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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研究综论

2013年4月11日 来源() 作者() 阅读()

  马家窑文化是西北地区的重要新石器文化。马家窑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首次把甘肃的远古文化分为6期,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期。安特生的结论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反映着人们对马家窑文化的最初认识。1945年,夏鼐先生在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地发掘,从地层上证明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解决了考古学上的重大问题。至今,丰富的考古资料为研究马家窑文化造就出必要的

  前提条件,使得研究能够更加深入。本文旨在把马家窑文化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和论述,以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马家窑文化的渊源

  在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以后,有关马家窑文化的来源问题仍未解决。解放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依据;特别是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更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问题的重视和探讨。目前,关于马家窑文化的来源问题在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但不同观点的争论必将对解决问题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观点一:马家窑类型是仰韶文化在甘、青、宁地区的继续和发展,它是直接起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经过石岭下类型发展而来的。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在陶器的形制、制法、纹饰等方面,相近和相承的因素很多,尤其是石岭下类型的发现,它们相互递嬗的因素,看得更为分明。石岭下类型过渡性的特点显而易见,它是庙底沟类型向马家窑类型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它们的发展序列为庙底沟——石岭下——马家窑类型。C14年代的测定与它们的地层叠压关系,也是相符的。之后,马家窑类型发展到半山类型,半山类型又发展到马厂类型[1]。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一支地方性的类型遗存。

  观点二:石岭下类型不是庙底沟类型发展到马家窑类型的中介性遗存,也不能当作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来看待。

  石岭下遗址位于武山县石岭下村,是裴文中先生于1947年首先发现的。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多次复查;70年代,人们将它作为一种具有独自特征的文化类型提出来,并正式命名为“石岭下类型”,提出“马家窑晚于庙底沟,而且庙底沟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类型的前后因袭关系”。石岭下类型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西汉水等流域,其中心区域在甘肃天水、甘谷、武山、秦安等地。石岭下类型的文化特征最明显的是表现在陶器上。陶质以泥质红陶为主,也有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陶色多砖红色和橙黄色。制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在陶罐、瓶的内壁皆留有上下泥条粘接的痕迹,尤其是小口尖底瓶泥条盘筑的痕迹最为明显。粗陶器一般陶胎较厚。表面多饰有绳纹、弦纹、划纹、锥刺纹、附加堆纹等。细陶器胎较薄,表面多磨光,除素面外,还有彩陶。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少量白彩。彩陶花纹以鸟纹和变体鸟纹为主,突出表现鸟的头部和颈部的形象,有表现一只鸟的,也有表现两只鸟的。同时,还有几何形花纹,主要有复线平行条纹、弧线纹、网格纹、弧边三角纹、叶状纹等。器形以平底器为主,也有圜底器和尖底器,不见三足器,如碗、卷沿曲腹盆、侈口折腹盆、小口细颈瓶、彩陶壶、侈口圆腹罐、小口尖底瓶等。因此,有的学者把石岭下类型划归马家窑文化系统,并归于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阶段[2]。

  进入80年代,大地湾、师赵村等遗址的发掘较为全面地揭示出仰韶晚期遗存(即过去的石岭下类型)的文化内涵和特点。考古工作者发现“庙底沟类型彩陶较多,仰韶晚期彩陶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马家窑文化彩陶极盛,看来原有的结论难以顺理成章”,“过去对石岭下类型的认识产生了明显的失误”,“在甘肃东部地区它(石岭下类型)的主要后继者是常山下层遗存”。因此,应当“弃旧图新”,“寻求新的答案”[3]。

  观点三:有的学者根据近年来甘肃东部地区几处遗址的发掘情况,认为马家窑文化渊源问题有必要重新提出研讨,“马家窑文化虽然是受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追究其根源还是在甘肃境内,并且其最大可能是源于渭河上游及其支流葫芦河等流域。”大地湾四期遗存,也称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地区,西边可达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下游地区。马家窑类型与大地湾四期遗存分布范围大部分是重合或交错的,尤其是在渭河上游均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所差别的是马家窑类型往西边延伸得更远些。从地层叠压关系与测定年代观察,大地湾四期遗存与马家窑类型的年代关系是上下紧密相连接的。从文化内涵上观察,它们也存在着较多的上下承袭关系的遗迹与遗物,反映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说马家窑文化是从大地湾四期遗存发展而来,是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4]。

  观点四:马家窑文化“渊源于仰韶文化系统晚期自具特征的大地湾仰韶晚期的陇西类型”。

  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以其经过科学发掘的大量资料及所昭示的完整文化内涵、明确的渊源关系取代了“石岭下类型”,并很快为学术界所接受。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的分布范围恰是马家窑类型先民活动的文化区,这一文化区的南、北、西3面不见早于马家窑类型的任何古文化遗存。马家窑类型和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在文化内涵上具有极为突出的共同点:首先在经济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性质上,均以农业经济作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来源且已进入进步的锄耕农业阶段,栽培品种扩大,家畜饲养种类和数量增多,农业收获稳定和丰富;对偶婚个体家庭和父权制确立;生产工具种类、器形基本一致,均流行两侧带缺口的石刀;陶器的陶系、制法、纹饰、器型基本相同;大型夹砂粗陶器物两者极难分判;都有施内彩的彩绘风格;有特征的器物如细颈圆腹彩陶壶、卷沿盆、深腹罐、敛口瓮等则是典型的共有陶器群;彩陶图案风格上的一致则更多地表现出演化趋势;房址均盛行小型平面呈“凸”字形的建筑;马家窑类型婴儿瓮棺葬俗与仰韶系统也完全相同。从大量石锄的应用、家畜饲养种类繁多、“六畜”基本俱全来看,马家窑类型的生产力水平较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已有明显的提高。两者在时代上早晚衔接较紧,且有多处两者地层叠压关系。马家窑类型不可能是异地迁徙而来的。因而只能是从陇山以西被它叠压的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发展而来[5]。

  马家窑文化的各类型及其命名

  有的学者认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支地方性遗存,当属于仰韶文化系统[6]。有的学者认为,半山、马厂类型是一个文化的前后紧接相的两期遗存,可以称为“半山——马厂文化”;马家窑类型在陶器的形式和纹饰方面另具一种面貌,或可称为马家窑文化,时代相当于半山期或更早[7]。有的学者认为,半山、马厂可能是从马家窑文化中派生出来的,但它们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半山、马厂可暂称为类型[8]。

  有的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半山、马厂两期文化遗存共处于一个遗址内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些遗址和墓地内都不见马家窑的遗存,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巧合。马家窑的分布范围与半山——马厂的分布范围虽有较大面积的重合,但广袤千里的甘肃东部不见半山、马厂的遗存,可见马家窑与半山——马厂之间似乎不是“直线演变”。从陶器来看,半山一马厂以红褐色为主,马家窑以橙黄色为主;两者的器形都各具自己的特点;半山——马厂的彩陶盛行黑、红彩,而马家窑以黑彩为主,兼有少量的白彩;灰陶和绳纹在半山——马厂中不见或少见,马家窑则灰陶发达、绳纹盛行。从社会面貌来看,马家窑目前尚未发现夫妻合葬墓,可能还处在母权制社会的最后阶段;半山——马厂有夫妻合葬墓,说明半山——马厂父权制社会已经初步确立。经济生活都以原始农业为主,但马家窑的农业可能发达一些,半山——马厂的畜牧业可能逐步在占优势。因此,赞成把半山——马厂两类型的文化遗存另称为半山——马厂文化[9]。有的学者认为.半山、马厂各自都有一群独具特征的典型器物,都曾单独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分布范围,并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分布区域;这些条件,符合我国考古学界目前通用的、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的要求。应将其分别称为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半山文化源于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中期的一些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成为日后马厂文化的根基[10]。

  有的学者也注意到,马家窑类型与半山类型的区别相当大。通过兰州市华林坪和陆家沟小坪子的相继调查,发现小坪子的彩陶既有些像马家窑,又有些像半山,似是处在二者之间的东西,由此找到了联系两个类型的“链环”。小坪子期彩陶的陶色橙黄,彩纹全为黑色,并有旋涡纹、波形纹和局部网格纹等,这些与马家窑期比较接近。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4个到6个对称的连续旋涡纹和大锯齿纹等,这些又与半山期比较接近。小坪子的旋涡纹和波形纹的线条往往比较宽,中间比两头更宽,与马家窑粗细均匀的风格很不一致;它的对称的连续旋涡纹和锯齿纹全为黑色,不像半山期彩纹红黑相间,也不像半山期的锯齿那么细;可以看出它同马家窑期和半山期的联系以及它自身的独立风格。小坪子期彩陶的器型也表现出从马家窑期到半山期的中间链环的特点。所以,小坪子期应是连系马家窑和半山期的中间环节,半山期乃是马家窑期经过小坪子期逐步发展起来的[11]。

  考古学文化多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来命名。马家窑遗址就是这样的一个遗址,既是发现的早,遗址本身又比较典型。以它做为这个文化的名称是完全可以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书中都采用了“马家窑文化”这个名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马家窑文化”条目中还指出,它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和马厂三个类型,分别代表三个发展时期。当然,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新的

  文化或类型名称的出现和淘汰,都属正常。

  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形态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形态,目前尚未定论。

  观点一:马家窑类型处在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半山类型处于由母系向父系过渡的时期,马厂类型处于母权制日趋崩溃、父权制逐步来临的时代。

  马家窑类型生产工具数量少、器类简单、制作粗犷、形体较小,狩猎工具占很大比例,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是比较低的。到了马厂类型阶段,生产工具数量增多、种类较复杂、形体较大、刃部加宽,利用较紧硬的石料制作工具,造型较精巧,同时发现了较多的粟等粮食,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在制陶工艺方面,马厂类型要比马家窑类型进步,马家窑类型完全处于手制阶段,到马厂类型虽仍以手制为主,但已出现慢轮修整的技术,说明烧陶技术也不断在改进。陶器的种类较多样,并出现许多造型新颖的陶器和精巧的艺术品,如青海乐都柳湾的人像彩陶壶等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男女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发生急剧的变化。马家窑类型的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均无多大差别,反映男女处于较平等的地位。但到了马厂类型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石斧、锛、凿等生产工具多作为男性的随葬品,而纺轮则多为女性的随葬品,说明当时男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则转到主要从事纺织等家务劳动;这种变化反映了妇女地位的下降和男子已处于支配或主导地位。另外,到了马厂类型,特别是晚期阶段,墓葬的规模大小不同和随葬品数量悬殊等情况就比较突出,充分反映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存在财富占有不均的社会现象。这必然促使氏族的血缘纽带关系渐趋松驰,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化。马厂类型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能就是处在这个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12]。

  观点二:马家窑类型可能还处在母权制社会的最后阶段。半山——马厂类型的石器父权制社会已经初步确立。研究者通过分析兰州土谷台墓地认为,在84座墓中,除二次葬和瓮棺葬以外,凡是葬式清楚者,都是侧身曲肢,这种葬式还见于其他遗址,有可能是半山——马厂较早流行的一种葬式;合葬墓有2人、3人和5人合葬,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有夫妻、父子、母子和家庭合葬等。半山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是首次发现。而马家窑类型目前尚未发现夫妻合葬墓。反映了半山——马厂时期逐步确立了父权制社会。土谷台墓地的成年男女合葬墓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二次葬有男性也有女性,这说明夫妻双方当一方死后,要等到另一方死亡之后,再一起举行合葬仪式;从葬式和随葬品的陈放位置来看,也很难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主从关系,说明一夫一妻制家庭虽然已经出现。妇女作为氏族公社的一名成员,在许多方面同丈夫还享受平等的地位[13]。  

  观点三:半山——马厂类型已脱离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私有制早已产生。

  永昌鸳鸯池和兰州土谷台两墓地同为半山类型——马厂类型。而以马厂类型为主。研究者认为,两处墓地都有排列较整齐的墓葬,每组(或排)墓葬内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比其他组(或排)的墓葬成员要亲密。土谷台墓地有呈东西向排列的。也有呈南北向排列的,甚至有呈“品”字形排列的。按照氏族的习俗,每个家庭或家族成员的亡故,必须有次序地进行埋葬,而土谷台墓地出现的这种现象。说明了氏族习俗对成员的约束力逐渐在丧失。

  鸳鸯池和土谷台两墓地内都有相当数量的儿童墓与成人墓交错地埋葬在一起,在葬俗上又是与成人墓无异。按照氏族的习俗,儿童尚未进入成年,不可能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氏族公共墓地是埋葬氏族正式成员的墓地,儿童不能埋葬在这个墓地内。鸳鸯池和土谷台两墓地出现的这种违反氏族习俗的现象,也反映出维护氏族存在的这种习俗日渐丧失对氏族成员的约束力。这说明氏族是在走向解体。

  从随葬器物上分析,土谷台墓地有的墓葬随葬较多的陶器(特别是贮藏器),陶器数目超出了个人需用数量,且这样的墓葬为数不多。一般墓葬的随葬陶器在5-6件以下。鸳鸯池墓地的随葬陶器,一般为3-4件。最多的是M69有陶器15件(其中小杯9件);M51出土有代表其身份、地位的石质骨嵌人面像。从墓葬中所反映的氏族习俗对各成员约束力的松驰,财富占有不均现象的出现,说明这时期的社会,私有制早已产生[14]。

  观点四:马家窑类型已处于父权制阶段,半山类型已全面转入稳固的父系氏族社会,马厂类型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野蛮时代”即将结束,“文明时代”逐渐成形。

  马家窑类型的遗址较多,其中东乡林家遗址经正式发掘并发表了发掘报告,可作为马家窑类型的典型遗址和材料。林家遗址出土大量石器、骨器、彩陶等遗物,还发现房址、墓葬等遗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在甘谷灰地儿遗址采集到一枚残陶祖、1975年永登蒋家坪遗址发现一件铜刀、1978年东乡林家遗址出土铜刀和铜渣[15]。质地坚硬,种类繁多、磨制精细的大量石器主要用于农业生产且表现出相对的专业化趋势。大量通体磨光的斧、锄、铲等翻土工具的出现,标志着土地加工能力和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林家遗址发现的储藏谷物的窖穴之多、容积之大,表明其收获的丰富和稳定。大麻籽在马家窑类型遗址中首次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其种籽可榨油食用,秆茎纤维可用于纺织,说明农作物栽培品种范围的扩大。除马以外,猪、狗、牛、羊和鸡等家畜,马家窑类型一应俱全。彩陶制作专业化和铜器的使用,标志着马家窑类型早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分工并在手工业生产上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从早到晚、成等比级数递增的房址不仅显示了其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更透露出社会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繁衍、社会组织结构的不断扩大。由此可以推断,马家窑类型已确立父权制。婚姻关系也进入对偶个体婚阶段。男性生殖器崇拜是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最好例证[16]。

  半山类型与马家窑类型有着大体相同的经济形态。以农业种植作为氏族社会的主要经济支柱,以狩猎、采集等其他经济手段作为补充,同时拥有比较发达的制陶、工具制造和家庭纺织等手工业。半山类型男性墓中常见石斧、石锛、石凿等农业生产工具,女性墓中则多出纺轮、骨针等纺织工具。半山类型在居址上继承了马家窑类型的小型房址的营建特点,这仍然是适合个体小家庭生活需要的较为稳定的个体家庭形式的重要标志。在墓葬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墓葬形式——成年男女的合葬墓。所以,半山类型已全面转入稳固的父系氏族社会,建立在父权制基础上的个体小家庭已成为氏族社会的最基本的组织细胞。

  马厂类型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又发生了较大的跃进。如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性能的改进,大量剩余生活资料的出现,制陶业已成为专业化的职业等。器物上留下了许多复杂多样的彩绘和刻划符号,无疑代表了一定的客观事物与涵义,可视为文字的前身。马厂墓葬中的海贝、石贝、骨贝标志着马厂类型已脱离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多种质料的贝类已开始充当交换的媒介。马厂类型墓葬具有3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只见于马厂早期的合葬现象;二是男女性别与一定的生产工具相联系的现象仍很突出,甚至得到强化;三是随葬品多寡悬殊所表现的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墓葬中开始出现了人殉、人祭现象,标志着氏族成员之间的对立。可见,最初的阶级分化出现了,最初的阶级压迫发生了[17]。

  观点五: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是父系氏族社会,晚期可能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坎。

  在马家窑、马厂类型的遗址中,发现了铜刀等用具。表明当时的人们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随着铜石并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必然要引起社会的重大变化。马家窑类型的房屋建筑各自独立,同一时期的开门方向不一,出现了夯基、挖槽打墙的新技术,以及隔间、连间的情况。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的房子出现了“吕”字形双间的和多元的套间的房子,开门的方向东、西、南3面都有,房内普遍设有储藏东西的窖穴。马家窑类型发现有相当规模的大墓,随葬品比较丰富。甘谷灰地儿马家窑类型遗存中,还发现了陶祖。半山、马厂类型的墓葬,都出现有一定数量的男女成人合葬的情况。在马厂类型晚期的遗存中,发现有少量的人殉、人祭的墓葬。另一方面,青海大通上孙家马家窑类型出现了5人一组舞蹈的彩陶盆。半山、马厂类型近似文字的彩绘符号发现50多种。乐都柳湾一件彩陶壶上的男性裸体像,尤其引人注目。诸如此类的情况,与母系氏族社会概括的内容大相径庭。因此,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的文化,已经是父系氏族社会,到了它的晚期,可能跨入了阶级社会的门坎[18]。

  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对遗迹、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以及年代的推定、相互关系的分析仅是手段。考古学“文化”、“类型”往往体现着当时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存在,与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化的起源有着重要关系。关于马家窑文化有如此多的观点和争论,这在全国新石器文化中不是很常见的。黄河上游历来是各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区的古文化与活动于此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有着深刻的源流关系。西北地区文化和文化类型之间关系的复杂,与古代民族关系的复杂是相吻合的。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加上客观、严肃的分析,总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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