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研究院

从地域分布上看马家窑诸文化的族属

2013年4月11日 来源() 作者() 阅读()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之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古代人类的各种生产、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和实物资料,提供给人们去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的科学。我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更多的是搞些田野调查,从事室内整理和编写调查报告,很少更进一步结合历史文献,做些综合性的历史研究。现试图利用自己和他人所做的调查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早期,曾经存在过的马家窑、齐家、辛店和寺洼文化的民族属性,仅仅在时代和地域分布上作一探讨,亦不知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敬请方家不惜指教。

  我国先秦时期乃至两汉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作为现代藏民族的主要先民的羌人的活动区域是在洮、岷、河、湟(即今之安多地区)地区。《后汉书・西羌传》更加详尽地记述了他们的具体活动范围和历史状况。现代考古学资料又告诉我们,马家窑(亦称甘肃仰韶文化)等诸文化亦分布在黄河上游两岸地区及其支流的洮河、湟水一带的广大甘青地区。此两者在时间和地域上基本吻合。但在叙述其族属时、早期的学术界却认为马家窑等文化(注意是指考古学上涵义之文化),是汉族先民的一支文化。其时仅将辛店文化称之为氐羌文化(有时还加上寺洼文化)这种和古文献大相径庭的结论,五、六十年代使人感到不可理解!发展到七十年代初中华民族起源的多源说开始兴起,此项丰硕成果是建立在考古学的各项新的重大发现的基础上的,并在民族族属上有所开拓。因本人曾亲自参与田野调查,有些感性认识,故倍感亲切。这种多源说在文物考古著作的一些结论中逐步趋于一致,并在史学著作中得以认可。我们认为,此一结论逐渐与史前神话传说及古典文献史料互相印证,得以逐步接轨和统一的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本人就此问题,从地域分布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以期使甘青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诸文化的族属更加明晰。

  生活在公元前3300至2900年间,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的马家窑人(旧称甘肃仰韶文化)的主要遗址,据1975 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之“黄河流域原始社会晚期遗地图”所标出来的该文化,从东到西,分别为甘肃省的靖远、渭源、岷县、榆中、临洮、皋兰、兰州、广河、永登、东乡、和政、临夏、天祝、武威、永昌,青海省的民和、乐都、循化、西宁、湟中及贵德。甘肃省水文考古队调查过的武都、舟曲、迭部(见《文物资料丛刊 (2)》所载:《白龙江流域考古调查简报》)。笔者亲自调查过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卓尼(见《洮河中上游(甘南部分)调查简报》载《文博》1992年5期)。再加上泾川、庄浪、平凉和静宁(见《平凉文物》(内部交流本),以及天水市的秦城、北道两区和甘谷、武山、秦安、清水、张家川(见《天水名胜》)。参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所讲的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方文化,其中的马家窑类型(前 3300—2900),分布在陇东山地,陇西平原、宁夏南部,青海西北部和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半山类型(前2950—2300)和马厂类型(前 2350—2050),继续延伸到酒泉、玉门,乃至发展到新疆自治区东部和四川省的岷江流域的汶川一带。以上数条材料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并已被解放后历年来,多次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所证实了的。

  在甘青地区与马家窑文化相衔接的文化是齐家文化(前2000—)它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西北地方的文化。据考古调查所知,它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在甘青境内的黄河两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陇南山地、湟水流域,宁夏南部与内蒙西部也有一些零散的分布。它的分布区基本上在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向东、向北均有一些发展。故亦应为西北少数民族之文化。

  寺洼文化(前1400—1100),它是西北地区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和陕西省的千水,泾水流域,它的分布范围比前面两种文化有东伸西收的特点。

  辛店文化(前1000年左右),它是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它晚于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流域。就其分布范围而言,比前面几种文化在分布地区上,似有收缩,其特点仅限于头两种文化分布区的中段地带。

  卡窑文化(前900—600)又称卡约,它晚于齐家文化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黄河两岸及支流湟水流域,洮河上的临潭东部,曾有个别遗存发现。它的特点是分布明显偏西。

  沙井文化(前800—600),它是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上的武威,古浪、天祝、永昌、张掖、民勤和走廊以东的永登县。

  再让我们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一直向上追述到传说年代,乃至向下延至秦汉时期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看羌、戎民族活动区域的总脉络和总形势。

  从远古传说时代开始,我国西部就居住着称之谓“戎”的部族,他们以狩猎为生,过着 “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见《礼记・王制》)的生活。在古文献中又将戎羌合称,即是不是一个部族,也必然是在风俗、习惯中极其接近的部族群落。炎帝族是西羌迁入中原地区的一支,它是以牛为图腾的姜姓氏族。黄帝族原居住在我国北方,它的活动区域,恰巧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炎黄民族融合后,使仰韶文化得从西传,并通过这一媒介——彩陶(注意特别是彩陶),强烈地影响了马家窑文化(即早期羌戎族文化),并通过西部羌戎人艰苦卓绝地再创造后,在短时间内,使其趋于成熟乃至达到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在东方乃至全世界,使羌族(即马家窑)文化独放异彩。我们可将传说时代舜迁兰苗至三危,看成是继炎黄之后的另一次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与文化西传的重要线索。以蛇为图腾的禹,“兴于西羌”(司马迁语),可以上溯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蜗,印证了在甘谷出土的人首鲵鱼纹罐和甘南州博物馆藏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蛇纹双园彩陶壶,下连汉魏以来的三蛇纹羌镜(甘南馆藏),是一脉相承的。就在禹带领一支羌人入主中原后,他们反过来无时不在影响着他们的出生地,故造成了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齐家文化接受中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影响和熏陶,在大西北取代马家窑文化,再次兴盛起来。这就是西北甘青文化一再接受中原影响,并能在自己的沃土中滋生、发展、壮大和鼎盛起来的内在的民族根源之所在。

  商(殷)时期(前16—11世纪),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羌”人的记载。羌方位于现在的宁夏自治区的银川南部。北羌住在银川以北的地方。西周时期(前11世纪—771 年)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氐羌的记载。羌族分布在甘肃省陇南地区和青海省的西宁一带。春秋时期(前770—476)羌人活动范围仍在青海西宁一带。战国时期(前 475—221)羌人活动范围西进到青海湖西南。进而发展到兰州以西的永登和青海省民和县之间和岷县以南的岩昌一带。秦朝(前221—207),羌人除继续留居在青海湖以南之外,白马羌已分布在岷县以南,宕昌以东的广大的陇南地方。另一支西羌已发展到西藏拉萨一带和新疆罗布泊以南的地方。西汉时期(前206—公元8年)先零羌居住在青海湖南部的广大地区,烧当羌占领有青海省贵德县以北的地方,诺羌领有罗布泊以南的广大区域。同时我们从当时的一些地名中还可看到羌人活动的线索,例如岷县以南的白龙江支流的岷江称作羌水,在现今甘南州舟曲县建立了羌道县,青海省乐都东设立了破羌县,在湟源县设置了临羌县.还将甘肃省的酒泉、张掖的弱水称作羌谷。看来,这些广大地方,均为羌人活动的主要区域。东汉时期(25—250)烧当羌活动在青海湖东南广大地区,白马羌居住在白龙江南岸的岷山山区。参狼羌分布在甘肃省舟曲至迭部县以东的地方。大垟、龙桥和薄申等羌活动在四川省的大金川以东地带。耗牛羌则分布在金沙江西北部。而唐旄、发羌远住在西藏的拉萨一带。

  从有关文献材料上所反映的古代羌族人在长达182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秦以前的活动区域基本上在陇山以南、以西,岷山以北,宁夏以南和青海湖以东的洮、岷、河、湟广大安多地域里生息、繁衍和发展起来的。秦、汉以来,在其南,则扩大到四川省的岷江流域,大渡河之大金川一带。西南直至西藏的拉萨地区,西北由甘肃的河西走廊直至新疆的罗布泊以南的广大地域。无论如何,它仍然是以甘青两省地段的黄河及其支流洮河、湟水为中心的。进而推向其南的白龙江,四川的岷江,以及河西、新疆东南部和甘东南的泾、渭水上段。这一历史事实和整个西北地区的新石器以及青铜时代之马家窑、齐家、寺洼、辛店、卡窑和沙井文化大体相吻合的。当今用现代考古手段,用地下实物所揭示了的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出现的以上多种文化现象,正是文献上所记述的羌、戎民族活动的史实。换句话说,就是以马家窑、齐家文化为代表的西北新石器、青铜文化,就是早期的羌族文化。

  只有以上结论,还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我们还得逐一对六种文化,分别情况予以说明。首先马家窑文化,大约相当于炎帝、黄帝、尧、舜和禹的传说时代,马家窑类型,仅晚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并通过石岭下类型的过渡,而它与其它仰韶文化晚期诸类型大体同时,只不过下线比其他在时间上更晚了一些。它与仰韶文化有着既相近又相异的明显差异性。古代戎、羌族人都是“披发衣皮”的人群;马家窑人已经开始养羊,羌本来就是牧羊人,故在此同一土地上发展起来的马家窑人应当是戎羌人的祖先。临夏、乐都柳湾、永昌鸳鸯池和天水柴家坪出土的一批人头陶塑像器物,都是披发黥面,亦应为秦汉羌人的习俗,他们盛行土坑墓,葬具有木棺和石棺,也是羌族葬俗。甘南州博物馆馆藏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蛇纹两大圆圈纹彩陶壶,正是出于西羌以蛇为图腾的大禹族(夏族)文化在马家窑陶器上的反映。由于以上原因,所以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在时代上恰与古代戎羌族活动区域完全相合。继马家窑文化而兴起的齐家文化是另一支强大的戎羌人的文化。它的分布区域同样符合以上规律,故亦应为戎羌系统之文化。而齐家文化的下线更晚更迟,说明这一文化土著的固着性和延续性之长久。这是由于本民族发展规律所决定了的。羌人作为伐商大军的成员之一,在周的率领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参加了讨伐帝辛的战争。它的陶器造型及彩陶及刻划图案,均带有早期中原青铜文化之影响存在,他们向东发展和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可以想像到的。进入青铜时代后,下列几种文化的分布都趋于缩小,寺洼文化在商代中叶至商末周初,分布在兰州以东到陕西省千水泾水流域,早期它与中原文化就有密切的往来,所受影响则亦深。这就是它能够东进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辛店文化在西周早期,它的分布上缩到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湟和大夏河流域,在其东不得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秦民族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原因所致。而彩陶上的羊角双勾纹和犬纹亦强烈地反映了戎羌人文化的重要标志。卡窑文化在西周中叶至春秋早期,由于东方农业民族的西进和发展,它的分布西退到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湟水一带的更小范围之内。而沙井文化则在时代上更迟的河西走廊上的一种地方文化。

  从以上情况看来,马家窑系列和齐家诸文化,应为戎羌整体文化面貌,在特定历史阶段(即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整个西北地区,以洮、岷、河、湟为中心区域的戎羌整体文化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寺洼、辛店和卡窑文化则是青铜时代的部分戎羌民族时代不同的支系文化.甘南一、二号土著文化则是羌族在更小范围、更晚时代的文化。它们都在纵贯一个民族在早期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在物质与精神文化上的阶段性之表现。

  考古学上的这些文化,它仅从调查,发掘出来的地下实物所作出的判断,在没有和历史学和民族学具体结合之前,这种材料还无法被历史科学广泛的应用和作出明确的结论。传说时代的羌族的炎帝,他是以牛为图腾的,曾与姬姓的黄帝联合打败了蚩尤,以后舜迁三苗于三危,苗与当地土著部族相结合形成了羌人这个庞大的群体,东迁的羌人融合于炎、黄结合的华夏群体之中,他们理所当然地反过来对留居洮、岷、河、湟之羌人给予影响。反映在考古学上,就是仰韶文化从东向西直接影响着马家窑文化。所以马家窑文化一出现,通过外部较先进的生产力的影响,很快就被推进到彩陶文化的鼎盛时期。正像吐蕃民族接受了唐及佛教文化,将藏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并强烈地影响着它的后代一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齐家文化直接继承了马家窑文化遗风和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有着亦复如斯的发展进程。

  《后汉书》中可追叙戎族的无弋爰剑被羌族拥为豪长,到三河地区(黄河源头至兰州以西黄河上游段地带)逐步壮大起来,并多娶妻妾,子孙繁衍,以及忍有九子,分为九种和舞有十七子,分十七种的情况,反映了羌戎两大部族为抗拒秦民族的西扩,联合起来实现民族融合及其之后繁衍发展的状况。他们在以后的一百五十多个部族“各不相统”的局面,反映了各种羌土著文化类型参差纷呈,各放异彩的局面。所以反映在时代上有某种的承递关系存在。正因为以上原因,前者在分布上南部直达四川省的岷江、汶川和大金川一带,西部通过广袤的河西走廊直抵新疆自治区东部。北部发展到宁夏平原和内蒙荒漠,唯独东至陇山两缘(包括陕西的宝鸡、泾、汧古源)而不得东进。因为此处有着强烈地影响该文化的主源。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历史年代里,其它各种西部文化都遵循着这一规律。在制陶工艺上的固着性(即一直延用原始的手工捏制、圈筑);装饰工艺上(即彩绘、拍印纹饰)表现在陶器上的精妙绝伦超前进取性,在青铜时代诸文化中依然显示出制陶的原始、粗糙(还是手工捏制和圈筑,个别有慢轮修口),火候欠佳,装饰在愈后期愈衰退。反映在甘南一号土著文化上,则是制陶工艺依然是捏制、圈筑,慢轮修制,火候很高,拍印花纹有似印纹硬陶,并常附之以草草划上的几条线纹。两种矛盾的不相适应的作风,同时存在于一件器物之上,在秦、汉以后的甘南二号土著文化中,亦有一定之反映。即就是在魏晋(只有吐蕃时期例外)至宋、元、明清,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地域上,仍然存在于洮、岷、河、湟的广大安多区域(即青海和甘肃南部、以及川西北地区),依然存在着。这种长达数千年时间,包含在一种文化之中的两个方面的不一致性,正说明了这种文化不但顽强地继承了自我特色(即羌——藏文化),屹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林,永放光芒。

  甘青地区(再加上川西北),直到近代,仍然是广大藏族人民世代聚居的三大区域的安多藏区。从这点上而言,亦可反证自马家窑诸文化以来秦汉、魏晋、隋唐、宋元和明清各民族在各个时期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互有生长、繁衍、发展、推进、占领、退却(或消亡)和再推进的历史,但藏与汉,牧区与农区,在这片土地上终归没有多大的变化。就以甘南为例,西汉时期直至近代,藏汉之间、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白石县(夏河县的甘加地方),中经洮阳(临潭县的旧城)与羌道县(舟曲县的坪定西寨)线上,终究没有大的变化。回过头来,反证了我们对远古西北地区考古文化系列即古代戎羌民族文化的正确性。随之也就解决了西北考古文化不能与远古传说时代文献材料接轨的问题。使它们之间互相得以有机地衔接起来,最终达到考古学为历史科学提供科学的实物资料和为历史学服务的最终目的。

  故我们的结论是考古学上的马家窑诸文化,就是戎羌民族在远古时代不同阶段的文化。

 〔作者简介〕李振冀,长期从事西北地区考古发据工作,此文中试图将田野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综合起来,对西北古代的民族历史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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