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人的奇特经历和精彩人生

老骥文

（载于每日甘肃网站）

走近王志安（一）

在兰州四十里黄河风情线北滨河路西端，有一个名为“生命之源”的景点。这里不同于风情线其他景点的是，不是仅以母亲河旖旎的风光取胜；吸引人的倒是一个放在构思奇特的底座上的大型彩陶仿制品。其壮、其美，震撼人心。使每一个住足的人在感受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同时，不得不叹服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才能。

千里陇原素有“彩陶之乡”的美誉。甘肃境内出土的彩陶之多，水平之高，享誉国内外。出于拍照的需要，笔者曾在晨曦微露时、夕阳西下时、天空最蓝时，给这件彩陶仿制品拍过照。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光线条件下，它都魅力四射。去的次数多了，亟待破解的问题就挥之不去：这个景点为什么叫“生命之源”？风情线为什么要建这个景点？陇原大地的先民们，四、五千年前何以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何时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些问题在笔者走进“临宝斋”后，都迎刃而解了。

“临宝斋”地处兰州隍庙西侧一楼的一间店铺内，门面不大，但装修、布置不俗。迎门的墙壁上是一块巨型展板，上面除了有许多彩陶图画外，一篇“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价值”和“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及该会“彩陶博物馆”的介绍文字，格外引人注目。走进店内，博古架上大小不等的彩陶真品、巨幅的书法、美术作品以及王会长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的彩照和橱柜内该会会刊《马家窑文化源流》，使人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气息和高雅艺术的无穷魅力。

兰州的旧城隍庙是远近闻名的文物市场，每天都有许多人到此觅宝，发财的有，但更多的人在这儿却交了高昂的学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巨大的利润空间，永远是吸引许多人在此一搏的动力。但“临宝斋”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只收不卖，开店至今已收彩陶240多件，支出160多万元。赚钱并不是“临宝斋”的追求。

看到我有些不解，面前的工作人员又补充说：“为了生存，我们也需要钱，但“临宝斋”不同于其他店铺的是，不是自己养自己，是王会长所办的几家企业从经费上支持了“临宝斋”。收购的彩陶送进“彩陶博物馆”，主要为了让喜欢彩陶的人观赏、学习、研究和交流，使远古文化尽快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至此，王志安会长在我眼前的轮廓愈来愈清晰了。这位蜚声画坛的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企业家，他志存高远，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学者、教授和收藏家。

1923年安特生揭开了马家窑文化的神秘面纱，在嗣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乱、灾荒、饥饿和贫穷，马家窑文化仅仅是历史教科书上不为人所知的知识，和普通百姓始终有很大的距离。改革开放后，王志安这位在马家窑文化的薰陶下成长起来的有心人，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栉风沐雨，历尽艰辛，使马家窑文化这远古文明，渐渐走进当代人的生活，为当代人所了解、所接受。王志安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彩陶专家。

二十多年来，王志安在全国创造了马家窑文化研究、传播的多个第一：

一、1996年在临洮成立了最早研究马家窑文化的全国第一个专业团体；

二、2003年，该组织被省文化厅、省民政厅升级为中国第一个省级马家窑文化研究组织；

三、马家窑文化研究会会刊《马家窑文化源流》，是国内第一个研究马家窑文化的专业刊物；

四、建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登记注册的民办“马家窑彩陶博物馆”。

五、从1979年开始，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收藏马家窑彩陶的第一人；

六、他第一个撰写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鉴定和收藏”论文，发表后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彩陶收藏热；

七、二零零二年第一个为中国彩陶鉴定提出10种鉴定方法；

八、第一个破译了马家窑彩陶图案从水崇拜向土地崇拜转变，再向能够驾驭水的蛙神崇拜发展的彩陶图案演变之迷。

九、第一个以彩陶实物为依据，从马家窑彩陶图案的发展变化中理出了顺序，提出了中国龙图案起源于蛙的见解；

十、第一个从马家窑彩陶图案中找到了中国远古卍符号的真正文化起源。

十一、第一个从马家窑彩陶图案中找到了中国远古先民已经存在着哲学思维的原始证据。

十二、第一个从马家窑彩陶上找到了早已消失的远古非理性绘画形式（类似今天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典型图画。

十三、第一个让马家窑文化走出甘、青，为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在北京、上海、杭州建立了研究传播办事处。

十四、第一个在上海举办了马家窑文化学术讲座。

2006年，《上海收藏》报“马家窑文化的呼唤”一文称，王志安为中国当代研究马家窑文化第一人。这种评价，王志安当之无愧！因为在王志安之前虽然曾有人涉足马家窑文化，但都是广泛研究彩陶，而未专业研究马家窑文化。只有王志安才专心致志地对马家窑文化彩陶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在许多人尚未认识到它的价值的时候，就第一个建立了专业的马家窑文化研究会。

王志安与马家窑文化（二）

特殊年代一个家庭的动人故事

听了王志安坎坷的人生经历，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八十年代初他突陷囹圄，是因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他早于许多人最先跨出了勇敢的那一步，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最早的弄潮儿。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满足和习惯于大锅钣和铁钣碗的时候，王志安何以能勇敢地、坚定地沿着他早已选定的路，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呢？这个问题在王志安回忆了他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后，我从他的家庭，特别是他母亲的身上找到了答案。

王志安的家位于和马家窑隔河相望的中营村。这里的人们勤劳、朴实、守旧，然而日子过得却殷实、富足。五十年代初，这里的农民虽然谈不上丰衣足食，但是家家吃、穿不愁，人人无忧无虑，田间地头还时时传来劳动者的欢声笑语和歌手漫“花儿”的嘹亮歌声。这是中国农民建国初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就在这个地方，五十年代中后期却出了一个令当权者头疼、让老百姓开心并远近闻名的传奇式人物——王花花（乳名）。这就是王志安的母亲。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特殊年代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故事，仍然使人感动。

“领导万万不能顶撞”，这是当今许多人处世的一条原则；犯了这一条，给你小鞋穿穿，只是小意思。闹不好，立马走人，砸了钣碗。这种事例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使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位大字不识一个的旧式妇女，在五十年前那个特定的年代，居然当着台下数千名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驳得权倾一方、满服经纶的公社书记无言以对，不得不尴尬收场。其勇气、胆识、智慧不仅使当时在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瞠目，也使后人起敬。

王志安出生的这个家庭，原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五十年代，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有父母、妹妹和正在上小学的王志安。父亲是个执着、朴实、本份的铁匠，为了生计，常年在县城铁器社工作。地里的农活和家务活，自然而然就全部落在王志安母亲一人肩上了。好在这位能干的母亲性格刚强，不仅心灵手巧，而且农活也干得非常出色。站在地头望去，绿油油一片，王家的农活绝不亚于邻居地里的庄稼。在这位年轻主妇的调理下，王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一场波及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这埸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变革，中国高层的意见并不一致。据《聚焦天安门》一书记载，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根据一些地区出现的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急躁冒进的倾向，向中央建议，用十至十五年时间，完成全国合作化运动。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还风趣地说：“农民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主要是靠眼睛看，不是靠耳朵听。”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接受邓子恢的意见，他认为合作化的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他建议56年在65万个的基础上，合作社再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

五十年代中，毛主席的话还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然而就是这一句话，重若千斤，马上变成了各级干部的意志和农民兄弟的“自觉行动。”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随大流是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人的一种惯性思维方式，只要是干部们说的，就绝对没有错。然而王志安的母亲，这位相信眼睛更盛于耳朵的农民，觉得还是自己单干好。在全面合作化以前，走互助合作的路，还是有条件的，象王志安家这样既没有劳力，又没有经济实力的农户，是没有人愿意联合的，于是王家走上了单干的路。到了56年，合作化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王志安的母亲通过几年的单干，已经不愿入社了。特别是到58年后，无论干部怎么动员，死、活不入不入社。就这样王志安家成了远近有名的单干户。

那时“阶级斗争”还没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也不是十分紧；但是玉井乡出了这么一户单干户，这在有的干部来说，如骨梗在喉，心中很不是滋味。由于王志安家是中农成份，加之乡村干部在执行政策时还不象六十年代那样左，所以还没有太过火的行为。但是无形的压力王家还是能够感受到的，王志安的父亲就因为家里搞单干，而被所在单位辞退了，回家成了个体手工业者。

1957年，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场反右斗争使55万个知识分子蒙冤、55万个家庭罹难。就在这一年，王家却喜从天降，年仅13岁的王志安在全国少儿书画比赛中他画的一幅“为社放马”获得了一等奖。这个令学校光荣、校长大喜、同学羡慕、乡亲们骄傲的喜讯，使王志安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画家。

58年大跃进时，小小的王志安成了四乡八邻特别受欢迎的人。在那个牛皮吹破天的年代，13岁的王志安虽然不懂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但他能按诗人门丰富的想象，画出令专家称奇、乡亲们叫绝、干部满意的壁画和宣传画。他的聪明、才能和绘画天才，令乡亲们刮目相看，各地文化站争相邀请他去画画，王志安一时间声名鹊起。他的画此时也纷纷出现在“中国青年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和“文化辅导”等省内外许多报刊杂志上。五八年六月，他的一幅彩色长画连起来刊登在省文化厅主办的刊物“文化辅导”的封底、封面上，他的名气更大了，省文化厅厅长王彪也专程到临洮看望了这位全国有名的小画家。

当今社会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小小年纪，作父母的就在百忙中抽空陪着孩子上“少年宫”、拜名师、找家教，以圆自己对孩子的成才之梦。但是很多家长却忘了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今许多孩子的学习都是被动的，更不要说现在孩子们的负担也创造了历史之最。这是当前早期教育中最可怕的事。其实王志安少年得志，如今又蜚声画坛，完全走的不是这条道。他的成才之路，对现在的许多家长是很有学习借鉴必要的。

若单从物质上讲，王志安的童年远比不上现在的许多孩子，但从成长的环境和精神上讲，王志安的童年比现在的许多孩子就幸福得多了。课业没有负担，学习充满乐趣，这是现在的孩子们连想都不敢想的。王志安有一个温馨的家，由于两个哥哥早年夭折，父母对儿时的王志安百般呵护、关爱，这对天资聪颍、酷爱画画的王志安来说，无疑如鱼得水。

王志安的母亲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天赋很高，无论画画、刺绣、剪纸、粘贴，没有难倒她的。三、四岁时，王志安常常偎依在母亲身旁看母亲画画、绣花，看得多了，自己也就画起来了。母亲看他爱画，就专门给他一只笔，又调了一盆红土泡的水，让他学着画。这一画，就不可收拾，他不仅画完了所有可画的地方，而且还画坏了爷爷喜欢读的“玉侠记”，就连家里的门窗，到处都是小小的王志安画的画。按理来说这可是闯下了大祸，不下跪，起码屁股上也得挨两巴掌。但王志安的母亲既没骂他，也没打他。她用抹布把门窗上的画擦去后，又给王志安端了一盆红土水、给了一支笔。

到王志安要上学读书时，他那旺盛的创作欲望使他第一次为到处乱写乱画付出了代价。那是妈妈领着他到小学报名时发生的事。这所小学离他家很近，校长又出奇的严厉。报名那一天，小小的王志安又有了创作的冲动，趁人不注意，他提起笔又在学校的门窗上画了起来。校长震怒，坚决不收这个不懂规矩的小捣蛋鬼。为此，王志安不得不到离家五里以外的唐泉小学去上学了。

唐泉小学的校长为人宽厚，又极喜欢有特长的孩子，于是小王志安的绘画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画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板报、墙报上。他也愈来愈爱画画，除了上课读书外，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画画上了，有时钣已经端上钣桌很长时间了他还不吃，母亲也不打扰他，等他放下了画笔时，饭菜凉了，母亲又为他重热或重做。

兴趣、爱好对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名人已有许多名言、警句，毋庸赘述；但王志安少年得志，成为全国有名的小画家，给人太多的启发。受母亲的影响，儿时的王志安对画画有了浓厚的兴趣；在母亲的鼓励和支持下，王志安对画画的兴趣愈来愈浓，画画得亦愈来愈好了；唐泉小学宽松的环境和校长毋庸置疑的办学思想，使王志安的绘画天才得到充分发挥；同学们羡慕的眼光和师长的期待，使他不甘平庸，一定要走出家门，走向成功。这就是少年王志安的成长轨迹。1957年他荣获全国少儿书画比赛一等奖，绝非偶然，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57、58年，是王志安家最风光，也是家景最好的两年，一则是王志安的成名为王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则是单干在58年大跃进时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优势。1959年大饥荒已初露端倪，当许多农户肚子锇得咕咕响时，王家有吃有喝，日子过得比谁家都强。这就使心不平、气不顺的公社书记忍无可忍。于是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就成了手握大权的公社书记唯一的选择。这时的王志安正在县城一所中学上学。周日回到家，糊满墙壁和家门口的大字报，使王志安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的压力。就连邮局工作的昔日好友和他偶尔寒喧两句，也会受到盘查。

这是1959年公社的一次批判大会，台下坐的是公社的基层干部和数千名农民代表，批斗对象自然而然就是公社书记颇感头疼的单干户—王志安的母亲。五十年代末，人民公社化的凯歌还没唱完，庐山会议的硝烟又腾空而起。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公社书记凭直觉感到，一场风雨就要来临。他首先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他安排了一场类似批判会的活动。并安排一边开会，一边叫人把王家的生产工具——驴子拉到农业社的槽上。不过这埸斗争仅是一埸逼人就范口舌之战，没有伤及皮肉。

公社的其他会议开完之后对王志安母亲的批判会开始了。“王花花，你为什么不入社？”公社书记先声夺人，首先发难。

王志安的母亲毫不示弱，扬起头正言道：

“我的庄稼长得比公社的好，我为什么要入社！”

这句话掷地有声，台下哑雀无声。公社书记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我的庄稼长得齐刷刷的，农业社的地里只件马刺芥开兰花，看不见庄稼。我们家的饭做好了坐在自家的坑上就吃了。公社的的社员吃饭，这么小的小脚婆娘要提着饭缸缸到老远的食堂去打，一下雨走在路上滑倒了，汤汤水水撒了一路，还要一瘸一拐地提回家吃。你说说你的公社有啥好。”

由于台上这位厉害女人说的全是事实，台下的农民都是亲身经历，引起了同感，这是58年以来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已经有人忍不住想笑，又不敢笑出声。这位女人的话使公社书记大为尴尬，突然他将桌子狠狠地一拍大声吼道：“你胡说！”会场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幕将要怎么往下演。

王志安的母亲毫无惧色，她也将眼前的桌子重重的拍了一下，对公社书记正色道：“你哈吧（也许）是个胡说！”接着她用56年村干部动员她入社时说过的话作驳斥他，向眼前这位公社最大的官，发起了猛烈的反攻：“你们起初动员我入社时说“毛主席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连苏联都有单干户，你们不是说，叫单干户和农业社比赛吗？我的庄稼比社里的好，为什么我就不能单干？”，面对这位软硬不吃的农村妇女讲的朴实的道理，公社书记无言以对。台下先是瞠目，后是沉默，接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批斗会就这样被笑散了。

王志安的母亲回家以后，发现自家的驴不见了，一问才知被农业社的人牵走了，当即小脚一扭一扭走到农业社的饲养圈，解开拴驴的缰绳，对着驴说道：“咱们家不是这儿。得儿逑！走，回家！”就这样，她把自家的驴又牵回来了。从此，王志安的母亲和儿时的王志安一样，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人。不同的是，乡亲们认为这王家的女主人，胆大、会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中豪杰；而那些整她的人，却把她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妖魔鬼怪。

由于王家是中农，抓又抓不成，压又压不垮，无可奈何的公社书记，就把这位让人头疼的女人告到县委书记那儿了。一天，县委副书记乘小车走进了王家。这位关书记带有一点“右倾”思想，他把这位女主人打量了一会儿后说：“人都说你可怕，我看你并不可怕。”对方说：“我有啥可怕的，我又不是妖怪。”“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入社？”对方又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叫我和农业社比赛，我的庄稼种到前面了，为什么还硬要叫我入社？”县委书记见这位女主人并不是个不讲理的人，于是笑着说：“那你们继续比赛吧，哪一天比输了，就入社吧。”

六十年代初，人们刚从饥饿的阴影中走出来，阶级斗争的弦就绷得一天比一天紧。王志安家这个不走合作化道路的单干户，首当其冲，终于穿上了公社书记为他们精心打制的铁鞋。队上先把母亲用来养家的缝纫机抬走了，这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坚强的母亲没有低头，抡起铁锤又和父亲打起铁来了；没过多久，打铁的铁砧又被抬走了，王家只有节衣缩食了。这时父亲又被说成了反革命嫌疑分子。

64年王志安高中毕业，面临人生的选择。那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尽管他踌躇满志，尽管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尽管他是个绘画天才，但他却被大学拒之门外，他落榜了。不是他没有考好，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当年的高考成绩，进重点绝对没问题。后来王志安和许多有过同样遭遇的学子才明白，一项内定政策，家庭有问题 “政审不合格”就会被打入另册，考得再好，也不予录取。“家庭有问题”的王志安当然难于幸免，在漫漫人生路上，当他踏入中学时代时，尽管他是校长最看起的学生，是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美术组长，作文得过第一名，是学校最有实力上大学的学生，他也满怀自信。但是无情的现实使他的希望破灭，他的人生第一次受到了残酷的一击。

王志安与马家窑文化（三）

在逆境中拼搏

57年“反右”以后的二十多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因其特殊，不同的人由于其家庭背景的不同，就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对于家庭出了问题的许多人来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已是那个年代最正常不过的事。“狗仔子”、“黑五类”这些当年最流行的污辱性称谓，真实地反映了这些二等公民当时的生存状况。尽管“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不绝于耳，但能否成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完全取决于政策执行者的水平和个人修养了。

玉井乡的掌权者仍然是当年的公社书记。虽然已经过去几年时间了，王家也为当年的抗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这位手握实权的“大人物”，仍然忘不了那尴尬的一幕。在高考政审时，公社给王志安签注的意见是，母亲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父亲是反革命嫌疑犯，王家是资本主义势力在玉井乡的代表。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王志安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压力：高考落榜，希望破灭；父母亲成了当权者打击的对象。出路在哪儿哩？还是个学生的王志安从精神到思想上彻底垮了，他闭门不出，成天蒙头大睡。就在这时，他又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这可把疼他、爱他的母亲急坏了。

王志安家中隹着一个钉锅匠，陕西人，有文化，由于同样的原因，家乡难以立足，就以钉锅为生，云游四方。王志安的母亲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传统女性，出于同情，让钉锅匠暂住家中。这个钉锅匠干的活虽不起眼，但满腹经纶，很有学问。他见王志安受到打击，一蹶不振，就耐心地给王志安做劝解说服工作。什么“祸福同门，利害为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以及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筋骨，饿其体肤，劳其心智，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而后作。”。他见王志安已为所动，又接着说：“没有绊脚石，就找不到垫脚石，有了绊脚石，才能找到垫脚石。逆境能磨练人的意志，砥砺人的思想，它能激励有志者自强不息，逆流而上。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司马迁本人也是在蒙受宫刑之辱后，才写成《史记》这部巨著的，所以说，受苦受难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钉锅匠的高论如醍醐灌顶，使王志安顿时猛醒，他从绝望中振作了起来。

王志安渐渐走出了阴影，悟出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人生本来就是苦乐相伴，甚至痛苦才是人生的真谛，不经受痛苦，哪能有幸福。佛教讲“苦海无边，人一生下来就哇地一声大哭，他是被眼前的苦难吓哭了。人不作好吃苦受难的准备，就会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总之，走出炼狱的王志安，已经大彻大悟，他要通过拼搏、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乡亲们对高考落榜的王志安也非常关心，此时有一位好心的朋友，就劝他重新拿起画笔，到大自然中去调整心情。此人念过一些书，有文化，情趣不俗，为了帮王志安走出落榜的阴影，就把他带到离玉井乡几十里以外的南屏山去画画。南屏山群山环抱，绿树成荫，山下朗家川一眼望去，良田沃野，一马平川，是一个很富、很美的地方。王志安吃、住在老乡家，一边画画，一边了解乡亲们的生活。由于他画画的名声在外，老乡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画家，于是他在南屏乡受欢迎的程度，不减当年。今天被张家请去画画，明天又被另一家请去画画，短短两个月时间，他几乎走遍了南屏的山山水水。他的心情已经逐渐调整过来了，在南屏乡逐门逐户画画的过程，他不仅和这里的老乡水乳交融，知道了乡亲们的所思所想，而且也有了创作灵感，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的含义。

回到玉井乡后，王志安的出路成了摆在全家人面前的现实问题：如果不上大学，王志安今后可能永无出头之日，一辈只能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想考大学，就必须擦去政治上的污点，成为一个任何人抓不住把炳的学生。考虑再三，王志安的母亲这个在万人面前没有低下头的农村妇女，为了自己的儿子，违心地决定入社。

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五、六年时间，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始终显现不出来，倒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套作法大受欢迎，使58年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显现出一些生机。刘少奇的威信在全国迅速上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62至66年间不断再版，共销售1.5亿册。

“从1961年起，刘少奇和邓小平加速推行他们重实效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没有也许是不能阻止他们。”不难看出，对立的双方为了某种原因，都在作出克制。但表面上的平静，并不意味双方的茅盾和分歧没有升级。

62年毛泽东为“社教运动”重新拟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10条规定，刘少奇却提出了与“新10条”相佐的意见，事后对大跃进行分析总结时，刘说，大跃进失败的原因70﹪是人为的错误，30﹪归于洪水、干旱等其他自然因素。毛泽东却说刘的这个百分比要完全颠倒过来：70﹪归于自然因素；计划不周、领导头脑发热和其他人为因素只占30﹪。(以上内容均引自全译本《毛泽东传》)

笔者摘引这些改期开放后才披露的背景材料，意在通过这些难得的资料，讲述王志安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怎么战胜恶劣的生存条件，走向辉煌，走向成功的。王家入社以后，按理已成为社员的王志安，应该象其他社员一样，享有一个社员拥有的一切权力，不应该再受到歧视；但事情远非他想的那么简单。入社不久，社办学校就聘他为民办教师。就在他走上讲台的第一天，那位仍然手握大权的公社主任，就向聘请王志安的学校校长施加压力：“王志安怎么能站在讲台上给娃娃们上课呢？他妈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家可是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单干户，这样的人不能当老师，让王志安还是回到队上老老实实地去种地吧！”，就这样，王志安又在广阔的天地当起了农民。

回到队上，正赶上麦收期间。麦收时节，是农民一年最高兴的时候，也是最忙的时候，工作量也是最重的时候。王志安是个学生，很少参加这种高强度的劳动，这对王志安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考验。但为了当个好社员，改变当权者对自己的态度，他必需咬紧牙关，“好好表现”，这是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人的唯一选择。

当时社员一天一般能割400捆，但他割到80捆的时候，就腰伸不直，手上起泡，晚上躺下，全身就象散了架一样。但一想到自己遭遇的不幸，天一亮爬起来，他咬着牙又拼命干起来了。就这样，80捆、100捆、200多捆、300多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五指不能屈伸，双手无法合拢，混身乏困无力，终日腰酸腿疼。300多捆在社员们看来，已经割到大家的前面了，因为当时在队上很能割的人一天也就300多捆。王志安第一次品尝到了拼搏的快乐。这时他又想起了当年钉锅匠在病床前给他背过的孟子语录：“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筋骨，饿其体肤，劳其心智，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而后作。”

虽然他为当个好社员，已经吃尽了苦、受尽了累，但当权者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队上的许多活动不能参加，申请入团的青年开会、学习，也没他的份，他已经成为地、富、反、坏、右之外的第六种人。在绝望中他给当时的县委书记牛金铭写了封信，申诉了高考落榜后他的遭遇和不幸。牛金铭在群众中的口碑不错，他看完王志安的信后，就派人去玉井乡了解了王志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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