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研究院

试以文化变迁理论评马家窑文化的起源、发展说

2013年4月11日 来源() 作者() 阅读()

  考古发掘表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中国史前彩陶制造工艺的巅峰,并正好衔接了黄河中、下游彩陶的衰落期[1],成为中国史前彩陶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奇迹。但是,对这一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的起源、发展问题,中外考古学家的意见并不统一。曾经有三种观点:彩陶文化西来说;中原仰韶文化西去说;土著说。本文将以文化变迁理论就这三种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试作评述。

  一、彩陶文化西来说

  主要代表是安特生、瓦西里耶夫。

  安特生在1925年发表的《甘肃考古纪》中,把甘肃远古文化分为六期,前三期叫齐家、半山和马厂,属新石器时代;后三期是辛店、寺洼和沙井,属青铜时代。他注意到甘肃彩陶比河南彩陶发达,且在甘肃境内的较早的彩陶文化中缺乏某些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特别是没有发现陶鬲。假如彩陶文化是从中原发源的,似乎不应有这种现象,因此他推测彩陶来自西方,到甘肃时还很少受中原固有文化的影响,直至传播到河南,才与以陶鬲为代表的中国远古文化相结合。这就是安特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西来说,而且是渊源于中亚安诺文化(Anau Culture)[2]。但后来在考古事实面前,安特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并坦然认为欧洲人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看法上带有种族偏见。

  瓦西里耶夫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最坚定的代表,也是极端文化传播论的鼓吹者。他认为,在文明发生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外因推动,即居民迁徒和文化传播。旧大陆的诸大文明都是由于西亚苏美尔文明的作用而产生的,中国文明是其中最后的一个。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外来信息,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代文化都是在“外来信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渊源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他认为只是在文明达到最高阶梯之后,继续发展的过程才主要取决于内因。并进而认为中国不能独立创造自己的文明[3]。

  瓦西里耶夫不但颠倒了内因、外因的作用,还过分夸大了事物外因的作用,违背了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因而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4]。

  首先,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变迁理论认为,创新是整个文化变迁过程的基础,任何新的思想、行为或事物,都可称为是创新的产物。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可以说是中国彩陶文化史上的创新,和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彩陶相比较,有其特异之处。没有内因——甘青地区的土著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文化变迁中的创新有渐变、发现、发明、传播四种形式,这四种形式的发生,都依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马家窑文化彩陶能达到中国彩陶艺术之高峰,基础正在于马家窑文化所在地区的文化背景。瓦西里耶夫却否认了这一点。

  其次,瓦西里耶夫在发表他的观点时,老官台、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存尚未发掘出土,在中原找不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源头。因而他把在甘肃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中马家窑类型地层之下所迭压的庙底沟类型看作是“在甘肃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混合层”[5],并把这个“混合层”命名为“前仰韶——马家窑类型的始祖文化”,是仰韶文化和“纯粹的”马家窑文化的共同“发祥地”,它往西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往东发展为“在甘肃的仰韶文化”,再往东发展就成为“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资料均已表明,老官台文化、磁山——裴李岗的文化遗存才是仰韶文化的前身。

  第三,一个文化起源于另一个文化,只有产生者的年代早于或等于被产生者才能出现。以半坡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早期文化经碳素断代方法测出其年代为公元前4770±135年,而中亚地区的特里波列文化,经碳14测验确定其早期属公元前第四千年,中期为公元前第四千年末至第三千年上半叶。中亚地区的另一史前文化——安诺文化,该遗存中出彩陶和红铜器的第一期与出双色彩陶的第二期,属公元前第五至第四千年[6]。可见,在年代的比较上,仰韶文化比特里波列文化早一千余年,比安诺文化略早。而仰韶文化的前身老官台、磁山——裴李岗文化遗存在年代上比三者都要早。临洮马家窑——瓦家坪等处的相对年代也晚于陕西、河南的仰韶彩陶文化。碳素断代表明马家窑文化的绝对年代,最早数据为公元前2575±100年,树轮较正为公元前3100±190年,比陕西、河南以半坡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晚1600多年。这表明,彩陶文化西来说,在文化的年代上站不住脚。

  第四,马家窑文化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早期的关系非常密切。庙底沟类型的代表器物是卷唇曲腹盆、弇口小平底钵、双唇尖底瓶、釜和灶。纹饰以鸟纹,蛙纹等动物图像及与之相联系的圆点、勾叶和凹边三角等曲线花纹所组成的图案为主体。马家窑文化的典型器物为卷唇曲腹、敛口钵和小口长颈瓶,与庙底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其彩陶纹饰与作用都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果仅从彩陶器形和纹饰的相同或相似便能得出两种文化有渊源关系的结论,那么,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是有渊源关系的。瓦西里耶夫很重视这两个文化的彩陶的器形的纹饰的关系,而且作出了仰韶文化源于马家窑文化的结论。但这与两个文化的年代早晚事实相矛盾,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马家窑文化。

  第五,文化变迁理论认为,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中,独立发明的可能性很大[7]。非洲、亚洲、美洲的农业发明是如此。晚到后来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独立发明的现象仍在发生。如达尔文、华莱士各自形成的自然选择理论;贝尔和格雷同时对电话发明专利权的申请;克罗斯、爱迪生对留声机的发明等。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与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遗存中最常见的器物,从中国到多瑙河内都有彩陶遗址分布,这些遗址有一些共同特征,把彼此连结在一起:1.锄耕农业盛行;2.燧石器占绝对优势,并开始出现纯铜工具;3.原始公社集体居住的庞大的、通常是粘土的住宅;4.有可作为母权制氏族特征的女族长陶俑;5.有彩陶[8]。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罕见的相似,有可能引起了各地实用艺术形式的相似。

  虽然两河流域与埃及彩陶遗址的年代比中国、中亚、欧洲彩陶遗址的年代,要早很多,但也具有上面列举的特征。它们在彩陶的器形、纹饰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9]。这种现象,有的可能是由于各地的文化背景相似而产生。瓦西里耶夫过分夸大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并否认中国有独创文明的能力,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

  当然,尽管“彩陶文化西来说”存在诸多可质疑之处,但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就是不能完全忽视西亚、中亚的彩陶文化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

  其一,应当承认,文化传播在文化变迁中的巨大作用。文化变迁的发生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四种基本形式中,传播是最主要的因素。从理论上讲,史前文化之间互相传播是存在的。然而,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间的相互借取是有选择的。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那里,它的文化特质是否被接受,取决于它在接受文化里的效用、适宜性和意义;在传播过程中,某些创新比其它的更容易被采纳;而文化借取的幅度决定于两个群体之间接触的持续时间和深入程度。因为文化传播具有这些特征,所以,史前的各个文化,才呈现出似是而非的特点。

  其二,从年代上看,西亚、中亚的彩陶文化传播到中国的甘肃、青海、新疆境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西亚的有陶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出现于公元前7000—6000年,年代约为公元前600O—4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出现了彩陶。中亚安诺文化中的北丘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已有彩陶[10]。中亚的另一支史前文化——特里波列文化,中期年代约为公元前第四千年末到第三千年上半叶,也有彩陶[11]。而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75±100年,树轮较正为公元前3100±190年,晚于中、西亚的彩陶文化。

  其三,中国一些考古学家在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西方彩陶文化因素的影响。石兴邦先生认为,马家窑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即半山——马厂类型,和西方甚至远至中亚一带农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因为在相邻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常有的事。陕甘黄土高原,西至中亚略成一连续状的大草原。古代的草原范围大,沙漠区域小,有利于古代人类的迁移,进行文化交流。当然,这种迁移和交流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有来有往的[12]。张忠培先生则认为,在注意到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密切关系的同时,如果还能注意到在黄河流域其他地区,自庙底沟文化以降彩陶不同程度地日趋衰退,而马家窑文化彩陶却表现出异样发展的现象,或许需要探索那些可能推进马家窑文化形成的地方的信息[13]。马承源先生也有类似的表述,认为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马家窑遗址是另一种部落的文化,不同于仰韶文化系统[14]。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和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承认中原的河南省是中国远古文化发生地,并向周围地区传播影响,同时顾及到了西方文化因素的作用,认为到达甘肃、青海等地的中原文化,将西来之某种文化同化,从而发展了当地的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15]。

  其四,从纹饰和器形上看,中亚彩陶与新疆、甘肃、青海地区的遗址出土的彩陶有不少相似之处。这种相似,虽然不能表明相互间一定存在文化上的源流关系,但相互的影响是可能存在的。安诺文化是农业文化,其彩陶同新疆的彩陶很相像[16]。新疆的彩陶在粗砂红陶上涂一层白粉面,纹饰有三角纹、平行条纹,器形主要是平底罐、碗、盆、钵等[17]。特里波列文化彩陶上的涡纹,也是马家窑文化的主要花纹之一[18]。二者略有不同,特里波列文化的涡纹完全取顺时针方向旋转,涡心画得很单调,要么空心,要么再加绘一个十字形,或一个圆点,涡线取双股式。马家窑文化涡纹的结构变化大,涡心填纹种类多,涡线以单股式为主,最常见的涡纹都以逆时针方向旋转。这种区别,正符合文化变迁中传播的特征。当某一种文化物质或文化丛仅仅在观念上被借取,而缺乏实际内容,这时接受者的文化会依据这种观念发展其实际内容。比如文字的创造就是这样,各个民族的文字十分不同。特里波列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涡纹的区别,可能是两个文化在接触过程中,只是借取了纹饰观念,而发展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其五,“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表明在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史前丝绸之路”由裴文中先生最先提出[19]。在此之前,一般把通过中亚连结西方和东方的古代路线称为“丝绸之路”。裴先生根据考古发现认为,在先汉或史前时期,东西之间的通路在青海地区,即沿着湟水河谷到青海湖,然后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中亚。这条路线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可能也是史前文化的分布线,因为在这条线上,发现了更多的先汉或史前遗址,如湟水下游享堂地区(王家沟子)出土的彩陶;海石湾的西北,民和县的马厂塬地区(位于湟水南岸)也有史前遗址,发现有马厂类型和马家窑类型的陶片;乐都地区的史前遗址也有很多彩陶;西宁和青海湖附近的彩陶遗址也有不少。这些考古发掘使考古学家认为,在今天的甘肃走廓“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是通过“甘肃——青海——中亚”这样一条“史前丝绸之路”进行的。

  二、中原仰韶文化西去说

  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马家窑文化起源于仰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它们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甘肃地区的彩陶从陕西关中地区发源,而后逐渐向西开拓,在公元前第五千年的半坡期到达甘肃东部,在公元前第四千年后半叶的马家窑期到达河西走廊东端,此后通过小坪子期、半山期、马厂期和四坝文化,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的最西端。

  两个文化在年代上的先后顺序与两个文化中彩陶的器形、纹饰的惊人相似等证据[20],有力地支撑着马家窑文化渊源于仰韶文化的观点。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忽视了一些重要信息,其中最重要的是忽略了西方——中亚或西亚文化因素对马家窑文化的影响。

  (一)、从年代上看,马家窑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但也晚于西亚、中亚的文化。因此,说马家窑文化仅渊源于仰韶文化或仅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属于不完全归纳。

  (二)、在论述马家窑文化的起源问题上,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一般只比较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彩陶在器形、纹饰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似乎很少见过马家窑文化与西亚、中亚文化彩陶的比较[21]。而事实上,西亚、中亚文化的彩陶在器形、纹饰上也有与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的彩陶相同或相似的。出土在尼罗河畔属于埃及文明的铜石并用时期的彩陶壶罐,其器形和纹饰(螺旋纹、曲折纹),与马厂类型很相似;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流域出土的彩陶器,其器形和纹饰与马家窑、半山类型相同或相似;土耳其境内出土的有耳彩陶罐,不仅器形、纹饰和马厂、辛店类型酷似,且年代时期也相去不远;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地界上出土的一批时代较早的彩陶器,其纹饰、器形和中原地区的彩陶相像。此外,在中亚、西亚文化彩陶纹饰中常见的对角三角纹、平行线纹、棋格纹等,也都在中国西北地区彩陶纹样中常见[22]。

  这类相似,如果从文化变迁理论角度看,也许是由于文化背景上的相似导致独自发明而并无文化上的实际联系。但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传播而导致的相似的可能性也存在。而艺术上的趋同性的形成,往往包含着各个人类集团生活习俗方面的某些共同素质。如果我们从彩陶器形、纹饰上的相似得出马家窑文化渊源于仰韶文化的结论,为什么就不可以说马家窑彩陶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西亚、中亚的彩陶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呢?

  (三)、仰韶文化多数分布在甘肃省东部各县,主要是渭河流域,起自该河上游而迄于陕甘边界。而马家窑文化主要集中在西部和西南部各县,即洮河流域及其支流以及靠洮河的其它河川流域[23]。这种分布上的差异,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呢?还是另有一种文化的涌入而扼止了中原仰韶文化的西进?“中原仰韶文化西去说”并没有给人信服的说明。

  马家窑文化影响了新疆的史前文化[24],这是“中原仰韶文化西去说”的证据之一。齐家文化晚于马家窑文化,而且继承了马家窑文化的一些传统,但向西北方向的分布地区,没有马家窑文化那么遥远,这就似乎与彩陶文化从中原向西传播的观点相矛盾。马家窑文化能影响新疆,为什么新疆却没有齐家文化之遗址出现[25] ?

  (四)、新疆的彩陶常与青铜工具、石器、骨器同出,有人由此认为,新疆的彩陶在年代上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于马家窑文化。其实不然。陶片是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一切居址中最常见的发现物。新疆的彩陶年代可排除铁器时代。而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除外)与铜石并用时代基本是同期的,它们的区别不是在于年代的先后而是在于文化水平的高低,它们都属于公元前第四千年和第三千年[26]。可见,即使新疆的彩陶文化已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也未必就比马家窑文化晚很多。

  我们承认新疆的彩陶受到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影响,但不认为这是唯一的影响,另外的文化系统也有介入。在新疆哈拉墩出土的彩陶是在粗砂红陶上涂一层白粉面,用色笔涂画简单纹饰或作三角纹,有的是平行条纹,很少涡纹或方格纹,与仰韶彩陶不同,可能是另一文化系统[27]。同样,仰韶文化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有影响,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如果说,甘、青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同关中地区具有密切联系的话,那么,到了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却以自己的特有面貌发展进步,与关中地区的联系就没有先前那么密切了[28]。考虑到这时特里波列文化、安诺文化等中亚地区的彩陶在器形、纹饰上与甘肃地区的十分相似,在年代上也略早或相当[29]。因此,很难否认中亚彩陶文化对新疆、甘肃、青海地区的彩陶有影响。

  (五)、从体质人类学的材料看,中西方史前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也存在。中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头骨数据的差别,同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差别颇相一致。在原始中国部落的西北边缘,曾有某些欧罗巴人种族成份渗入其中[30]。另据颜訚先生分析,甘肃各期与仰韶村人骨的体质特征同陕西半坡、宝鸡和华县属于仰韶文化半坡期者大不相同。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不同,是否因为有一部分不同于蒙古利亚人的人种进入了甘肃地区,从而在马家窑文化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彩陶文化?

  三、马家窑文化土著说

  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观点。认为迁到黄河上游地区的仰韶人走着和中游地区仰韶人大致一样的道路,不能创造出马家窑文化,更不可能把这一文化的彩陶推向高峰[31]。从文化变迁理论看,当一种文化形成后,一般倾向于保守而不求创新。只有在外部文化因素的刺激下,才发生变迁。马家窑文化的形成、发展正是如此。仰韶文化半坡期之前,甘肃虽没有彩陶,没有农业部落,却有人类存在,陇东庆阳的旧石器遗址是证明。他们没有彩陶,却有自己的文化特点[32]。没有生活在甘、青地区的原始居民,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发展,就没有文化基础。马家窑文化彩陶和仰韶文化彩陶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当甘、青地区的土著居民接触到自东方来的仰韶彩陶后,接受了彩陶的观念,并在本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从而使马家窑文化彩陶达到了中国制陶工艺的高峰。而如果没有仰韶文化彩陶的影响,马家窑文化——甘、青地区土著文化只会沿着自己原来的文化发展道路前进,而不可能在某一个时期由一个无陶文化发展成为中国史前彩陶文化的三大中心之一。文化的创新需要刺激,文化的传播正是创新的最大刺激力量。“土著说”认为,马家窑彩陶文化以甘、青地区土著居民的原始文化为主体,与仰韶彩陶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风格。这种观点目前虽还未得到更多考古新材料的证实,但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土著说”的不足之处,与“中原仰韶文化西去说”一样,忽视了西方文化因素对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影响。

  综上所述,三种观点,有可取之处,也有偏颇。随着考古的新材料越来越多,各持一端的说法已不足取。在讨论一个文化的形成、发展时,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也许更符合客观历史事实。

  无疑,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源头在中原仰韶文化那里。但马家窑文化彩陶并非自始至终都只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它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彩陶艺术的巅峰,归功于多方文化因素的合力作用,是史前不同系统的文化,包括中原仰韶文化、西亚、中亚文化、甘、青地区土著文化,以及新疆、蒙古文化,印度、西藏文化汇聚于甘、青地区,以甘、青地区土著文化为主体相互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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