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研究院

八思巴与临洮府

2013年11月20日 来源(马家窑产业网) 作者(边致和) 阅读()

  八思巴(1235——1280),出生于西藏萨迦款氏家族,本名洛哲坚赞,小名娄吉(意为羊年所生),是西藏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因其在三岁时,能口述莲花修法,众人惊异,以为圣,故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八思巴一生,自1251年与忽必烈初次相见到1253年结为施主与福田关系后,始终保持牢固的政治关系。在忽必烈的坚定支持下,八思巴对藏族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贡献。

  在宗教方面,八思巴是藏传佛教的一派教主,又是皇室尊崇的全国佛教僧人的总领袖。他以渊博的佛学知识,谦虚诚朴的品德,随机教化的灵活,成功地使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皇室接受了藏传佛教。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礼,对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并对各种宗教思想持宽容态度,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释道儒三家共同发展,兼容其他宗教的思想文化格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政治方面,八思巴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它顺应历史的潮流,用其毕生的精力促使西藏地方和广大藏族地区归附元朝中央,为加强西藏地方与内地的联系而不懈努力。他主持或参与元朝在藏族地区建立军政机构,建立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建立驿站,推行法律等工作,都极大地推进了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西藏地方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藏汉、藏蒙民族关系的发展,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忽必烈开创的中原皇室与西藏佛教领袖的宗教、政治关系格局,元、明、清三朝延续了七百多年。

  在文化方面,八思巴创制了蒙古新字,丰富了祖国的文化遗产。他把西藏的宗教、医学、艺术介绍到蒙古和内地,又把中原的文化介绍到西藏,使汉、蒙、藏各民族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他对元代藏族的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建筑艺术的长足进步,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藏族本身文化达到了新的繁荣。

  总之,八思巴不仅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代宗师,而且是继松赞干布之后藏族的又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整个中华民族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一直受到藏、蒙古、汉等各族人民崇敬和怀念。在八思巴短暂的一生中,与临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杰出的贡献中,有不少工作是在临洮完成的。为了使大家比较清楚的了解这一缘源,我就从四个方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临洮是八思巴和忽必烈结成施主与福田关系的地方

  据《汉藏史集》载:“当(萨迦班智达)伯侄到达凉州幻化寺时,蒙古薛禅传来令旨说:‘有名萨迦喇嘛之殊胜尊者抵达凉州,应作我之上师。’法老因年老未去,喇嘛八思巴与凉州王子蒙哥都一起,前往汉地,与住在汉地六盘山附近临洮的薛禅汗忽必烈相见。(忽必烈)大喜,赠给凉州蒙古马一百,留下萨迦人(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另外《佛祖历代通载》第三十五《胆巴传》、《红史》中也有相同记载)。根据八思巴年谱考证,八思巴与忽必烈初次会见是1251年夏,地点在六盘山。这次会面,因时间短,互相了解不深,而且在这年11月14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之前八思巴赶往凉州,接受传法,所以并没有结成施主与福田关系。到了1253年夏天,忽必烈率大军抵达临洮,大约因即将通过藏区去远征大理,忽必烈又派人到凉州招请八思巴到军营,以备咨询。八思巴到临洮后,通过了解揣摸到忽必烈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他通过藏区的心理,利用在凉州学到的历史知识,包括对汉文史籍如《唐书、吐蕃传》的了解,以及吐蕃、西夏王朝尊信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来影响忽必烈,使忽必烈从单纯地利用宗教,很快转变到在利用的同时,也崇拜西藏佛教。八思巴巧妙的宗教宣传,很快就对“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一家产生了作用,使他们认识到,想要得到佛教徒的拥护,还需要仿照历史上崇佛帝王的先例,与八思巴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很快,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成为师徒关系。但是,当忽必烈也请求灌顶时,八思巴要求忽必烈以弟子礼尊奉上师的要求,与世俗的王权产生了矛盾,忽必烈难以接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违上师心愿的要求。后来,经过王妃的调解,达成了“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命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巩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及请求”的协议,遂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羊脂玉印、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僧衣、僧帽、金座、伞盖等供养。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协议忽必烈一生都一一付诸实行,“百年之间,朝廷所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以上均引自《元史》。)正是由于八思巴与忽必烈在临洮结成的这种施主于福田的政治关系,才给了八思巴终生建功立业的权力,也始终得到了忽必烈的全力支持与信任,临洮是八思巴一生幸运的发祥地。

  二、临洮很可能是八思巴受比丘戒的地方

  关于八思巴1255年5月11日受比丘戒的地方,历史上从未有明确的记载。只有一句“在河州附近某地受戒”的说词。笔者通过近年来对康乐西蜂窝寺和临洮大寺关系史的研究,认为西蜂窝寺的前身,唐太宗所封的“大圣寿宝积寺”就是八思巴受比丘戒的地方。理由是:

  首先,八思巴很早就知道大圣寿宝积寺。原因:一是是萨迦班智达的东部弟子首领夏尔巴•喜饶廻乃是洮岷地方人,他与当时该地最大的寺院是早有来往的。他作为八思巴的师兄,极有可能在八思巴去内地时,给八思巴介绍过这座寺院。难怪八思巴从凉州一到临洮,就急不可耐的拜访了该寺,并被该寺请为上师。至今当地还流传一首民歌,“太阳出来满天霞,照亮了寺林的桦了,十八的孩子来当家,你成了八思巴了”,很可能就是说这一事件的;二是西蜂窝寺至今尚有八思巴在该寺的住地--—“贡布所”遗址,以及八思巴圆寂后所建的灵塔殿遗址,七百年来,人们口耳相传,从未混指过:三是给八思巴传授比丘戒的八名高僧中,涅塘巴•扎巴僧格、恰巴•却吉僧格、藏纳巴•尊追僧格、楚•宣努僧格、羌塘巴•觉东索南坚赞、乃巴堪布•洛追扎、雅隆巴•喇嘛绛曲坚赞等七人都是来自西藏的僧人,名字前都有地方的缀词,只有“堪布扎巴僧格”一人未标明出处。而本寺乔姓族人口头传下来的乔姓僧人中(乔姓僧人在明朝以前主持过该寺300多年),元初就有扎巴僧格其人,而且以帝师之师引以为荣,年届九十六岁才去世的乔生贵老人曾给我说过,他还见过他们家族供奉扎巴僧格的唐卡,上面还有八思巴的供养像;四是大圣寿宝积寺和临洮大寺是一个寺院的上下寺,这在同治间出书的《安多政教史》中多次提到过。两个寺院每隔五年即共同举办一次大法会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清末。在临洮学者的研究文字中,提到的迎接引佛(即香巴佛),西城角晒佛等活动,迎的和晒的都是现在西蜂窝寺的佛。宝塔寺的僧人们,至今也承认上下寺的关系。据《安多政教史》宝塔寺真名为“宝积寺”,是“大圣寿宝积寺”的简称:五是临洮大寺和西蜂窝寺(即大圣寿宝积寺)先后都得到元朝皇家的支助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创建和改扩建。临洮大寺由《安多政教史》中记载可知,是由八思巴的弟子达温波修建的,是由“施主与福田共同筹划”的,其规模之大占了大半个临洮城,被后世称之为“八思巴行宫”。过了29年,到了元成宗大德元年,成宗又下旨“改建大圣寿宝积寺”(杜继文《佛教史》),大小佛殿七院焕然一新,被后人称为“新寺”,亦即临洮流传为“九寺三观,新寺不算”中的新寺。一个寺院的上下寺,在元初都得到皇家重视,这与八思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对他特别重要,上寺在他去世后的改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八思巴圆寂后,上寺建他的灵塔、殿也是极不寻常的;六是甘肃民族研究所学者嘉古•桑杰在他的《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一文中也明确指出元时,八思巴常驻甘肃汉藏交界香根城(今临洮城),并于1255年在此受戒(比丘戒)。他主要做青、甘、康、藏等地的藏族事务。因他常驻於此,当时称临洮为“八思巴行宫”。当时,临洮大寺尚未建,他受戒只能是“大圣寿宝积寺”。

  综上所述,我认为八思巴在大圣寿宝积寺受戒是极有可能的,但尚需有志于研究这一课题的临洮同仁们再行努力,共同寻找更多的证据。

  三、临洮是八思巴处理过安多政教史务的地方

  一二七一年四、五月间,八思巴离开大都出居临洮。一方面因八思巴在大都气候不适,身体不佳,到临洮藏区修养,所以他离京时只将大都宗教事务托付给了弟子胆巴,也并未安排接任帝师。另一方面,安多地区还有些紧急事务,需要他往临洮处理。如当时安多地区行政机构复杂,既有甘肃行省、又有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朵思麻宣慰司、阔瑞后王等,他们之间的辖地纵横交错,有的根本就没有划清界限,而且有些事务你也能管、我也能管,职责不明,再加上朵思麻宣慰司设立后其管辖范围从未划定,引起周边纠纷。这些都需要主持总制院、全权管理藏区事务、又贵为帝师的八思巴的威望来解决、来协调。事实上,据《元史》地理志所载,八思巴驻临洮前后,调整了巩昌总帅府和朵思麻宣慰司的辖区,“至元五年(1268)割安西州属脱思麻总管府。六年,以河州属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七年,并洮州入安西州,八年,割岷州属脱思麻路。”这一记载说明,八思巴到临洮后,完善了朵思麻宣慰司的建制,划定了他与巩昌总帅府、甘肃行省的管辖范围,委任宣慰司及其下属的各级官员。又如八思巴和忽必烈以前赠给西宁西纳家族首领西纳贝本虎符印章,敕封其为“宗喀万户”(《地理志》三)。但其管辖范围在西宁、贵德,跨甘肃行省的西宁州和朵思麻宣慰司的贵德州,所辖又都是藏族部落,其辖区的划界与确定也是在这期间由八思巴完成的。第三方面的原因是,这期间,正是元军出兵攻蜀的时候。当时,汪世显任总帅的巩昌路便宜都总帅府下辖巩昌、平凉、临洮、庆阳、隆庆五府及秦陇、金环、金、德顺、徽、金洋、安西、河、洮、岷、利、巴、沙、龙、开、褒、泾、那、宁、定西、镇原、阶、成、西和、兰州等27州,成为蒙哥汗时期设置的吐蕃宣慰司(朵思麻)以外的西北主要藏区,在行政上,隶属陕西四川行省(两省分开后属陕西行省),朵思麻宣慰司属总制院。但巩昌总帅府中有许多藏族部落,有些事务宣慰司又要干预,引起许多不和。又因从至元初蒙军攻南末的军事行动中,汪世显之子汪良臣任西川行枢密院事、其弟汪清臣任四川行枢密院副使、汪良臣侄子汪惟正又负责东川军事,任西川行省左丞相,巩昌路成为元朝西路重要军事基地。这一情况,也需要八思巴到临洮,凭借帝师的威望安定甘肃藏区,保证元军攻蜀的顺利。据史书记载,八思巴在临洮期间,多次约见汪世显父子,赵阿哥昌父子(时任临洮府元帅),阔瑞后王启必帖木儿、西纳贝本及甘肃行省官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稳定攻蜀后方做了极大的努力,为支持元朝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

  四、临洮是八思巴在内地亲自主持宗教事务的地方

  临洮大寺自1268年建成后,仍用“大圣寿宝积寺”之名,由八思巴亲自担任主持。《达温转》中说:“在这座城市里,有达温巴奉众生怙主八思巴供施双方的命令修建的寺院,当年聚集着数千名僧伽”,“贡玛供施双方前来视察时,由于皇上对上师极为崇信,要求要经常看得见上师的身相,听得见上师的讲说,不能分离。上师指示说:‘造一个和我相似的像’。乃以最佳妙的香木雕造了一尊上师的像。他在一个时期内,化为真实的上师,讲经说法”。三世达赖的《索南嘉措传》中也有“在洮河上乘筏和船,到达了临洮,有八思巴的语化像…”的记载。这些文字说明,临洮大寺的寺主和法座都是八思巴本人。另外,当八思巴1274年要离开临洮前往西藏时,《元史》卷八记载:“帝师八思巴归土番邦,以其弟亦邻真袭位(亦邻真藏文名仁钦坚赞)”,“命仁钦坚赞为临洮和梅朵热哇(京城大圣寿仁王寺)等地上师,他逝于临洮”。《汉藏史集》也有“仁钦坚赞…于42岁的阴土年(1279年)在临洮圆寂”的记载。这又说明,八思巴以后的十三任帝师,都依八思巴的法旨亲任临洮大寺上下寺的法主,这也从旁证明了八思巴亲自主持临洮上下寺的宗教事务。八思巴在主持大寺期间,指派他的四大弟子(娘温•贡波洛哲、贝•喜饶巴尔、官人•洛桑楚丞、达温•仲仁钦巴)把朵思麻南部地区的本教分别予以改宗,使他们宗奉萨迦教法,并在其地建立萨迦派寺院,其中有:达温巴建的临洮大寺、喜饶巴尔建的卓尼禅定寺、贡波洛哲建的天祝天堂寺、洛桑楚丞河州韩家寺以及其后建的圆城寺(叶尔巴贡桑珠林)、阎家寺(扎西贤巴南杰林)、电尕寺(跋喜囊贡奥寺)等。八思巴还在临洮广收弟子,弘扬佛法,《汉藏史集》说他在内地总计剃度汉地、印度、西夏、蒙古、高丽、大理、畏兀尔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达4425人,其中著名的有畏兀尔人迦鲁纳答思,西域人沙罗巴、吐蕃人桑哥、尼泊尔人阿尼哥,汉人元一,胡将祖等。八思巴通过一系列的传法建寺活动,扩大了萨迦派在甘青藏区的势力,同时也使元朝对甘青藏区统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同时,八思巴还组织甘青藏区的许多学者聚集在临洮,进行规模宏大的讲经和翻译事业,使临洮成了甘青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心,以至临洮城中出现了专业刻印佛经的“经文巷”、专供纸张的“纸坊街”、专供献品的“献什街”等专业性街道。八思巴的汉族弟子元一(藏文记为一讲主)在1270年刻印佛经,也完成于临洮,八思巴为此题写赞语。其中有“法主萨迦巴所传八思巴帝师之弟子……”等语,这是八思巴一生中唯一一次自称为帝师的文字。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汉文翻译成藏文的《新唐书•吐蕃传》就是一二八五年由汉族僧人胡将祖在临洮完成的,也是在临刻板印行的全国第一部藏文书籍,是汉藏文化交流史和藏族史学发展上的一件大事。八思巴本人在临洮期间,除讲经外,还勤奋的完成了不少著作,其中有《皈依、发愿、灌顶之教戒》(1271.6.1),《具光明天女修行法》(1271.10)、《大变幻部坛城仪轨》(1271.7.18)、《实食抛投法》(1271.7.20)《胜乐修行法》(1271.10.10)《贺那木罕受封北平王108颂》(1272,4.11)、《授皇子口诀》(1272.5)、《亥母三十七天女之现观》(1272.11)写造《华严经》、《金光明经》、《大般若经》(1273.2)《吉祥梵天颂经》(1273.2)《吉祥法轮胜乐身坛城之修行法简述》(1273.4)、《吉祥法轮胜乐身坛城修行法简说》(1273.4)以及每年一篇的四篇向忽必烈祝贺新年的祝词或献诗。由于八思巴及其以后历任帝师的精心经营和培育,临洮作为甘青藏区宗教文化传播中心的地位保持了五百多年,直到清乾隆时也还得到皇帝的眷顾,赐敕了东、西、南、北四大“蜂窝寺”名,并且先后出现了以端竹领占(明追封“大敏法王”)班丹扎释(明封“大智法王”)、班觉森格(明封“大国师”)、后只既丹子(康熙封守济光教大国师)等为代表的几十位高僧,他们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他们的事迹待以后专题再谈)。元朝佛教事业的兴盛发展,促进了临洮文明古城的建设进程,八思巴功不可没。

  总之,临洮作为八思巴的主要活动基地,记录着八思巴一生的许多人生轨迹。临洮也和凉州一样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见证地,作为陇上文明古城、著名文化名城的临洮,应该深入挖掘这一文化资源,弘扬八思巴的爱国爱教精神,以推动临洮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更好更快发展。

  说明:1、笔者不是专业的文史工作者,只是近年有志于研究西蜂窝寺的历史,才查阅了一些资料,撰写了此文,以便抛砖引玉。欢迎方家对文中的问题批评指正,更期望合作。

   2、文中除注明出处之外,其余内容多参考了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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