族分布的特点。彝族、普米族、土家族、纳西族、阿昌族、景颇族等皆与古羌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迁徙的地区一直向南延伸,向亚热带、热带地区靠近,有的到达了老挝、缅甸、泰国以及藏缅语系的各个地区。唐代却又是一个温暖期,这一时期甘肃的陇右一带农作物一年两熟到三熟。岷县的洮河两岸和宕昌以下的白龙江流域,为“小江南”气候。这时期的古羌族的后裔,又与辽东的鲜卑人融合为吐谷浑,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故地,并与唐王朝联姻,成为边塞安宁的军事盟国。在西藏的昌都地区,古羌族后裔所建立的“女儿国”,修桥补路,发展畜牧业,五谷丰登,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观。

除此之外,政治的因素也许更不容忽视。

景生魁先生认为,引起羌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的冲突、分化,以及与汉族统治者的对抗。历代封建王朝的血腥镇压和大肆杀戮,使羌族儿女写下了一部又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漫话古羌族的兴起和迁徙》)

王志安认为,由于古羌人多次与华夏汉民族的大融合,使得保持古羌人民族特色和习俗的民族群体越来越少,并不断被边缘化。他们不得不向西南、西北边远地区转移。更由于周政权建立之后,部分古羌人不服从周朝同一政权的管理而反叛。周又派兵镇压,而进一步边缘化了古羌人的剩余部落,以至于使他们向更边远的西北、西南迁徙,形成了今日的藏、苗、黎、壮、羌等民族继续存在的现象。

德国人类学家费里茨·格雷布内尔说过:“一个文化圈处于地区中间,它是晚出的。处于地区的边缘,则是最古老的文明。”

张润平认为,这句话用在其他族群的变迁概述上不一定准确,但用在羌人变迁史的概述上却贴切之极。华夏文化的创生与形成就是这样的。古羌族创造了华夏文化,但又远离了华夏文化的中心,固守着最古老的文化。而那些勇于否定自己的古羌族,他们往往能够推陈出新,有继承有发展,形成多层次的文化圈、文化层(《试探古羌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源流——兼对汉族概念的解读》)。

著名羌学专家、四川阿坝州西羌学会会长、《西羌文化》杂志主编杨光成先生在谈到羌族来自西北问题时,列举了历史上的三次羌族南迁:

一次是公元前451年秦献公称霸西戎,陕甘青羌人部分南下;二次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刘彻“北逐匈奴”、“西逐诸羌”,使甘青地区的羌人南迁到四川、云南等地;第三次是公元1227年西夏王国被蒙古军征破,大批的党项羌人迁徙到四川,在今甘孜州的木雅、丹巴县和阿坝州的松潘、茂县、金川等地定居。

天水师范学院陇右文化研究中心的苏海洋、雍际春认为: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逐渐形成了一条东连渭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乃至中原,经渭河上游的天水、嘉陵江流域的西汉水、白龙江下游、白水江至川北嘉陵江上游,或由西汉水经徽成盆地至川北嘉陵江上游,然后经涪江、成都平原、大渡河下游至云贵高原西北的半月形彩陶文化传播线路。

这说明,古羌人南迁的路线,与彩陶文化的传播线路,以及黄河上游和古蜀文明的交流路线大致吻合。

由于高山大江的阻隔,历史时期西南地区部族与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西南地区南部以非汉部族为主……邛都、滇、昆明三个部族主要活动在金沙江流域,金沙江以北为邛都部,金沙江以南分为滇、昆明两个部族。这三个部族乃至于更北的笮(zezuo)都部都属于古羌人。考古发掘证明,滇以及昆明部所在地均发现与齐家文化接近的器物,由此推断古羌人的南迁应在齐家文化期之后,且循青藏高原边缘,逐步迁移,定居在洱海、滇池等地(韩茂莉著《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月第1版,253页)。

在考古学界,以细石器为代表的工艺传统,向来被公认发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在金沙江北岸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处名为回龙洞的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以此为依据,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提出,回龙洞细石器的出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约1——2万年前,具有小石器和细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经开始由黄河上游地区的甘青高原向南迁徙,进入到川西高原地区。”他们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川西高原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也是西南地区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这种黄河流域文明传入金沙江流域的例证源源不断:在甘肃大地湾遗址常见的单孔或双孔的长方形钺,频繁现身于四川西昌礼州遗址;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在沿金沙江两岸的诸多遗址可见,且自北向南逐渐减少……这些带有黄河流域文明印记的西南地区遗址,大多集中在新时期时期,其中又以四川的营盘山遗址年代最早——距今5500年左右。这意味着,黄河上游居民南下的时间要早于这个时间点。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石硕认为,这种成规模的南迁应该大致始于距今6000年前后,下限不晚于距今5500年。

连点成线,黄河流域先民的南下迁徙路线也逐渐清晰,并和金沙江的流经路线大体吻合。自北而来的金沙江,由玉树巴塘河口南流,形成南北交往的天然通道,又折而向东,将被横断山脉阻隔的东西交通串联起来,它与怒江、澜沧江共同流经的区域,被我国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藏彝走廊”,是多民族沟通迁徙的天然孔道。而考古学上的证据,更将这种文化交流,提前到了新旧石器交替的时代,并勾勒出一股新石器时代南下的壮阔移民洪潮。

考古学上的重重例证,从遗传学的角度也得到了确认。多年来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致力于通过Y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探讨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约6000年前,黄河流域人群的一支,通过“藏彝走廊”向西、南迁徙进入喜马拉雅地区,并由此产生了汉藏语系内的汉语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分化。这一时间点和考古遗址显示的信息大体吻合。

由此可以推断,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正是由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人群,在“藏彝走廊”北部地区形成了较成熟和繁荣的新时期文化,并与甘青地区同时代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新时期文化形成了分野和平行的发展态势(魏东《金沙江——阻隔与交融之间》,载《中华遗产》2014年第11期)。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新时期时代晚期西北地区与云贵两地就存在文化交往,其中源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类型的器物均在这一带发现,文化影响最远达滇东、黔西一带。无论间接传播还是还是人群迁徙的直接输入,文化传播证明,早在三、四千年前,西北与西南即存在一条可通行之道(参见蒙文通:《四川古代交通路线考略》,《古地甄微》,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84——195页;翟国强:《滇文化与北方地区文化及族群关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马家窑文化衰落的气候原因

西北地区气候波动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区域性特征。整个全新世时期存在着气候不稳定性,出现了多次气候波动,如距今50004000年多次出现气候恶化事件,并造成了我国西北地区人类文明的相应变化

在千年尺度上,距今4000年以后气温、降水都在持续减少,环境逐步恶化。全新世以来气候出现过多次的冷暖、干湿波动,其中以距今4000年的降温最明显,这次气候事件在我国和世界各地都有表现,是一次全球性的气候降温事件,在我国以温度降低、降水减少、气候带南移、北方地区气候恶化为特点,对古代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群迁移,文化格局变动,原农业文化区出现小范围“空白”。在这次极端气候事件中,北方文化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应变策略,并取得良好效果。

人群迁移又造成战争频繁,规模扩大。这些大规模战争也为我国社会进入成熟的国家和文明阶段奠定了基础。

环境恶化最终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距今4000年以后,由于环境恶化、草原带南移,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甘青等地区畜牧业成分明显加大,利用较大草场牧牛放羊已经成为北方地区的普遍现象。此后北方长城沿线的半农半牧—畜牧业文化带,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这次气候事件中,敏感地带的北方农业文化显然采取了新的卓有成效的应对策略:不是任其衰竭或大范围迁移,而是转变经济形态来适应这种变化;不是与北方狩猎或游牧文化水火不容,而是逐渐加强融合。这样既保持了文化的连续性,又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

这或许能够说明马家窑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达到巅峰状态后逐渐衰落的原因。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石硕同样注意到了古代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原来,在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的气候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变化,降水量几乎垂直下降,气候由温暖湿润急骤地转向寒冷干燥。石硕分析说:“可能正是由于气候环境带来的压力与生存困境,迫使黄河上游中的一部分人群开始沿着河流通道南下,向着纬度较低并拥有较为温暖湿润的河流谷地的藏彝走廊地区迁徙。”

从西北黄河流域沿“藏彝走廊”地区而来的文化、人群上的交流,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直到今日,我们还能在金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身上找到共同的西北元素。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幸晓峰,在来自西北的彩陶图案与金沙江流域的远古乐舞中构建起了这种联系。最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新时期时代晚期一件甘肃马家窑文化双排舞蹈纹彩陶盆。这件陶盆上绘有上下两排牵手相连的舞者,舞者间弧形的层层纹饰仿佛阵阵音浪,向耳畔袭来。“这种在西北彩陶文化中常见的纹饰,所表现的是一种舞者围成圆圈的‘联袂舞’。而这种舞蹈形式在今天金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舞蹈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形式。”幸晓峰说。

其中,一种汉译为“弦子”的藏族舞蹈令他印象深刻:伴随着音色明亮的牛角胡和欢愉的歌唱,人们以男子为中心围成圆圈舞蹈,外圈由女子围圈间隔,层层扩散,可达百千人之多。踩着即兴音乐的节拍,队列沿着顺时针方向舞动,旋转不息。再比如彝族的“打歌”、“都火”,纳西族的“哦热热”、普米族的“搓搓”,也是男女老少围成圆圈,载歌载舞的形式(魏东《金沙江——阻隔与交融之间》,载《中华遗产》2014年第11期)。

寻找一种文化自信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在遥远的古代,由于交通的不便和道路的阻绝,包括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他们的文化创造,还处于一种自在自为的阶段。

自汉代张骞凿通东西、班超出使西域开始,从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角度出发,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来临了。

而唐代的玄奘作为文化“行者”,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开启了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

当时的大唐帝国,拿今天的话说,无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是制度文明,都领导着当时世界的最新潮流。越是有实力,就越能向外开放和输出,也就越能吸纳外来的文化。而唐都长安,就是当时频繁地进行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身处文化巅峰的唐帝国首都的玄奘,还会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如饥似渴地去“西方”“寻求真理”!

在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气度的前提下,主动去“西方”“寻求真理”,与被人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大门后,让人家揪着耳朵去“西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至唐代,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外来的佛教文化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经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虽然在此期间,有过“三武灭佛”的不和谐音符,但在总体上,汉文化是敞开了胸襟,热烈地欢迎并接纳了这种异质的文化,并将其成功地本土化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只有自己的体格和体魄健全,肠胃功能好,任什么生猛海鲜,都能把它消化——文化交流又何尝不是这样!

从世界范围来衡量,有清一代,烂熟到极点的中国封建文化虽然已经走向没落,但满清的统治者却还沉浸在文化自傲的迷梦中,拒绝外来文化,致使清朝错失了多次图强维新的机遇。

至此,中国文化从千年自雄跌入了百年自卑的深渊。

至今,还没有从文化自卑的阴影中走出。

……

从文化自在自为,到文化自觉;从文化自信,到自傲;再从自傲跌落到自卑的深渊……中国文化的心理脉络,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曲折过程。

而民间和学界对于马家窑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远古的先民那里,找回一种文化自信。

无疑,马家窑文化研究,属于对“过去”的探索;而弘扬和传播马家窑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则是着眼于“未来”。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文化上,还是缺乏一种自信。这与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中国的先民们创造了光彩夺目的马家窑文化,她的子孙们就更有理由为人类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我对马家窑文化研究如此痴迷,目的就在于从远古中国的先民们那里,寻找一种文化自信!”

这是王志安作为民间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马家窑文化应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重点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指出: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同时又是华夏文明与各种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通道。甘肃文化资源极其丰厚,特点非常鲜明。大地湾各期文化,马家窑、半山、齐家、辛店等彩陶文化和青铜文化,敦煌莫高窟及炳灵寺、麦积山等丰富的石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任务。

马家窑文化研究和产业开发,只有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并与时代的要求合拍,才会迸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应该有主有次,有所侧重,切不可平分笔墨,平均使用力量,而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不可以到处撒胡椒面。这就需要决策者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才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重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主战场”在哪里?这个主战场和重点,必须具有独特性、新颖性、唯一性等等特点,否则便是人云亦云,难出新意,难免陷入重复建设的泥沼。

被誉为“中国画气势派的开宗创派者与理论建树者”的著名画家周韶华先生说:

“身在宝矿要识宝,甘肃拥有两座文化富矿,即敦煌文化和仰韶文化中的马家窑文化。敦煌是丝绸之路最大的文化收获地,敦煌文化辐射到全国乃至全球。敦煌文化资源实在太丰厚了,拥有无穷的可挖掘的宝贝。另一座富矿是仰韶文化中的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最早发现在河南,但是大发现在甘肃、成熟期在甘肃。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看到甘肃马家窑彩陶时,激动万分。后来我创作的仰韶文化作品,大部分取材于甘肃彩陶。敦煌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大有文章可做,可以与市场无限联结,甚至可以发展成美国迪斯尼乐园那种大规模的产业链。

 所以,要用新视野审视敦煌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将其视为创造性资源,变成无穷产品。开发敦煌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时,要把文化中的符号、色彩等元素提取出来,变成当代的作品,变成各种产品。例如,仰韶文化符号演化出方与圆,发展出中国文化中的文字结构、文化结构,又应用在生产上,出现了无穷的产品。可以把敦煌壁画中沉甸甸的色彩用在服装上,可以把马家窑文化中的原始符号变成建筑的形式,等等。因此,建议甘肃设立专门的职业学院,研究敦煌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开发敦煌文化产品和马家窑文化产品。将来甘肃会富在文化上。在文化滋养下,甘肃会变成全国的‘大富翁’。

因此,建议在打造示范区的过程中,首先教育要跟上,要培养敦煌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人才。其次,要有开放思维,立足甘肃,吸引全国人才参与示范区建设。一方面吸收别人的好东西,一方面向全国输出敦煌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还可以考虑举办敦煌文化艺术节、马家窑文化艺术节等。”

 

注释

①: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原载《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②: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原载《考古》1962年第6期。

③: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原载《文物》1978年第10期。

④:谢端琚《马家窑文化渊源试探》,原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19868月版。

⑤张忠培 李伊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几个问题》,原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及》,19893月版。

⑥朗树德 贾建威《彩陶的起源及历史背景》。

⑦朗树德《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的巅峰》。

⑧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文化读解》。

⑨李曙华《马家窑文化研究的哲学思考——象思维与生命化研究方法》。

⑩王志安《不要忘记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神圣的古羌人》。

:张润平《试探古羌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源流——兼对汉族概念的解读》。

:张润平《探索黄河文明的源头——丰富多彩的岷县史前文化》。

:屈小玲《试论金沙文明对马家窑彩陶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王志安《不要忘记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神圣的古羌人》。

:苏海洋 雍际春《从考古看丝绸之路祁山道的形成》。

刘东生《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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