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毛家坪遗址经过近70年的不断考古挖掘，尤其近三年的考古挖掘，终于有了重大发现，毛家坪遗址基本确定为秦人西迁的初始地，让我们看到了秦人最早的战车以及贵族所乘驾车，把秦文化的研究上溯到西周初年，毛家坪遗址在秦文化的研究中极具历史与学术价值，它与清水李崖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是秦人西周时期在陇右二百余年历史见证。甘谷毛家坪秦文化遗址，早在1947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已经发现，后经1956年甘肃省文管会张学正等再次详细调查，并发表了采集的陶器。1963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历时三年，在此进行了两次发掘，从发掘情况看，毛家坪遗址主要有三种文化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A组遗存”，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B组遗存”。[1]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结合墓葬等确定“毛家坪A组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陕西关中的西周文化和东周秦文化相似断相同。通过分析比较，可知其年代为西周和东周时期，并可推知其各期的年代。”[2]毛家坪遗址多年来一直是秦文化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地方，近三年在甘谷毛家坪、发掘共清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小墓葬210多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骨器等各类小件文物1000余件，发掘大量绳纹灰陶片，其中出土青铜容器51件，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这次考古发掘和出土青铜器、铭文、车马坑和大量实物资料，把秦文化的编年推进到西周时期，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3]

　　一、甘谷毛家坪遗址是秦人初到陇右的居址 “毛家坪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毛家坪墓葬一期、二期的年代则可能早至西周。”[4]毛家坪遗址西周时期秦文化年代上限可至西周早期，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秦人已经活动于甘肃东部地区了。[5]清华简 《系年》第三章记述了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征伐商邑平定叛乱，“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在《系年》被发现之前，无人知道，被周人所强迫西迁的恰是秦之先人。《系年》明确地指出周成王将秦之先人西迁到了“邾”地，此即秦人最早的居住地。“邾”就是《尚书·禹贡》之雍州朱圉，《汉书·地理志》的天水郡冀县之朱圉可确定是位于现在甘肃甘谷县的西南。甘谷之西南，也就是现在礼县的西北，恰是早期秦文化可能发源的地方。[6]朱圉山为秦岭支脉，层峦叠嶂，连峰耸峙，连绵于县西南者，皆可称为朱圉山。朱圉，为我国亘古之名山，《尚书·禹贡》与西倾、鸟鼠、太华连比而书，“禹敷水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曾历“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汉书·地理志》冀注：“《禹贡》朱圉山在县南。”《水经注》：“朱圉山有石鼓，不击自鸣，鸣则兵起。”《太平寰宇记》：“朱圉山一名白贡山。”《明一统志》：“朱圉山在伏羌县南三十里。”《禹贡锥指》：“在今伏羌县南三十里，山色带赤。”由此可见，朱圉山虽不险峻，但历代有记。其原因与伏羲关系密切，甘谷是伏羲文化传说与遗迹较多的地方，但这些遗迹均在朱圉山范围内，如华盖寺伏羲庙、大象山伏羲庙、白家湾古风台等，甘谷出土的鲵鱼纹彩陶瓶，瓶腹绘黑色人首形的鲵鱼图样，呈人面鲵身形象，是被学界公认的龙的原型，也可佐证该地域与伏羲的密切关系。也就是说秦人祖先来到了伏羲故里。其原因不难理解，伏羲氏之后《左传》僖二十一：“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云：“四国，伏羲之后，任，今任城县，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四国封近于济，故世祀之。”[7]四国所封皆在穷桑之地，而秦人在山东的祖居地正在穷桑，秦人的西迁朱圉极有可能是秦人追祖现象，也就不难理解秦人为要祭祀伏羲。上述研究成果证明秦人西迁初到陇右的地方在甘谷朱圉山一带，与甘谷毛家坪考古发现一致，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陇右秦文化研究的上限；并且可以修正秦文化研究中“西垂”的地望，西垂非具体地名，而是泛指。《早期秦史》：“只要能确定西县县治的所在地，也便解决了西垂地望问题。”[8]现在看来，商末秦人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的西垂在今甘谷毛家坪一带，但秦人早期遗址毛家坪不在西县范围，而“秦襄公既侯，居西垂”的西垂在今礼县大堡子山一带，故西垂极有可能是包括秦人在陇右的祖居地甘谷毛家坪一带的。《史记》记载西垂的文字还有：庄公“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前者为由整个西垂区域而得的封号，后者则为具体宫名。与之相关的其他地名有：“西山”、 “西犬丘”、 “犬丘”、其中“西山”、 “西犬丘”以及“西垂宫”在“西”与“西县”的范围内，而非子封地“秦”则不在西垂范围，因为非子所封之地为周地，是“朕封土为附庸”，其地望近年来的考古成果认定在今清水境。秦公簋“十又二公”是秦人从中潏至庄公的十二位祖先，[9]包括毛家坪中潏、李崖非子、大堡子山庄公等秦人在陇右传承有序的十二位祖先，充分说明陇右虽有多处居地，但一脉相承，仅是行政中心的转移，谱系未曾中断。

　　二、非子早期与分封后两处牧马场秦人一贯善牧马，始祖因善牧马而得姓，“昔伯翳为舜主蓄，蓄多息，故有土，赐姓嬴。”秦祖非子因善牧马而得封，“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为秦人赢得“秦”的非子让“秦族”、“秦人”、“秦国”逐渐显赫起来，非子在秦文化发展史上堪称秦祖。“非子居犬丘，好马及蓄，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汘渭之间，马大蕃息。”犬丘经陈泽先生考证为今礼县红河境内，再考察秦人祖居地周边环境，最为理想的牧马场地是今甘谷境内朱圉山的古坡草原，而甘谷与礼县相邻，古坡与红河又相近，今天的行政区划仅有杨家寺一乡之隔，所以非子早期的牧马地应是今甘谷县古坡草原，古坡草原面积14万亩，水草丰茂、场地开阔，是天然牧场，理想的牧马场所，到处生长的野燕麦、狗尾草、野芦苇、蒲公英、车前草、大小蓟等等均为上等饲草。非子封秦邑之后的牧马场是今天的关山草原，其位置正在“汘渭之间”，草场面积更大，今天仍然是天然的草场。秦邑之地在清水李崖遗址中得到印证，经专家学者考察，就在今清水县城附近，“今清水县城一带(包括古清水城)，古亦谓之秦川，这里地势开阔，有发育较好的台地，考古调查曾发现过周代遗址……从自然地理角度看作为非子封邑似有可能，因此，也是今后重点注意的地区。”[10] “牛头河流域的自然环境从西向东有一个变化：汤峪河以西为黄土台塬沟壑，以东植被逐渐茂密，出现山林草场。东部的马鹿河已近关山林场。马政乃军国大事，非子被封于“秦”之后也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发展养马业，流域东部的草场为之提供了理想的场所。牛头河北岸的多条支流均通往陇山山麓，所以在都邑和放养马群的草场之间并无交通阻隔之虞。”[11] 这两处马场均有优越的牧马条件，相对后者更加优越。秦人放马不仅是让马膘肥体壮，还要训练马。《秦风·驷驖》载：“驷驖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奉时辰牡，辰牡孔硕。公曰左之，舍拔则获。游于北园，四马既闲，輶车鸾镳，载猃歇骄。”“从公于狩”和“游于北园”分别描绘了冬训马队和车马礼乐。毛诗序以为“《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服虔则注为“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狩之事。”只有较大的牧场，才能达到冬狩的训练目的。“上古时期的‘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打猎，而是结合垦荒、习武、祭祀的农业祭礼；秦君举行这样的典礼，说明秦国诸侯地位的确立与礼仪制度的逐渐完备，故受到诗作者的肯定与赞美。”[12]非子牧马“汘渭之间”文献有载，但早期牧马地的仅为后人猜测，毛家坪遗址的发现，扩大了对秦人活动的范围的认识，古坡草原正在秦人活动的范围之内，故古坡草原是非子早期牧马的理想场所，也是必然选择。

　　三、毛家坪秦人早期战车的重大发现甘谷毛家坪近三年发掘200余座墓葬，大型墓葬两座，其中一座为级别较高的贵族墓葬。出土短剑、戈、矛等青铜兵器11件。发掘车马坑5座，其中一座位于沟东，坑长8米，宽3——4米，深7米，出土战车1辆，驾马2匹，马位于车辕两侧系驾位置，采取跪伏姿势，为杀死后处置的。双轮独辀车，车横、车轭、车辕、车轮、车毂、车轴结构清晰。K1001坑内有殉狗和殉人，K1002的车横上放置一柄长矛，很可能属于战车。4座位于沟西，最高级别一座坑长10米，宽3——4米，深7米，出土驾车3辆，驾马10匹，其马头均朝东，系贵族出行车辆，车舆带漆皮彩绘，车轼上有蟠虺（pán huī）纹彩绘，舆板白底红彩，其级别规格远远高于沟东发掘的车马坑。这是甘谷县境内周代车马坑的首次发现，弥足珍贵。[13] 梁云先生如此评价，“从该战车的保存完整度来说，车厢、车轮、车辕、车轭等构件都保存得比较完整，驾车的两匹骏马的骨架也清晰可见，保存如此完整的战车实属少见，与以往的任何一辆战车性质都不同。春秋早期金属铸造业发展如何？作战方式如何？交通情况又如何？是否存在出行驾车？都能从出土的这辆秦战车中寻找到相关答案。这为研究秦早期的作战车马及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出土发掘的文物，为秦人悠久的军事传统和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的研究提供了资料依据，为秦人的交通发展也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秦人与毛家坪周边的冀戎、豲戎、邽戎的战斗中使用此类战车，渭河流域开阔平缓的地形有利于战车作战，墓主人一定是一位乘此战车参加过征伐的将军。从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一文对大堡子山秦公墓车马坑的文字描述中只能得知其平面形状呈瓦刀状，总长为36.5米，车马坑的东部是坑道，长度为21.85米，宽度为9.5米，最深处为5.4米。坑是长方形的土坑竖穴，长度为14.65米，宽度为12.95米，深度为5.4米。坑内西南部有大约两平方米的残存遗迹，遗迹显示，在坑里原来有4排殉车，每排3辆，呈并列状，总共有12辆。都是辕东舆西，每辆车有两服两骖。发掘时出土有铜车軎、车辖及大量的铜泡等。圆顶山遗址1998年发掘出了一座车马坑，该车马坑是长方形的竖穴土坑，长度为18.8米，宽度为3.15米，深度为4米。方向是86度，坑内随葬有五乘车马，由东向西分别是1号—5号，车队呈前后相随状，舆西辕东，其中的第1号、3号、4号是驷乘，第2号、5号由两匹马来挽架。[14]两厢比较，则毛家坪车马坑的规模小，礼县秦公墓、圆顶山车马坑规模较大，但文化渊源相同，仅是前者早于后者的原因。西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早期秦文化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尤其是对于戎的战争，从秦仲起至穆公几乎没有中断过。秦人与当地戎人冲突不断，战马与战车是秦人作战制胜的法宝。《秦风》诸篇展示了秦人战车与战马的威风，“有车邻邻，有马白颠”。（《 车邻》）“驷驖孔阜，六辔在手”。“輶车鸾镳，载猃歇骄”。（《驷驖》）诗句中无不显示出秦人战车发出的震撼之声、秦人战马的高大威猛、秦人武士的勇猛不屈。尤其《小戎》蔑视戎人，“小戎俴收，五楘粱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其车之精美可见一斑。“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騏駠是中，騧骊是驂。”为了增强气势，马队的颜色都有统一要求，是与“驷驖”一致的黑色。《无衣》一直被视作秦人的战歌，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忘生轻死”的精神气概跃然可见。《秦风》时代的战车均为四马战车，而毛家坪战车为两马战车，显然毛家坪战车出现的时代要早于《秦风》时代。综上所述，甘谷毛家坪遗址又翻开了秦文化研究崭新的一页，揭开了秦人先祖始居陇右之谜，朱圉山是秦人初到陇右的家园，并向南发展到礼县境内的红河、盐官、永兴、永坪一带，朱圉山周边就是后世所谓的西垂。非子依靠该区域内古坡草场牧马，发展到汘渭之间的关山草场。出土战车见证了秦人早期与周边戎人的战斗残酷，在依靠战马和战车赢得天下的秦人发展史上这辆战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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