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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马家窑密码”











  要解读中国,必须先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要解读中国文化,就必须先解读中国的彩陶。而在接触彩陶的过程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他就是距今5800年的马家窑文化。如果将我国的彩陶文化比作一顶皇冠的话,马家窑文化必定是皇冠上那颗最绚丽的宝石。陶罐上那些绚烂、灵动、古朴的纹饰,如同密码一般,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我们解读先民思想、文化、生活的冲动。
  在兰州市40里黄河风情线北滨河路西段,有一个名为“生命之源”的景点,在一个构思奇特的底座上,放置着一个大型彩陶仿制品。驻足于斯,望着陶罐上古朴、灵动、绚烂的纹饰,聆听不远处母亲河涓涓的流水声,仿佛感知到先民们在想我们静静地诉说着中华文明在那蛮荒时代的故事,令人无法不感叹先民们的超凡智慧和创作才能。
  然而,当我们面对先民们那些神秘的纹饰时,却总感到迷茫,绚烂的纹饰在带给我们感动的同时,又带给我们太多的不解之谜。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些如密码般的纹饰?他们要传递给我们的是哪些信息?
  本报记者孙海峰
  发现:从一罐烟渣开始
  谈及马家窑文化的发现历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瑞典人,他的名字叫做安特生。
  在20世纪20年代,田野考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还是一门新鲜的学科。当时,中国石器时代遗迹尚属于空白,不过,这个空白即将由安特生填补。
  安特生的考古活动是与当时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进行的。1920年秋,他派助手刘长生赴洛阳以西地区考察。当年12月,刘长生回到北京,同时带来600余件石器标本,这些石器出自一个名叫仰韶的村子。看到这批标本后,安特生意识到这个村子很可能有一个巨大的石器时代遗址。翌年,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们在仰韶村发掘出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正是这次发掘,发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断面,这就是仰韶文化。强烈的发现欲驱使着安特生,他深信自己将发现比仰韶更早的古文化。
  1923年安特生溯黄河而上,到达了西北古城兰州。就在这里,马家窑文化大发现即将拉开序幕。
  1924年,正在兰州旧货市场闲逛的安特生偶然发现了一个烟贩用来装烟渣的罐子竟是他梦寐以求的彩陶,讯问后得知,这个烟贩来自一个叫做临洮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装烟渣的罐子竟逐渐揭开了马家窑文化神秘的面纱。
  安特生来到了临洮,沿着洮河开始了徒步考察,谜底距离他越来越近了。1924年的一天,安特生来到了距临洮县城10公里的马家窑村,谜底即将揭晓。他发现在附近沟坡的断崖面上,不仅暴露有深厚的文化堆积灰层和灰坑,而且随手就能捡到石器和陶器残片。最令安特生激动的是许多与石器共存的陶器残片上都绘有美丽的纹饰。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些纹饰预示着一种尚不为人知的古文明,即将与我们见面。
  在马家窑遗存中,安特生发掘出大量最大直径接近陶器肩部的文物,其上多绘有黑色的线条,如同水波。此后,安特生又在广河发现了半山类型,在青海乐都发现了马厂类型,并将其合称为“甘肃仰韶文化”。
  在甘肃、青海的考察活动结束后,安特生满载成果回到了北京。之后,他看到了一份关于中亚土库曼斯坦一带安诺遗址的发掘报告,报告中发表的彩陶图版竟与仰韶遗址惊人相似,报告认为,安诺文化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铜石并用文化。随后,安特生在他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提出:“甘肃所出较多之彩色陶器,吾人亦不敢认为是真正中华民族之品”,“彩陶之故乡,乃近东诸部”,由此引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争论:从正名开始
  安特生的考察结束了,而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争论才刚刚开始。
  最早对安特生提出质疑的是学者尹达。20世纪30年代,他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指出:“安特生对各遗址年代的推测,自有重新估计的必要”。
  尽管有质疑,但安特生关于马家窑文化为甘肃仰韶文化的论断,在学术界仍占据主导地位,直到考古学家夏鼐出现,马家窑文化才得以正名。
  1944年至1945年,夏鼐先生参加了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通过对临洮寺洼山遗址的发掘,夏鼐从底层上证实了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50年)早于齐家文化(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解决了考古学上的重大问题。通过对遗存的分析,夏鼐认为,安特生所说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多有不同,提出:“我认为不若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另定一名称。”按照考古学的定义及命名原则,文化是指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多以最先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
  同时,对石岭下、半山、马厂、马家窑等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也令“文化西来说”难以立足。经过研究,安特生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文化西来说”,马家窑文化那绚丽多姿的彩陶,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发掘,根据文化分布的地层关系和碳14最后确定,马家窑类型产生于距今5000年至4650年之间,半山类型产生于距今4650年至4350年之间,马厂类型产生于距今4350年至4050年之间。由安特生命名的“甘肃仰韶文化”其内涵以马家窑文化为主,其中主要的彩陶类型,基本都属于马家窑文化,而石岭下类型,属于马家窑文化早期。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考古收获》中,终于正式使用了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此时,距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已过去了37年。
  结缘:始自一段忘年交
  安特生发现了马家窑遗址,夏鼐为马家窑文化正名。而在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解读方面,王志安则颇有建树。作为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长,目前年届七旬的王志安,已经致力于解读马家窑彩陶16年。他与彩陶的缘分,始自一段忘年交。
  1957年,14岁的王志安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绘画竞赛,并荣获一等奖。当时,国画大师叶浅予先生正是评委之一。此后,王志安经常写信向叶先生求教,叶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个颇具绘画天分的临洮少年,双方鸿雁传书竟成了一对忘年交。文革开始后,叶先生蒙冤入狱,王志安也受到牵连,遭到抄家,叶先生寄给他的书信也被一并抄走。1979年,叶先生平反获释,王志安也已从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成为定西地区文工团美工。当得知叶先生获释的消息后,王志安立即致书叶浅予,诉说了书信被抄走的遗憾。表示希望求得叶先生的画作收藏。叶浅予收到书信后,立即寄出一幅“藏女舞蹈图”。为表示感谢,王志安决定将偶然收藏的一个陶罐送给叶先生。谁料天有不测风云,这个陶罐竟意外被打碎了。为了完成这个承诺,王志安开始四处寻找陶罐。
  然而,当时彩陶并不被社会认可,不仅市场上没有卖的,临洮当地农民也视陶罐为“鬼罐”,一旦发现,要么用来喂猪喂狗、盛油装米,要么干脆打碎。就在对陶罐的苦苦追寻中,王志安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与彩陶结下了缘分。
  在追寻彩陶的同时,王志安敏锐地发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决定“下海”经商。就在他准备扩大经营之时,一段无妄之灾却在不远处等着他。
  1980年,打击经济犯罪运动开始,次年,王志安莫名其妙地被捕了,从此开始了4年的牢狱之灾。在狱中,王志安每天学习16个小时,自学了宗教、历史、美术、考古知识,为今后解读马家窑文化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出狱后,王志安不得不为生活奔波,暂时告别了心爱的彩陶。上世纪90年代,商品大潮涌动。王志安也“下海”经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为了了却当年的心愿,王志安开始四处收集马家窑彩陶,就在他找到精品准备送给叶先生时,却得到了叶先生去世的噩耗。
  2011年,王志安得知浙江桐庐修建叶浅予美术馆后,立即决定捐献叶先生赠给他的画作和书信,还有那个马家窑彩陶罐,了却了这一桩心愿。

  解读:探索“马家窑密码”
  为了了却心愿,王志安用了近30年时间,也因此与彩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促使他走上了彩陶研究的道路。
  1996年,王志安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了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并确定以解读彩陶纹饰为主要研究方向。然而,研究样本的缺乏却令他们一筹莫展。当时,由于对马家窑文化缺乏保护,大量彩陶散落民间,不少陶罐被走私出境,临洮县博物馆也仅有少量几个陶罐。为了收集样本,王志安开始与朋友自筹资金收藏彩陶,就在收藏的同时,王志安鉴定彩陶的水平也不断提高。他收集彩陶,特别注意文化内涵,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彩陶绝品、孤品。
  面对陶罐上那些神秘的纹饰,王志安起初一点也理不出头绪,无法解读任何一个纹饰图案。2003年,正当他一筹莫展时,转机出现了。当时,王志安听说有人找到了一个半山类型的黑彩人物大漩纹罐,赶忙上门要求购买。谁料这个陶罐已被外地人订出,为了保住这个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陶罐,王志安在那人家中等了一天一夜,终于用高出原价十倍的价钱买到了这个陶罐。
  看到陶罐上人物伸展的双手和人物周围散落的星状纹饰,王志安茅塞顿开。“这不就是在播种嘛。”王志安自言自语道。推论很快做出了,漩纹代表着水,代表了水崇拜,人物播种的画面说明当时的先民的生产方式,已经由渔猎转向农耕,而黑彩人物脚下一条横贯陶罐下腹部的横线,代表的就是大地。这一结论得出后,立即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自此以后,马家窑彩陶陶罐最典型的漩涡纹饰终于有了答案。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绘制的大量漩纹和波浪纹,反映了先民们对水的敬畏与歌颂。他们居住在山坡上,以采集果实、渔猎为生,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他们爱水、赞美水、歌颂水、敬畏水,于是就将水的形象抽象地画在陶器上。到半山时期,先民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农业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手段,于是,大地、山川、太阳、种子以及丰收后庆祝的情景都出现在了各式各样的陶器上。
  经过对大量彩陶的研究对比,王志安认为: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先民们日益靠近水源发展生产。他们的家园遭受水患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肆虐的洪水时刻威胁着先民们的生命、财产,也增强了他们寻求神灵保佑、祈祷幸福生活的愿望。于是,蛙,这种既能在水中生活又可活跃于陆地的动物,成为先民眼中具有神力的精灵。蛙的图案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陶器上。这从马厂类型彩陶上大量绘制的“蛙神”图案可以得到验证。这些蛙神已经不是马家窑类型时期的具象蛙纹,而是抽象化的蛙神。作为神灵,这一时期的蛙纹多数只有四肢,少数为蛙的四肢上与人脸纹饰的结合,是人格化的蛙神。
  王志安用大量彩陶图案为依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增强抵御洪水的能力,先民们希望蛙神的法力不断增强,就给它们画上了很多腿,但在竖立的蛙神身上,最多只能画到四层腿,于是,聪明的先民就将蛙神的身体横过来,在蛙神的身上绘制了很多强有力的腿和爪,仿佛在凌空飞动,这就形成了龙的雏形。从马家窑时期的蛙,到马厂时期的蛙神,再到能呼风唤雨的龙,至此,龙图腾形成的链条逐渐清晰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通过不懈努力,王志安收集到大量珍贵的陶罐,其中一件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这件陶罐上绘制着两组图画,一组是圆圈,内有如“ ”字符的鸟形图案,另一组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符号。经过王志安的解读,这件陶器上奇怪的符号成为了解开“ ”字符来源的钥匙。
  王志安认为,先民们发现,当太阳离开的时候,黑暗和恐惧随之来临;当它再次出现时,光明就会到来,万物也有了生机。于是,对太阳的敬畏使之成为先民崇拜的图腾。在他们眼中,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必定是由居住于其中的神鸟驱使的,世间万物都离不开它。在这件陶罐上,“ ”字符身上绘有浓密的羽毛,居于圆形正中,恰如一只硕大的“太阳鸟”,这件彩陶证明了代表太阳崇拜的“ ”字符早在距今4000多年就产生和形成。而太阳循环往复的运行轨迹,使先民们产生了生命轮回的思想,说明早在新时期时代,原始的轮回思想就已经产生。再将两组图案结合起来,太阳鸟符号代表“阳”,女性生殖器崇拜符号代表“阴”,这实际上反映了先民们对阴阳认识的原始哲学观念。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但是,由于缺乏可以完整释读的陶文,陶文与汉字之间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是一个谜团。
  2008年,王志安发现了一个绘有蛙神形象和几个精致描绘符号的半山类型彩陶,经过与殷墟卜辞、召陈胡巫神像、凤雏板瓦和齐巫姜簋等文物上的“巫”字对比,根据图符互证原则,确定了这个符号就是中国最早的“巫”字,从而将“巫”字产生的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年。
  “龙山文化黑陶是新石器时代制陶的巅峰,马家窑则是彩陶的巅峰。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我们收集、保存了一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精品、孤品,这些年收藏不断升温,也从一个方面提高了社会对马家窑文化的重视程度。但目前对马家窑文化的解读只是开了个头,绚烂的马家窑文化期待我们完全解开她神秘的面纱。”王志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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