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葬地较多，其葬俗也反映出一些区别于中原仰韶文化的独特性。尤其是屈肢葬、二次葬的葬式，几乎始终贯穿马家窑文化各个类型[1]。还有在半山、马厂期出现的割首葬式，可以说是马家窑文化葬式中相当独特的一种丧葬仪式。马家窑期的居民死后多葬入距居址不远的公共墓地，墓葬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葬式复杂多样，不同墓地的情况存在着明显差异。1966年9月，在兰州市元代王保保城遗址内发现了一座马家窑类型墓葬。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得知后，派人进行了清理。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底部略呈圆形，为单身仰卧直肢葬，头东脚西[2]。 1978午4月至11月，青海省考古队对青海民和县核桃庄乡核桃庄村拱北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在第4和第10探方的底层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类型墓葬。该墓为竖穴土坑结构，平面呈圆角方形，坑壁略向外倾，坑口大于坑底。底部边长约4米，距现地面深2．5米。墓室正中有木框的木质板灰痕迹，四周用木板叠砌，周围填土加固，盖和底部似为木板并排平铺而成。墓室内骨架凌乱不全，四肢骨在中间，脊椎骨等在西南部，无头骨，当属于二次葬。人骨附近撒有较多的石膏末、木炭和灰烬[3]。同时期的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也流行二次葬。

　　半山期的墓葬与马家窑期有明显不同，此阶段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洞室墓出现则在半山晚期。开始大量采用木棺、石棺的葬具，且无底、盖。葬式多见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

　　1973年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地巴坪遗址开始发掘，此遗址涵盖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地层，以及齐家文化遗址，内涵相当丰富。遗址中，共清理出

　　66座墓葬，这些墓葬均为土坑墓，在所有发掘的墓葬中都没有发现葬具的痕迹。坑边不甚规整，一般呈圆角长方形、平底，也有近圆角似方形、平底的。骨架头向大体一致，绝大多数为头东脚西，也有偏几度的。因多被扰乱或朽蚀，骨架保存状况不佳。皆单身葬，没有合葬，也未见小孩墓。从骨架看，凡保存好的，都是侧身屈肢葬，置于墓底的南侧。有的墓虽经扰乱或头骨不存，但从下肢骨保留的部位及随葬品陈放位置，与其他墓比较，亦可看出属于同类葬法。这种侧身屈肢葬，在地巴坪这一氏族公共墓地，似乎是一致的[4]”(图九一)。可见屈肢葬葬式几乎贯穿在地巴坪整个遗址墓葬文化序列当中，成为此遗址从半山、马厂至齐家文化通行的葬式。

　　1974年在甘肃景泰张家台发现半山类型晚期的墓葬。在清理的22座墓葬中，有石棺墓11座、木棺墓1座、土坑墓10座，都是单身葬。从埋葬方式来看，张家台墓地的木棺、石棺和土坑墓多种葬法同时使用，并交错地葬在一起，各种葬法中男女老少皆有，而其中小孩葬的比例都较大。葬式几乎都为屈肢，多数侧卧，头向不一。骨架一般保存较好，也有个别为二次葬，明确认定的只有1例。其中明确肯定的屈肢葬就有15例，相对比例较高[5]。

　　1977年12月，兰州市七里河区花寨子乡花寨子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发现一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遗址。此遗址涵盖了半山类型早、晚期，墓葬在水磨沟东岸第二台地上，现距河床约有70余米，共清理墓葬49座，除墓葬形制不明的以外，其中只有

　　2座无葬具，为土坑墓，其余皆为木棺墓。其中侧身屈肢葬14例，二次葬18例。最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屈肢葬中出现了一种特殊葬式，虽为侧身屈肢葬，但头部均处其他位置，且摆放和处理的方式、位置各有不同(图九二)。有些倒置，有些置于骨架膝前方，有些根本没有头骨。和广河地巴坪墓葬相比，此地这一类墓葬均未经扰乱。头部极有可能是埋葬时故意砍掉的，这种“割首”的屈肢葬式在半山类型墓葬中的出现是应相当注意的。相比同时代的中原仰韶文化墓葬，其中并未发现这种葬式。 可以说这是马家窑文化时期墓葬中极其特殊的一种葬式。

　　总体而言，花寨子墓葬中二次葬占较大比例，从具有地层关系的墓来看，早期的

　　9座墓中，二次葬占6座；晚期的10座墓中，二次葬只有2座。说明早期墓中二次葬较多，至晚期则减少，侧身屈肢葬相对增多。半山中期的地巴坪墓葬中，则以侧身屈肢葬为主，二次葬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看出，半山类型墓葬中二次葬逐渐减少，而侧身屈肢葬逐渐增多的发展变化过程[6]。 1977年10月和1978年5月，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红古区土谷台分两次发掘了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混合墓地。发现马厂期的墓地规模有大有小，墓葬形制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洞室墓两种，流行木棺葬具。不同地区葬式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仍以侧身屈肢葬为主。

　　这批墓葬是半山与马厂类型共处的一个墓地，同时还发现两个类型的典型器物共存于一个墓内的情况。总结来看，它们之间在墓葬形制、葬俗都表现出很多的一致性。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应是时间早晚不同的反映。根据墓葬互相打破、叠压关系以及陪葬器形、花纹的不同变化，并参考墓葬分布的情况，把墓葬大体上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墓34座，主要分布在墓地的西山嘴上，以土洞墓为主，个别有土坑墓。中期墓24座，主要分布在墓地的东山嘴上，除土洞墓外，已出现木棺墓和带有墓道的土洞墓。晚期墓24座，交错分布于墓地之中，而以墓地北部较多，有土洞墓、木棺墓和土坑墓，仍以土洞墓为主。在这些所发掘的84座墓葬中，除骨架腐朽不清者外，其葬式有侧身屈肢、二次葬和瓮棺葬。以侧身屈肢葬为主，呈跪卧状，两腿屈于腹前，足近于臀部，两臂屈抱面前或交叉搭于两肩，有的二次葬也把骨架摆放成侧身屈肢的样子。有成人墓、儿童墓和合葬墓，特别是合葬墓的埋葬习俗比较复杂，有二人、三人和五人合葬，合葬墓有的是夫妻合葬，有的是家庭合葬，有的可能是兄妹之间的合葬，单人墓和合葬墓都有二次葬，有的同穴内一次葬和二次葬共存。儿童墓的葬法与成人相同。在三期墓葬中，均有成年男女合葬墓，而且葬式都是侧身屈肢(图九三～九八) [7] 。

　　由此可以明确，在此遗址中，除二次葬和瓮棺葬以外，凡是葬式清楚者，都是侧身屈肢。马厂墓葬中，屈肢葬所占比例比起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来显得更大。这种葬式还见于地巴坪、白道沟坪、糜地岘等地。所以说，屈肢葬应该是兰州地区半山、马厂类型流行的一种葬式。

　　再以典型的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厂墓葬而言，有单人墓、双人墓、三人墓、多人合葬墓等。除了多人合葬墓外，其他类型墓葬都包含有屈肢葬(图九九、一OO)。形式包括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背对背式侧身屈肢葬、面对面式侧身屈肢葬，共约38具。二次葬式墓相对比较多，共有

　　195座。其中，有3座墓

　　(M211、M542、M506)将死者的头骨另置于一粗陶瓮中，这种现象，应该为“割首葬仪”的葬俗，同样在兰州花寨子墓葬中也出现过[8]。可见，这种葬仪在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时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对于屈肢葬和割首葬而言，在相同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以及北方的诸文化中，都不见这种葬俗。由此可见，这种葬俗是发达于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一种习俗[9]，应该是马家窑文化地域存在的一种独特丧葬仪式。俞伟超先生同样在其《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索》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屈肢葬式”、

　　“割首葬仪”，包括“二次葬”都是戎羌族文化中常用的丧葬仪式，这种葬仪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而且以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作为例证，来说明这些独特葬仪的发展历程。“由此看来，把齐家、马厂，乃至上溯到半山、马家窑、石岭下文化，看作是羌人文明的前驱，是有道理的。当然，这里必须说明，在齐家和卡约、寺洼、安国式遗存中间还有缺环；而且，在西戎和羌人之中，文化的发展亦是相当不平衡的。”[10] 综上所述，马家窑文化居民应属戎羌文化体系。首先，按照李振翼先生的观点，古代羌族人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秦以前的活动区域基本上在陇山以南、以西，岷山以北，宁夏以南和青海湖以东的洮、岷、河、湟广大安多地域里生息、繁衍和发展起来的[11]。前文也论述了商时期马家窑文化辐射地域与戎羌文化居民活动地域关系，二者也相吻合。第二，临夏、乐都柳湾、永昌鸳鸯池以及天水柴家坪等地出土的一批人面像器物，都是披发劓面，应为秦汉羌人的习俗。对于一种文化而言，都有其发源和延续的历史。若将秦汉时期的如此习俗加以上溯，可以发现远至大地湾时期已经就存在，因此说这种习俗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出现，一直延续至马家窑文化时期。第三，墓葬形式，大都盛行土坑墓；葬式喜欢采用特别的屈肢葬、割首葬，以及二次葬；葬具常用木棺和石棺。这都是典型羌族葬俗，这种葬俗甚至一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也出现过。第四，从文化的延续性来看，考古界认为齐家文化是一支强大的戎羌文化，那么作为源头的马家窑文化自然与戎羌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关系。可见，马家窑文化居民应当是西戎、羌族的前身。

　　[1]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第324～325页。

　　[2]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兰州马家窑和马厂类型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6期，第76页。

　　[3]青海省考古队：《青海民和核桃庄马家窑类型第一号墓葬》，《文物》1979年第9期，第29页。

　　[4]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第194～195页。

　　[5]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第3期，第180～186页。其中“景泰张家台墓葬登记表”有详细登记资料。

　　[6]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市七里河区文化馆：《兰州花寨子“半山类型”墓葬》，《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21～225页。

　　[7]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文化馆：《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第192～204页。

　　[8]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第371页。

　　[9]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7～188页。

　　[10]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见《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86页。 [11]李振翼：《从地域分布上看马家窑诸文化的族属》，《西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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