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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端琚

人物简历

1932年出生于福建闽清县,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主任、考古所高级专业职称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甘青考古队队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从事史前时期考古研究,曾主持刘家峡水库区考古调查工作与甘肃秦魏家、姬家川、张家嘴、师赵村和青海柳湾等大遗址(墓葬)的发掘。

折叠编辑本段主研成果

有《青海柳湾》(主编),《师赵村与西山坪》(主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合著)等,其中《青海柳湾》、《师赵村与西山坪》曾获得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六顶山与渤海镇》曾获得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谢端琚的福建口音已经很少,这是他长期在西部工作的结果。他告诉我,不仅在口音上有了很大改变,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他已经完全"西部化"了:他吃面粉、粗粮的比例与吃大米差不多。

谢端琚介绍,虽然自己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仍在做一些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承担着《大辞海》考古卷词条的撰稿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初稿。回顾过去,在他从事考古工作的50年里,足迹踏遍了20多个盛市、自治区,但是,他始终把重点放在甘青地区。原始社会的考古最重要的意义是用实物资料来复原原始社会史,填补文献的空白和不足。以此而论,谢端琚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图。由此,人们可以想见祖辈们茹毛饮血的生活和社会风俗。

历史的探索最终是在为"我们从哪里来"寻找一个可以确信的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自己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了解中华文明经由怎样的传承而绵延至今,并为"我们将到哪里去"确定方向。

50年从事同一种工作可以把一个人锻造成行业内的专家,也能让一个人磨灭对这项事业的热爱。但是,谢端琚对考古的热爱至今没有丝毫衰减,他的内心充满了自我实现后的极大充实与满足---这项工作虽然艰辛,但正如他起初想像的那样,他既有了科学研究成果,也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大学时期,抄讲义挣生活费

1951年考大学的时候是统一招生,我的第一志愿报考了福建师范学院数学系。

其实我的数学并不好,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当时上师范不仅不用交钱,而且还有生活补助。第二志愿我填写了福州大学历史系。结果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我就入了福州大学历史系。当时福州大学没有教室,就向一所中学借了几间。我所在的年级有14个人,只有一个女生。同学之间年龄差距很大,有的人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最小的十七八岁,最大的有三十一二岁。因为高年级的人数太少,也和我们合并在一起上课。

由于家里困难,学校就安排我抄讲义,就是用钢笔把讲义写在蜡纸上,然后印出来。凭着这一笔报酬加上补助,我上大学没有花家里的一分钱。1953年院系调整,福州大学历史系和厦门大学历史系合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去厦门大学或留在福州大学。我觉得厦门大学名气更大一些,就去了厦门大学。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林惠祥,他是著名人类学家,跑遍了东南亚并出过很多书。他在历史系开有人类学、考古学课程,受其影响,我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觉得这个工作可以走很多地方,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既能做调查研究,又能开阔眼界。因此,我就想搞考古。因为复原历史包括两个角度,一方面是文献,另一方面是实物。我当时觉得,做考古从实物来复原历史更实在一些。

食物短缺,吃红枣吃到拉肚子

1955年毕业的时候,也是天遂人愿,我和其他四名同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因为我不是考古专业的,1956年所里让我去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班旁听了半年。1957年,我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首次参与发掘的是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当时的队长是安志敏。这里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掘出来的文物主要是陶器和石器。除了我们一批大学毕业生之外,所里还招了一批中学毕业生,几十人都集中在这里,一边发掘一边进行培训。

1958年,为了配合刘家峡水库的建设,我担任了甘肃考古队队长来到了甘肃。

我们在库区里主要发掘了永靖张家咀、秦魏家、大何庄、姬家川等遗址。其中,张家咀和姬家川属于辛店文化,这两个类型都属于新发现。挖张家咀遗址的时候是10月,黄河有一个支流叫大夏河,水流得很急。由于这条河没有桥,我们每天都要坐着羊皮筏子往返过河。每一次,大家都提心吊胆,死死抓住羊皮筏子上的木头,生怕一不小心掉了下去。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后来就在发掘遗址的附近租了农民的房子住在那里。

当时正是最困难的时期,食物非常短缺,我们就在当地想办法。吃的东西主要是麸子面、玉米面、土豆和圆白菜做的咸菜。当地人把麸子面做成了扁圆形的疙瘩,放在水里煮,然后加上玉米面。我们每个人一餐能吃上五六个,肚子处于半饥饿状态。实在没有菜了,我们就在当地挖牲畜饲料苜蓿吃。在发掘永靖县马家湾遗址的时候,当地的红枣熟了。我们开始吃得很多,结果大家都吃得拉肚子。老乡就提醒我们,可以把红枣煮熟了再吃。这样,我们在吃麸子疙瘩玉米面的同时,把煮红枣作为补充食物。

合葬墓引出与郭沫若的争论

1959到1960年,我们在秦魏家遗址做了两次发掘,在第二次发掘的时候,我们发掘出了5座合葬墓。每墓骨架两具,一具仰身直肢葬为男性,另一具侧身屈肢葬为女性,从这种葬式看,显然是夫妻合葬。我认为,这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形态已经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而女子屈肢依附于男子的身旁,也显示了当时的妇女在社会上已经降居于从属地位。并且这些墓葬的死者都是一次埋葬的,男女不可能同时死去,这很可能是男子为主体,而把女子作为殉葬者。

当时的院长郭沫若看到我在《考古》1964年第6期发表的发掘简报后,发表文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女子很可能是自愿殉死的,因为女子屈肢依附着男子的左肩,表示着依依不舍的情态。这个争论在考古界引起了轰动,但至今仍没有定论。

发掘柳湾墓地,国内外瞩目

1975年我到了青海乐都柳湾墓地。之前,一个当地人发现了一个彩陶壶,上面有阴阳人图像。青海省文物处负责人赵生琛见到后,拿到考古所来。我见到后立即觉得它不同寻常,赵生琛也邀请我们一起发掘。当时,我们就决定合作,我担任了考古所一方的队长。

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到了发掘地点,雇了几十个民工开始发掘。这里的每个墓都有殉葬品,以彩陶为主。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最早的距今有4600多年的历史。此外,还有晚一点的青铜时代的一些物品,总共挖了1700多座墓,出土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文化遗物共三万多件。

柳湾墓地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原始社会墓地。墓地包括文化类型之多,墓葬之密集,文物之丰富,为国内外考古界所瞩目。柳湾墓地的墓葬为竖穴土坑墓,多有木棺,木棺有各种形状,有大头小尾的梯形棺,有长方形木盆式棺,有独木棺。葬法有单身葬、合葬,并有随葬品。它的发现对研究我国私有制产生等问题,提供了一批实物例证。这个遗址还充实了青海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历史,所以,当地政府也乐于支持我们的工作。考古报告出来后,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向老乡收集文物,"讨价还价"

随后我回到了甘肃,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开始发掘。在这里,我担任了甘青考古队队长,从1981年一直挖到了1990年。师赵村离天水市有七公里,发掘期间,我们曾向老乡收集文物,老百姓最初都会给我们,不提任何要求。慢慢的,老乡开始认识到这些文物的价值了。有些人家里有东西,生怕让我们知道。一次,有一个老乡问我,如果他把采集到的东西送给我们,我们能不能付给他一些报酬。我就说得看是什么东西。随后,他从家里拿出了一个人像彩陶罐,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很珍贵,这个人像彩陶罐既有研究价值,又代表了当时制陶的工艺水平,就动员他给我们,并提出让他到发掘队做临时工,给他多记了几个工算是报酬。

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西山坪从1986年秋开始发掘,到1990年春结束。

发掘面积1525平方米,清理房子三座,窖穴22个,墓葬4座,秦汉墓4座。其中,最早的大地湾文化距今已有8000年。

因为发掘受气候的影响比较大,每年冬天,我们就借天水博物馆的一间大殿整理文物。整理出来的文物留下了一部分,其余的都运到了我们考古所在陕西的研究室。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是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的两个地点,它们是渭河上游保存较好、发掘规模较大的史前时期聚落遗址。这两处遗址文化层厚,遗迹多,遗物丰富,文化内涵复杂多样。两个地点发现这么多成系列的古文化遗存和历史时期的墓葬,这在西北地区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

同时首次在一个遗址发现了大地湾一期文化到齐家文化连续不断的各时期的地层迭压关系,从而揭示了渭河上游史前文化从早到晚成系列的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我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从事田野考古,以原始社会考古学为研究方向,河南、甘肃、青海、黑龙江、云南、香港等10多个省、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的工作经历是:

  1956年秋季~1957年春季参加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兼任辅导员工作。

  1958年起任甘肃考古队队长,主持刘家峡水库区永靖张家咀辛店文化遗址发掘。1959年率队赴盐锅峡、八盘峡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同年发掘永靖秦魏家与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1960年先后主持发掘永靖县姬家川辛店文化遗址与马家湾马家窑文化遗址,后者首次揭露出马厂类型房址。

  1963年~1964年参加吉林敦化县六项山渤海国贵族墓地和黑龙江宁安县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调查发掘。

  1972年11月~1873年1月,协助云南省博物馆举办文物考古训练班,并参加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973年6月~10月,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合组黑龙江流域考古队,参加发掘绥滨同仁遗址。

  1974年~1993年任甘青考古队队长。1974年~1980年,与青海省文物管理处合作,共同主持乐都柳湾遗址发掘。该遗址是我国已知出土彩陶最多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

  1981年~1990年主持发掘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两处史前遗址,文化内涵包括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等多种遗存。

  1991年~1993年发掘甘肃武山县傅家门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是以石岭下类型为主要文化内涵的遗存。

  1991年夏,应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邀请,鉴定该馆收藏的彩陶。

  1993年12月应邀前往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并在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报告会、驹泽大学史学会和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作题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演讲。

  1996年3~5月参加与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广州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合作对香港南丫岛大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001年8月应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邀请,赴台参加该院举办的“黄河流域史前玉器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题为《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的演讲。

  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为我所考古编辑部审稿。

  我在考古研究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主要有:

  1.《庙底沟与三里桥》(合著),科学出版社,1959年。该报告最早指出仰韶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存在承袭关系。此书于2011年出版英文版,张光直作序,称:该报告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英文版无疑将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列。

  2.《青海柳湾》(主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

  3.《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合著),文物出版社,1984年;

  4.《青海古代文化》(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5.《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合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西北五省(区)考古学文献目录》(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7.《辞海》(1989年增补本)(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8.《辞海》(1999年版)(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9.《辞海》(第六版,彩图本)(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10.《大辞海•文物与考古学分册》(合撰),上海辞书出版社,考古学辞条已基本成稿;

  11.《陶瓷史话》(合著)(《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陶瓷史话》(《中国史话》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再版;

  12.《师赵村与西山坪》(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3.《六顶山与渤海镇》(合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14.《甘青地区史前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文物出版社2006年再版;

  15.《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6.《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7.《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

  18.《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考古》1976年6期;

  19.《试论齐家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文物》1979年10期;

  20.《试论齐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21.《论石岭下类型的文化性质》,《文物》1981年4期;

  22.《甘肃永靖张家咀与姬家川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2期;

  23.《甘肃永靖莲花台辛店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4期;

  24.《甘肃天水地区考古调查纪要》,《考古》1983年12期;

  25.《试论我国早期土洞墓》,《考古》1987年第12期;

  26.《略论辛店文化》,《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

  27.《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三篇),1986、1988、1990年;

  28.《略论齐家文化墓葬》,《考古》1986年2期;

  29.《论中国黄河流域古代彩陶艺术》,《故宫文物月刊》第十六卷笫七期(总187),台北,国立故宫博物,1998年;

  30.《论中国史前卜骨》,《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三秦出版社,1998年;

  31.《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19卷第2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2001年;

  32.《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伏羲文化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

  33.《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34.《宁夏史前考古概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35.《黄河上游史前陶器符号与图像研究》(合著),《考古学集刊》第16集,2006年;

  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学术成果所获奖项有:

  1.《青海柳湾》获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2.《新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获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3.《师赵村与西山坪》获2001年度考古研究所专刋类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4.《六顶山与渤海镇》获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2002年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

  5.《从考古窥探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2003年被评为第一届中华伏羲文化研讨会优秀论文。

  6.《中国考古学•夏商卷》,2007年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一等奖。

  7.《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2012年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

  我在治学上主要定位在甘青地区考古学研究,这是因为认识到甘青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地上地下都积聚了极为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可以说是考古的圣地。在该地区从事田野考古研究数十年,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自认为具有创新点的有:

  1.首次提出师赵村一期文化的命名,因其在甘肃天水师赵村遗址首先发现而得名。在师赵村遗址仰韶文化层叠压于师赵村一期文化之上,而位于附近的西山坪遗址亦发现师赵村一期文化在上、大地湾一期文化在下的层位迭压关系,这从地层上解决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即师赵村一期文化晚于大地湾一期文化,却早于仰韶文化,从而填补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中的缺环。

  2.通过分析研究,对马家窑文化的内涵、分期与类型的划分有了新认识,并将从仰韶文化发展至马家窑文化之间具有过渡特点的文化遗存,命名为“石岭下类型”。1960年发掘永靖马家湾遗址,发现马厂类型房址,纠正了马厂型无住地只有葬地的错误。

  3.对齐家文化进行分期与区系类型的研究。齐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分布较广,文化内涵丰富多样,我将其分为东、中、西三区。东区以师赵村类型和七里墩类型为代表,中区以秦魏家类型为代表,西区以柳湾类型和皇娘娘台类型为代表。在秦魏家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一男一女夫妻合葬墓,证明齐家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处于父系氏族社会,同时揭示了当时存在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

  4.首次提出辛店文化张家咀类型与姬家川类型的命名。1958年发掘永靖张家咀遗址,发现与已知的辛店文化内涵不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辛店文化“张家咀类型”,同时究明了它与唐汪式陶器的关系。1960年发掘永靖姬家川遗址,丰富了原辛店文化的内涵,由于它与张家咀类型存在差异,为了便于研究,命名其为辛店文化“姬家川类型”。

  5.通过对甘青地区史前时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综合研究,初步理清了该地区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

  从发现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表明,甘青地区古文化遗存普遍存在马家窑、齐家、辛店、寺洼文化等遗存,有很明显的共性,构成了古文化的地区特点。但亦不可忽略的是,东部和西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在文化类型和发展序列上也略有不同,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不见四坝、卡约、诺木洪、沙井等文化遗存,而西部地区则不见大地湾一期、师赵村一期、仰韶早期文化等文化遗存。

  东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可以天水师赵村、西山坪和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代表,据文化层关系和具有代表性的陶器等遗物分析,参以碳14测年数据,可以排出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编年。即:大地湾一期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年)→师赵村一期文化(公元前5300~前4900年)→仰韶早期文化(公元前4800~前3800年)→仰韶中期文化(公元前3900~前3500年)→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公元前3800~前3200年)→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公元前3400~前2700年)→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公元前2500~前2300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公元前2300~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100~前1900年)→辛店文化(公元前1400~前700年)→寺洼文化(公元前1400~前600年)。

  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较少发现涵盖多种文化遗存有发展序列的典型遗址,但综合已知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仍然可以排列出西部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和编年。即: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公元前1900~前1400年)→卡约文化(公元前1600~前600年)→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公元前1400~前700年)→沙井文化(公元前900~前600年)。

  诚然,以上所列的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学谱系仍有待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来完善和充实。

  我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领悟到考古工作必须要立足于实践,多参加田野考古工作,要不畏艰苦,并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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