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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

安居乐业,是古今中外的永恒追求。当代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旨在通过乡村的安居乐业来达到社会安定、政权稳固的目的。1)1]因此,才有“宜居宜业”之说。这种社会追求,炎黄时代的马家窑人就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就,否则他们不可能创造持续近三千年的辉煌。不管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如何进行,都难以改变广大人民对故乡的热恋、对祖先的崇敬、对天地的敬畏;因此,当代的乡村与远古的马家窑,找到了共同点。

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马家窑文化,因此得名,它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洮河的水流量,在黄河的支流里,仅次于渭河;它发源于岷山南坡,向北流经兰州,在刘家峡汇入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甘肃文化以彩陶著称,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彩陶,延续了5000多年,而其中的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人类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20世纪20年代初,安特生在甘肃境内发现了跟中原仰韶文化类似的遗存,作了初步研究,“以求解释仰韶及其相连各期文化”。2)2]“1924年,最早发现马家窑遗址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将马家窑归为仰韶文化,用以验证他设想的‘中国文明西来说’。”3)3]

1949年,夏鼐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针对马家窑类型,首创“马家窑文化”一词。4)4]几十年后,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王志安会长经过长期研究,将马家窑文化分为六个类型: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边家林类型、半山类型、辛集类型、马厂类型。5)5]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距今5800年至4350年之间。”6)6]“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最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至公元前2050年。马家窑遗址出土的陪葬陶器中,彩陶达到80%。”7)7]“马家窑文化大约距今5200年到4400年之间。”8)8]

大地湾遗址,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的五营乡邵店村,分布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的二、三级阶地相接的缓山坡上,距天水市102公里。马家窑文化遗址,在地甘肃省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两个遗址之间,仅隔着渭源县、陇西县、通渭县,而年代上又是一前一后,紧密相连。因此,可以由大地湾的考古成果来推测当年的马家窑人。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东塬公社林家遗址在发掘过程中,除了发掘出相当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外,还在窖穴内发现大量的稷,以及在陶罐中储藏的稷和大麻的果实。”9)9]

“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5000年的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420平方米)、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是多间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开创了后世宫殿建筑的先河,一期出土的炭化稷标本不仅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时间上推了1000年,而且表明北方最早种植的粮食品种为‘稷’,然后才是粟的推广,而此前国内考古发现的北方农作物标本大多是粟,时间距今7000年左右。”:)10]

如果将马家窑文化比作一个远古的酋长,那么彩陶只是他羽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对马家窑文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彩陶的研究,而应综合考察其诸多遗留物以及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同时联系周边甚至更大视野的远古文化遗址,甚至联系中华传统乡村的特色,来深入探讨。

二、马家窑村

(一)村庄结构

中华传统乡村的村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依山傍水,向太阳;阴阳分隔,庇佑长;信仰圣地,在中央。

马家窑遗址,位于黄河支流洮河的西岸的山坡上,背靠山峦,东望洮河以及顺着洮河绵延起伏的群山,这便是中华崇尚已久的依山傍水向太阳的宜居环境。马家窑村所背靠的山峦,是黄土积成的土山,不是很高,但是山顶上视野开阔,山脚的河畔平原,以及洮河及其对岸的群山,一览无遗。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是公共墓地,一墓地常有数百座墓,与居住地相邻,位于较高的山岭山坡上,墓葬的方向多为东或东南。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一般位于黄河及支流两岸的马兰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房屋遗址平面呈方形,圆形和分间三大类,以方形房屋最为普通。在永靖西河马家湾遗址发掘中,发现方形和圆形房子两种。方形房屋是挖入地下约一米的半地穴建筑,平面呈方形和长方形,屋内有圆型的火塘。圆形房屋挖一浅坑,平面呈圆形,进门有火塘,旁边立一中心柱,复原起来当是圆锥形的屋顶。在东乡林家遗址发掘中,还发现分间式房屋,在地面建起的主室中间设一火塘,侧边分出隔间,门外旁侧又建小屋一间。”;)11]

“1日,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考古发掘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向记者透露,在马家窑遗址首次发现成排分布的房屋遗址。”<)12]

生活区、墓葬区,把乡村的布局,一分为二。这种村庄结构,至今仍保留在西南等地的少数部族地区,一般是山顶为山林,山林里有片公墓区,而山腰为生活区,周围则是农田坡地。墓区的山林,俗称“神林”,是部族禁地。神林及其周围的森林,成了这个乡村的护水林、护土林,有益于保护水土。根据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气候学家等学科的研究,可知马家窑文化繁盛期的气候比现在湿热,那里的植被茂盛,遍布森林,马家窑人正是用这些木材来烧制彩陶的。考古证实,那时尚未烧煤,而是用木材烧制彩陶;因此,马家窑人应当有一套保护森林,让木材源源不绝的理念、措施,否则难以繁盛近三千年。

之所以称作“公墓”,是因为考古证实,马家窑遗址并非墓葬区,而是生活区,可见当年的马家窑的村庄结构有深思熟虑后的规划,做到了阴阳分隔,即活人、逝者,各在一方。正所谓:“阴阳分隔,庇佑长。”后世的城市规划,主源于此。即言,城市规划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问,主源于生活区、墓葬区的二分法。其指导思想,中华古代称作“堪舆”,俗称“风水”,这在中华文明里是一门囊括百家、朝野崇奉、很接地气的学问,源于西方的环境科学只是讲了其中的一部分。

将生活区、墓葬区在村庄结构上区分开来,表明那时已有发达的丧葬文化。早在先秦,中华的先哲、先圣、先王,就把丧葬文化提高到王道的高度,予以重视。《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马家窑人敬天,通过生活区、公墓区的,以及对“女蛙-女娲”的崇拜,将马家窑建设成一个宗法性社会,从血缘认同(私祖,即血亲祖先)、文化认同(公祖,即三皇五帝)的双重角度把华人凝聚在祖先的周围,从而成为一个古今一贯的独立民族。公墓里,多半埋葬的是马家窑人的私祖,即血缘祖先;而他们崇拜的女娲,则是马家窑人的公祖,即文化祖先。二者融合起来,便构成了中华民族宗教的基本内容。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古希腊哲学有‘人为万物尺度’一说,是人类中心观的早期表达。基督教以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中介,上帝造好世界万物后最后造了人。于是人不仅凌驾在一切生物之上,而且也是仅次于上帝的自然主宰。《旧约》说:耶和华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去管理天空的飞鸟、陆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游鱼。如果按照当今的生态伦理学观点发问: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是谁给的权利?答案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从犹太教创世神话,到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始终把人凌驾于一切物种和生命之上;自然作为人类开发的对象资源,在工业化的疯狂生产中遭到最严重的破坏。”=)13]

马家窑的村庄结构,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天人合一的追求,而非只顾眼前,不考虑千秋万代之后的事。否则,没有和谐的天人关系,生态环境恶化,他们就不可能繁盛近三千年。天人对立是欧美的生命哲学,天人合一是中华的生命哲学;这些哲学层面的差异,决定了民族文化的根本走向。前者,讲人定胜天,以征服自然为己任;后者,讲命由天定,以返璞归真为追求。其结局,判若泾渭,清浊分明。因此,研究马家窑文化,不仅对探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有启示,还有了寻求救世良方的普世价值。

(二)生产生活

中华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大致是这样的:生产分工,产陶粮;生活有趣,靠眼光;互通有无,去赶场。

自安特生1924年发现马家窑文化以来,中国的学者经过不懈的研究,形成一个主流观点,即认为古羌是马家窑文化的缔造者。>)14]古羌是华人的主源,女娲、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大禹等统称“三皇五帝”的中华公祖也大多出自古羌,马家窑文化与炎黄二帝所处的时空大致接近。因此,马家窑文化对中华探源而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渔猎”经济、刀耕火种经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五种经济形。狩猎曾是岷山间羌人的重要生计之一,每逢年节,羌民用面做成各种野兽,举行射击比赛,既培训狩猎技巧,也预卜来年的狩猎收获。《尸子》,讲:“宓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以猎。”《周易》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帝王世纪》说,伏羲氏“取牺牲以供庖厨”。《三皇本纪》说,伏羲氏“养牺牲以庖厨”。《尸子》说:“庖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伏羲时代,确乎渔猎均有大发展,所以史家将这时定为“渔猎时代”,这与伏羲氏以“林中之王”虎为图腾相吻合。捕鱼为业的人,以网罟的发明作为渔业之开端。伏羲发明网罟,边种地,边打鱼,以解决粮食问题;因此,伏羲被尊为渔猎业的祖师。狩猎是畜牧业的开端,因此伏羲又是畜牧业的祖师爷。

只有当人类发展到农耕社会的定居时代,才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创造繁盛近三千年的彩陶文化。上文已述,这种定居不止一次被考古所证实。陶器是第一种人造石头,对于古人而言,是何等的神奇、自豪。古人讲,陶器是女娲发明的:

传说,女娲抟土造人之后,天下就有了人。有了人,就要使用家什,可是没有。人还不会造东西,只好还由女娲来造。造东西要样子(方言,即模型),没有样子如何造?女娲就拿女人的肚子做样子,造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圆不弄冬的容器,大的就叫缸、瓮、坛,小的就叫杯、盘、碗、盏。接着,女娲又照着小伲(吴越方言,意为小孩)撒尿的“小鸟”,把有些肚子样的容器也生上“小鸟”,那就是壶。你看,水壶、茶壶、酒壶。有了盛的没有盖的可不行,“肚子”不是露天了吗?女娲就照着女人乳房的样子做了盖子,乳头朝上刚好可以让手撮起来。?)15]

“女娲捏黄土造人是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天神女娲用黄土捏成了一个一个灵巧的活人,甚至用藤子搅拌泥浆,甩向地上,溅落的泥点也变成了人。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神话至少对应于两个史实:一是母系氏族社会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生育被神化了。二是其时人类已经能熟练地制造陶器。”@)16]

马家窑文化,在时空上,大致与炎黄二帝接近;因此,通过典籍的记载,可推测当年的马家窑乡村: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辐射地,不仅有“陶正”(主管全国制陶业的官),还有关于“陶神”的神话传说——从女娲到宁封子的制陶故事,甚至有附会到黄帝身上的诸多发明故事。

“黄帝母附宝,见大雷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诗含神雾》)《国语》记载,黄帝是少典氏之子。他不仅有生身父母,还有生身之地。“黄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水经注》)天水,在今甘肃,又是女娲、伏羲的故乡。女娲、伏羲,被甘肃民众称作“人祖”,人祖庙、女娲庙、社皇庙之类的祭祖圣地,遍布甘肃、河北、河南等地,自古以来,香火鼎盛。

《列仙传》,讲:“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异)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焉。”唐•杜甫《丈人山》诗云:“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道家讲,黄帝封仙人宁封子为青城丈人,主管地仙,统领五岳诸仙,居于蜀西青城山之洞。

古籍中,许多文化起源神话,都把创造发明权归之于黄帝。其中,就有跟陶器有关的发明,比如:“黄帝始蒸谷为饭。”(《周礼》)“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兹腲之病,而天下化之。”(《管子》)“黄帝造火食。”(《世本》)“黄帝始造釜甑。”(《古史考》)由黄帝的发明可知,与他同时代的马家窑人所使用的彩陶,不只是用于陪葬,还广泛地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点,同样也被考古所证实:

“半山彩陶造型宽厚,纹饰繁密,是马家窑文化的繁荣与兴盛的标志。二十年代瑞典安特生在广河县征集了大量的半山彩陶的珍品,尤其以彩绘人头陶盖造型最为奇特,现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解放以来,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广河地巴坪等遗址进行发掘和调查中,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使这一类型文化内涵有了全面的认识,彻底否定了半山类型仅为墓葬品的错误观点。”A)17]

农业是采集经济时代的女性发明的。珞巴族神话《斯金金巴巴娜达明和金尼麦包》,讲:“冬去春来。秋天,草实落地,野果入土,经过寒冬,待到春天,又都发芽萌生了。达明是个细心人,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以后,她把采集来的野果实收存了一些,播到地下,不多一些时候,也发芽萌生了。夏去秋来,他们有了收获。就这样,他们学会了种庄稼,发明了农业。”B)18]

当你走进位于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博物馆,见到展柜上陈列的“马家窑人播种图”时,会不会好奇,能繁盛近三千年的马家窑人过节吗?如果过节,过哪些,怎么过?是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证就摆在眼前,只待有心人去探索。在这个拜金主义横行、传统节日衰落的时代,这种探索尤为必要,期待这种探索能为新时期的中国乡村之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唤醒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美好记忆。传统节日所滋养的良风良俗,对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是一种正能量的文化力量。

比如:信史时代的古代中华,即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农业是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命脉,春耕、夏耘、秋收都很忙碌,只有冬季才有较多的空闲;因此,人们往往在农历的年底举行盛大的祭祀庆祝丰收,迎福纳祥,这便是春节。

(三)文化信仰

中华传统乡村的文化信仰,大致是这样的:敬畏命运,拜上苍;尊重逝者,兴丧葬;崇奉祖先,常上香。

马家窑彩陶上的“蛙”图案,由纵向绘画,渐渐演变为横向绘画,被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的王志安会长释读为“蛙神-中国龙”,赢得学界的普遍认可。C)19]这个释读,对破解大多数华人为何自称“龙的传人”,是个很典型的案例。马家窑彩陶上的“女蛙”图案,被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的王志安会长,以及其他学者,释读为“蛙神-女蛙-女娲”,赢得学界的普遍认可。D)20]这个释读,对破解大多数华人为何敬奉女娲为“中华圣母”,是个很典型的案例。

而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地,自古流传着女娲、伏羲、炎帝、黄帝等人的神话传说,他们被华人统称为三皇五帝,即中华民族的公祖、共祖。

马家窑彩陶上的“卍”字符,是对女娲伏羲成亲神话的哲学化、易学化,即将女娲伏羲这对男女视为阴阳二神,而阴阳二神又主宰着天地万物的生息繁衍。易学,是中华的古典哲学之巅峰,开创于伏羲画八卦,以阴阳论为核心理论。

纳西族是古羌后裔,是马家窑人的远亲;因此,他们也奉女娲伏羲为祖,故他们的传统宗教东巴教里,有“本巴奔”之说:“每谈到人类的产生、天地间万物的形成,纳西东巴古籍就归于‘本巴奔’。‘本巴奔’指阴阳相合,天地交泰,男女媾合。阴阳相合而天地有之,天地交泰而万物有之,男女媾合而人类繁衍。有人认为,‘本’指蒿草,‘巴’指青蛙。蒿草生命力强,蛙生殖力强,故有‘本巴奔’一说。笔者认为:‘本’是蒿草,但不是一般的蒿草,而是专指伏羲太皞氏的蓍草。即用蓍草指代伏羲氏。‘巴’不是蛙,而是‘娲’,‘巴’指女娲氏。这样,所谓的‘本巴奔’说的是中华民族都熟知的伏羲女娲生殖崇拜文化。由此可知,纳西先民也尊女娲为人祖奶奶。”E)21]

羌年,是羌族最古老、最隆重的节日,在汉朝以前就有了,又叫羌历年、丰收节、还愿节等,在农历十月初一,持续3-5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西汉,颁行一年十二个月的《太初历》(即农历,以月相周期定月份)。一些地方,由于耕牛对生产很重要,所以人们很感激,除了放之山上,喂最好的食物,还要祭祀保佑其平安的牛王菩萨,因此过羌年又称“赶牛王会”。直到明、清,羌族才过春节,叫“过大年”,而把羌年叫作“过小年”。过年时,作为古羌后裔的羌族会跳起欢快的萨朗舞,来欢庆丰收、祈福祷福。这种舞蹈,在马家窑彩陶上有活灵活现的描绘。

以彩陶为主,辅以文献,来分析马家窑文化,可知当时的马家窑乡村弥漫在原始宗教的气息之中,不仅有“蛙崇拜-龙图腾”,还有“女蛙-女娲-大巫女娲(高禖)”、寓意着天地万物生息繁衍之道的“卍”字符等诸多宗教信仰,而文献的记载,也旁证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确信奉很多神明。这些宗教信仰,甚至还遗留至今,在以马家窑人为代表的古羌之后裔那里,时常可以见到其影响。比如,围绕黄帝,就有奉其妻子嫘祖为祖神(祖先神)、蚕神(先蚕),以及奉其子絫祖为道神(行旅保护神)的信仰:

首先,通过嫘祖,可知黄帝不仅是汉族的祖先,也是古羌后裔即诸多少数部族的祖先。《帝王世纪》,说:“黄帝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累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路史》,说:“(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生昌意、玄嚣、龙苗。昌意就德,逊居若水,有子三人,长曰乾荒,次安,季悃。乾荒生帝颛顼,是为高阳氏。安处西土,后曰安息……悃迁北上,后为党项之辟,为拓跋氏……玄嚣姬姓,降居泜水生帝喾,是为高辛氏。龙苗生吾融,为吾氏。吾融生卞明,封于卞,为卞氏。卞明弃其守,降之南裔,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

其次,嫘祖被奉为最早养蚕的神,即“先蚕”。《路史》,说:“黄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为先蚕。”清•李元度重修《南岳志》引《湘衡稽古》,说:“雷祖从(黄)帝南游,死于衡山,遂葬之。今峋嵝有雷祖峰,上有雷祖之墓,谓之先蚕冢。其峰下曰西陵路,盖西陵氏始蚕,后人祀之为先蚕也。”

“古时行路难,入山更难,路行苦远,山行凶险,为求出入平安、远行顺达、入山安全、行旅便捷,古人有道神、山神之祭。晋嵇含《祖赋序》有‘祈请道神谓之祖’之说,故对道神的祭祈又称之为‘祖道’。《祖赋序》曰:‘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祖’本为了‘取道’、出行,是行前的求吉祭礼。道神,又称作‘行神’、‘路神’、‘路头’,其原型有‘絫祖’或‘修’之说。《古今事物考》曰:‘黄帝之子絫祖,好远游,而死于道,故后人祭以为行神也。祖祭因饷饮也。’[原注]《风俗通义》载:‘谨案:《礼传》:“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祖者,徂也。《诗》云:“韩侯出祖,清酒百壶。”《左氏传》:“襄分将迁楚,梦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F)22]

试想,当年的马家窑人是何等的伟大,仅仅在彩陶上就创造了冠绝古今的成就,得需要多么雄厚的经济基础、多么崇高的精神动力来支撑其延续近三千年的繁盛,不仅要有地里的庄稼丰收、作坊的彩陶高产、畜牧副业的发达,还要有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更需要灵魂深处的虔诚信仰。因此,才有了代表畜牧副业的蚕神崇拜、代表贸易往来的道神崇拜。无论是贸易,还是旅游,或者其它事情的出远门,安全始终是首先要考虑的;所以,先民就造成了“行旅保护神”,即“道神”。

中华的市场经济,始于黄帝之前的神农时代。《周易》载,神农时“日中为市”,意即“中午开始做买卖”。那么,这个做买卖的地方,即市场、集市、圩场。有人说,市场经济是舶来品,殊不知早在神农时代就有了市场,后世不仅民间有集市、庙会,甚至历朝历代的王城或国都在建筑布局上也设有“天街”,意为“天上的街市”。G)23]当宗教信仰与贸易往来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庙市,即庙会上的集市。

庙会,指每逢节日或特殊日子在寺庙内外进行的民间集会。庙会,源于祭祖。庙,指供祭祖宗神位的房子。“雍雍在宫,肃肃在庙。”(《诗经》)“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中庸》。先,即祖先。)宗庙、明堂,皆为祭祖圣地。帝王每遇大事必告于宗庙、议于明堂,故朝廷亦称“庙堂”。这种文化,播及民间,便形成中华数不清的家庙、祠堂。后来,佛教传入中华,借用“庙”字,来代称宗教场所。

“帝升天,臣寮追慕,取几杖立庙,于是曾游处皆祠云。此庙之始也。”(《轩辕本纪》。轩辕,即姬轩辕,号黄帝。)“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博物志》)“按《荆山记》及《龙首记》,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后,龙来迎之,群臣追慕,靡所追思,或取其几杖立庙而祭之,或取衣冠葬而守之。”(《抱朴子》)

逛庙会、赶庙会,是春节最闹热的户外活动,是中国乡村的传统盛事。中华的庙会数以万计,已有数千年历史,是中华最广泛的民间集会,是中华节日的传统形式,是传统文化的汇演和象征,是围绕“庙”和所祭之神而展开的宗教活动。有神有庙才有庙会,庙会是拜神的盛会,信仰是庙会的灵魂;庙会一开,八方来拜,敬神上香,祈愿还愿。在中国城乡普遍存在的庙会,大部分兼有祭神和集市的功能,以祭神为主,以集市交易等活动为次;因此,买卖之前,先要祭神。

可见,庙会源于祭祖。过去,庙会以祭祀为中心,祭祖即孝祖。因此,孝文化是庙会的核心主题。比如: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能让数百年来全国各地的说书人,在每年正月十三蜂拥而至,在北风刺骨的麦田里一展才华,主要内容是孝道,说书人都在宣扬孝。马街是艺人的家,吃、住,全管。书会兴起于元代,本是火神庙会,祭的是祝融,祭日为正月初七。后来,演变为书会,正月十三至十五,唱大戏,酬火神。

女娲被视为人祖,是有求必应的娘娘神;共同的信仰,促使各地修建女娲庙、人祖庙。至今各地的女娲庙、人祖庙香烟不绝,因为千万年来繁衍子孙一直是家国的头等大事,庙会祈子是中华的传统习俗。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盛传是伏羲、女娲的出生地,故称“羲里娲乡”、“两皇故里”,有女娲抟黄土做人、补天以及显灵、成亲的神话传说。当地人都认为,女娲出在陇城,伏羲则出在天水(指市区一带)。秦安县陇城镇,相传正月十五是女娲爷的生日,每年的正月十三到十九要为女娲“过会”(举办庙会)。陇城村,旧名“娲皇村”。

中华的先哲、先圣、先王,将这些宗教信仰做了归纳总结,甚至上升到国家宗教的高度,期望众神庇佑国泰民安。二十四史讲,社祭是中华民族宗教的关键祭典,社神是护国佑民的镇境主神、封境之神。后世的城隍、土地(神),都是社神的派生、演化。《周礼》,说:“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商君书》,说:“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意思是,改朝换代,不忘对社稷的崇奉,是为君之道。

狭义而言,社是土神、女娲,稷是谷神、姬弃(周文王的祖先)。建国以社稷为先,于是“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称。显然,社稷崇拜的根基是祖先崇拜,因此这是一种不忘本、懂感恩的崇高信仰,对民族的形成与巩固起着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在古代中国的信仰体系里,社神是国家保护神,城隍是城镇保护神,土地(神)是乡村保护神;同时,在乡村还有门神、灶神、井神、中霤神、马王、牛王等跟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神明。

因此,民间对社稷、城隍、土地(神)的祭祀,有利于净化人心、敦亲睦族,有助于江山社稷即国家政权的稳定与巩固,有益于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

三、结语

自从初民懂得把丰收的食物敬献给天地祖先时,便成了真正的人。其心理基础,便是感恩。世界太大,人太渺小,人生无常,祸福难料,丰歉难卜;于是,对苦难的恐惧、后怕、担忧,促使人类思索其根由。渐渐地,人们悟出冥冥之中有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在左右着人类,这种力量便是神明。于是,宗教产生了。

马家窑文化给人最大的震撼,就是那些图案精美而数量巨大的彩陶多半是敬奉给祖先的,即多半是陪葬品。敬奉者的虔诚、精心,让人惊叹;因为,许多彩陶出土时,给人一种崭新的感觉,色泽鲜亮,抛光细腻,设计时尚,多半是把粘土反复淘洗之后抟制描绘而成。显然,这是“祖先崇拜-拜祖教”的典型表现。但是,从马家窑人的生活区出土的他们当年的日常器皿,却给人一种寒碜简陋的感觉,仿佛一个不修边幅的大老粗,多半是粘土掺杂砂子制成的夹砂陶,粗笨厚重,色黑呆滞,只是图个结实耐用而已。对制陶人而言,或者说,对敬献者而言,同为陶器,给逝者用的、给自己用的,显然不是一个等级,而是相差天远。或许,这就是马家窑文化之所以创造了史前彩陶的世界之最的根由吧。正是凭借这种宗教情怀,才缔造了马家窑文化延续近三千年、独步古今的辉煌。

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即拜祖教,认为世界是祖神(神化之后的祖先)所创造的。这是一种超越时空、超越部族、不分朝野、不分中外的普世宗教;因为,谁都有祖先,谁都有个根,只要良心未泯,都对祖先或多或少地怀有一份感恩之情。这种感恩,便是“祖先崇拜-拜祖教”的感情基础。在这个中华传统信仰岌岌可危的现代社会,看看中国,丧葬之礼的衰落、《盗墓笔记》的泛滥,再看看欧美国家,逝者有尊严地离去,墓地美丽如公园,怎不让人喟叹,咱们中国先哲所倡导的“王道”,是何等的接地气!

因此,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国家如何发达,都不该舍弃甚至打压“祖先崇拜-拜祖教”这种普世宗教。对于追求安居乐业的芸芸众生而言,对于中国乡村的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而言,这是一种强调自律的道德力量、一种劝善行善的良性循环、一种费力小而见效长的自治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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