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研究院

李丁陇——中国第一个到敦煌探宝的画家

2013年11月20日 来源(马家窑产业网) 作者(王忠民) 阅读()

  李丁陇(原名李玉声),1905年5月5日生,河南省新蔡县人,1999年1月2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是我国著名画家。他一生有许多力作问世,尤以长卷影响较大,其代表作品《极乐世界图》、《成吉思汗远征图》、《双百图》、《黄泛写生图》、《开国大典》等,均在国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日本人侵占上海后,不许上海人外逃,特别严禁文化界人士外逃,并从陆路和海上进行封锁。李丁陇此时刚从恩师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在上海无亲无故,生活没有着落,加上他爱国心切,不愿待在这个恐怖的城市,便化装成商人,搭乘外轮来到香港。

   一直与李丁陇热恋的同窗郑墨军也瞒着父母来到了香港。当时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一大批青年人,其中有不少都是李丁陇、郑墨军的同学和朋友。这些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在香港呆一段时间后,便决定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并一路举办抗日画展。途经洛阳时,李丁陇和郑墨军举行了婚礼。

  当李丁陇、郑墨军等一批青年赶到西安后,他们去延安的梦想破灭了。原因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胡宗南部率军几十万,对解放区采取包围态势,通往延安的路全被封锁。只要发现有去延安的青年,便会被抓起来,关进西安的“西北青年劳动营”,实际上是集中营。

   李丁陇、郑墨军等人还在学校时,便对莫高窟的绘画艺术向往已久,又闻敦煌文物被盗毁严重,于是经商量后,他们决定改道敦煌,去探寻莫高窟艺术宝库,并为保护敦煌艺术呼吁。1938年冬,一支由13位青年组成的赴莫高窟探险队伍从西安出发了,其中有女性3人,李丁陇自任探险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交通是十分不方便的,当时的火车只通到宝鸡,再往西去,就只得以骡马或骆驼为交通工具了。他们在行进途中,一边举办抗日画展,一边为人作画,深受拥戴,连当地的军政界,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在陇县、平凉等地,均受到军政界要员的接待和安排,有的还派马车送他们登程。

   但过了平凉之后,由于天气渐冷,气候条件特别恶劣,一部分人开始被“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环境征服,在夹裹着雪花的朔风中,一部分人开始退却了,有4人要分道扬镳返回西安,这中间共有一男三女,其中包括李丁陇的妻子郑墨军。她与李丁陇挥泪告别,约定等李丁陇西行回来后在西安相会。

   李丁陇一行9人,沿着唐僧取经的路线继续西行。气候越来越差,道路越走越坏,头上是白雪皑皑的高山,脚下是万里冰封的四野,凛冽的寒风穿透了他们的肌肤,他们一个个在马背上和骆驼峰中颤抖不止。就这样,他们从平凉到兰州,由兰州而古浪、张掖,又到达了酒泉。在酒泉,又有7人再不愿前行,中途退却了。和李丁陇一齐继续西行的只有刘方,因为他是敦煌人,想回家与亲人团聚。在客栈里,李丁陇与刘方相对,一边饮着酒泉的烈酒,一边吟诵着唐代王翰在这里留下的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李丁陇和刘方继续西行,气候条件也愈加恶劣,天气奇冷,滴水成冰,风如刀剑,日月无光,连满地的石子也随风滚动,“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走”便是对这里的真实写照。但李丁陇在这古隘口外,发现身旁蜿蜒的长城在风沙大漠中竟是那样神秘诱人,他不由地掏出画板,在一个避风处认真地画了起来。正画间,忽见数十个骑马人向他们奔来,为首的大汉头插鸡翎,腰别短枪,异常威武剽悍。李丁陇连声叫道:“好!好!多好的大漠奔腾图啊!”刘方则惊叫道:“不好了,他们是黑藩,是强盗,要杀人的,快跑吧!”

  说话间那群人已来到跟前,大汉要过画板看了看,手拍马鞍哈哈大笑,遂翻身下马,对李丁陇深鞠一躬,连声赞道:“神笔!神笔!我们碰到神仙了!”遂就地搭起帐篷,备了酒菜,请李丁陇上坐,并要李丁陇为他们画像。李丁陇先给头人画一张,大家齐声叫好,接着又有许多人要李丁陇为其画像。就这样,他们在匪人窝里住了三天。临别时,众人列队相送,并为他们备了马匹,带足了酒和肉干,头人还派部下将他们送了一程。

  还有一次,李丁陇和刘方好不容易在荒漠中找到一户人家住下,夜晚忽听有人敲门,他们以为是又有人投宿,正欲开门,房东示意不让。只见他掂起一杆猎枪,轻轻推开窗户,“砰砰”几枪,开门一看,几只饿狼已被打死,李丁陇他们吓出一身冷汗。第二天,他们帮助房主宰狼剥皮,炖了一大锅狼肉,饱饱吃了一顿。谢罢房主,他们又登程继续西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他朝思暮想的敦煌莫高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到敦煌临摹的画家。

  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县大泉沟西岸鸣沙山的断崖之上,上下五层,错落有致,南北长达3华里之多,十分壮观。可在当时那个战乱年代,莫高窟已成无人问津之地,在偌大的窟群中,只住着两个藏族喇嘛。刘方将李丁陇送到莫高窟后,即向李丁陇辞行回家,答应经常给李丁陇送些吃的东西和日用品。李丁陇选择了一个较小的窟洞住下,一是为了取暖,二是洞小门好防护,便于防止野兽的袭击。就这样,他开始了漫长而充满艰辛的探宝生涯。

  李丁陇住下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这期间如何绘画,从何画起。为了真正画到莫高窟中的精华部分又不浪费时间,李丁陇花了几天时间,把这里能上去的洞窟看了一遍。这样,哪儿该先画,哪儿该后画,哪儿该重点画,他心里都有了谱。

   在莫高窟,他被这精美的绘画艺术惊呆了。在一个洞窟内,有一幅壁画吸引了他:但见在一个清波荡漾的莲花池里,漂浮着一座豪华无比的宫殿,侧景衬有楼榭阁亭,蔚为壮观;大厅中央有一辉煌的华盖,华盖下释迦牟尼在现身说法,无数穿着各式服装的菩萨在围着他倾心听经,那表情、那神态,个个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四周是无数形态各异的乐伎和歌舞仙女,他们中有持琵琶、箜篌,有持竹笛、长箫,也有持鼓、板、镲、铃作打击状者,仿佛置身于艺术的仙境,好像听到了美妙的乐声。李丁陇先生80岁回故乡时,谈起他初见到这些壁画时说:“真是妙不可言,无论任何人置身于这样的殿堂,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可见敦煌壁画对李丁陇先生印象之深、影响之深!

   经过几天的观察,李丁陇把这些壁画大致分成几类:经变类,佛经故事画,这是莫高窟壁画中最主要的部分;本生故事类,描述释迦牟尼前生行善及死后如何成佛的故事;尊像类,即各式佛像、菩萨、天王、力士、小佛组成的画。以朝代划分:五胡十六国后期的洞窟,其壁画表现形式受西域佛教艺术影响较明显;北魏洞窟中的“鹿王前生故事”,画中描述了鹿王救九色鹿的全部细节,李丁陇对此中马的画法尤为赞赏;西魏洞窟以中国古代传说为主要内容,有女娲、伏羲的故事,也有《楚辞》、《离骚》中描写的故事,如羽人和飞天在天空轻快地飞翔,被四周猎人追逐的羊群,因中箭作挣扎奔跑状的虎,咆哮的大熊,逃窜的野猪,惊恐的猴子,飞翔的仙鹤等,令李丁陇目不暇接……

   在看到有些壁画损坏严重,有些竟被外国人盗割时,李丁陇十分心痛,一种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还有像《尸毗王割肉救鸽》、《五百强盗成佛》、《萨那太子舍身饲虎》等壁画,一幅幅让他赞不绝口,他一边观看一边自语:“精美绝伦!真是精美绝伦哪……” 在敦煌,李丁陇耳闻目睹了大量文献、绘画被盗情况,他很是愤慨。李丁陇作为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和他秉直刚强的个性,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卑劣行径无比愤恨,同时萌发了他为保护敦煌文化奔走呼号、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的念头。

  李丁陇对所有洞窟中的壁画一一比较选择后,便开始了他的临摹绘画工程。特别是对其中一些保存尚好他自己又比较欣赏的画,画起来就格外用心,千方百计保持画的原貌,哪怕是一笔一点,他也是一丝不苟。对一些历史年代较长、画面残缺、线条不清的画,只要他认为确有价值,也是千方百计地绘出画的原貌。

  由于冬季白天较短,洞内光线又不好,他尽量把作画的时间赶在午时前后,为了增加洞内的光线,他用镜子几经折射,把太阳光反射进洞内,可见为画莫高窟壁画,他也真是用心良苦了。经过七个多月的蛰居生活,李丁陇终于在莫高窟中画成了《极乐世界图》,并临摹了一百多张单幅画及一大批草图,仅各种不同的人物手势,他就画了数百种,这些对李丁陇后来研究敦煌艺术、创作莫高窟类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李丁陇在莫高窟中的生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吃的是刘方从家中送来的青稞面,只要把肚皮填饱就行。由于当地的水相当珍贵,所以李丁陇在莫高窟的八个月中,很少洗脸,没有理过一次发、洗过一次澡。睡的是从西安带来的一床被子,另有几张黑藩送给他的狼皮、狗皮,特别冷时,他就钻进干草堆中睡。几个月后的李丁陇,已经变成一个头发过肩,胡须数寸,须发上沾满杂草,身上长满虱子,面色灰黑,衣衫褴褛的人了。当地人都说洞里住着一个“野人”或说是一个“疯子”,李丁陇从此将这“野人”、“疯子”的绰号沿用下来,在他后来许多画的署名时,都写着“野人”的字样。这些经历似乎与一个大艺术家的身份差距太大,但李丁陇却用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去对待艺术,这也可能因为他是个“奇人”吧。

   关于在莫高窟作画的艰难岁月,李丁陇曾作长诗《在敦煌八月》,真实地记叙了他这次敦煌之行的苦与辛,但见诗中写道:

  纷纷大雪路茫茫,零下二十到敦煌。

  水土失常病浸体,火种须续夜焚香。

  莫高不畏君子顾,洞矮最怕狈狼狂。

  树干暂当攀天梯,干草施作铺地床。

  青稞苦涩肠不适,红柳烧饭泪成行。

  李丁陇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

  半载不务粟瓜菜,长天口福饼牛羊。

  衣服多洞雪来补,棉袄作裳我平常。

  骨瘦如柴人颜老,发乱似麻可尺量。

  艰辛八月别瓜州,长亭十里谢刘郎。

  敦煌遭灾人不见,上书再三成海洋!

   该诗的前部分是对当时在莫高窟生活的记述,后半部分写出了他在敦煌的时间及和刘方告别的情景,也说明他在敦煌是八个月时间,并抒发了他对刘方的惜别之情。而诗中的最后两句,则记述了他多次上书国民党政府,呼吁保护敦煌文化的急切之情。这首诗真可谓是真情切切,催人泪下。

  李丁陇于1939年夏离开莫高窟,乘刘方介绍一熟人拉棉花的马车一直到兰州,又从兰州返回西安。与妻子郑墨军共办西安伉俪艺术专科学校,后改名中华艺术专科学校,亦称西安艺术专科学校。同时将在莫高窟的绘画进行整理或重新绘制,于1939年冬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览”,目的是让人们认识莫高窟,同情敦煌艺术。当时的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看了李丁陇的画展后,非常激愤,并对李丁陇的举动大加赞扬!李丁陇遂与其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个快邮代电呼吁书,后被重庆《大公报》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准备这次画展,李丁陇在办学之余,又花费了数月时间,绘制成高2米、长15米的《极乐世界图》和长30米的《千乘千骑图》,在当时的西安东大街青年联合会举办了画展,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些单幅的敦煌临摹画。据李老说:“当时在中国很少有人画这么大的画,而我这幅《极乐世界图》是用丈四夹宣拼画的,所花功夫又大,以至在西安没有人敢接裱我的画,怕裱坏了赔不起。没法,我又将这些画和在莫高窟画的画带到成都、重庆,因要价过高我付不起钱,也没有裱成,只得在那里展出没有装裱的原画。”

  也就是李丁陇先生的画在成都送裱时,画店的老板一看这些画绝非出于一般人之手,他便给张大千先生报信,称店中有一人的画很有价值,请张大千先生鉴赏。张大千来到画店,看了李丁陇的画后连声叫绝,并叫店家到李丁陇住宿处请他,两人在一起攀谈了许久,张大千对李丁陇的画大加赞赏,并且说:“你为敦煌艺术做了一件大好事!”张大千从此便对敦煌壁画十分向往,终于在1941年亲赴敦煌考察。

   1945年,李丁陇又一次来到莫高窟作画,并对上次临摹的画进行复核,还将这些画依次进行了编号,同时又画了一些临摹画。这样,经李丁陇两次去敦煌后,莫高窟中所有有价值的壁画,他大部分都临摹过。所以,说李丁陇先生对敦煌艺术贡献最大,或说在我国现代,没有一个人比李丁陇更了解敦煌壁画,这些都是毫不夸张的。后来这些画又几次在西安展出,并终于在兰州展览前装裱完毕,原因是李丁陇向店家保证,画装裱坏了不叫他们赔偿。

   这些画在兰州展览时,由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亲自题写了展览会会标,爱国将领冯玉祥为画题字“人民心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字“极乐世界”,国民党高级将领李烈钧题字“笔底春秋”,文豪郭沫若题字“祖国赞歌”,时任甘肃省主席的谷正伦也为他题字“如入敦煌石窟”。1945年4月3日,兰州国民日报报道中华艺专校长李丁陇在兰州举办敦煌画展的消息,计有于右任、郭沫若、邵力子、马叙伦等47位名人联名隆重推介李丁陇先生的画展。

   据时任西安《华北新闻报》记者、后任上海《新民晚报》副总编的张林岚先生说:“李丁陇展这些画时,当时在西安是很轰动的,的确影响很大!我亲自观看过展览,并为他的展览写过稿子,在我当时供职的报纸上发表过。” 1999年2月初李丁陇先生逝世后,笔者在张林岚先生家中采访过他,他谈起李丁陇先生在西安办敦煌莫高窟壁画展览的情况时兴致大增,夸赞李丁陇确实是我国极为难得而少有的大名家、大画家!

   另据时任西安《西北文化日报》记者,现与李丁陇同为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彭古丁老先生说:“当时我多次采访过李丁陇夫妻办的伉俪艺术学校,也几次为李丁陇的敦煌画展发过稿子,那当时在西安影响大得很,不仅是在社会上,连国民党的上层也影响很大。”笔者在彭古丁先生家对他进行过采访时他如是说。在李丁陇先生的追悼会上,彭古丁代表李丁陇的好朋旧友含泪发表了讲话。之后,彭古丁先生把李老寄转给他的一包资料,应李老之托转交给了我。在我撰写李丁陇先生的书稿时,又曾多次跟彭古丁先生进行过书信和电话交往,他给了我不少帮助。

   由于李丁陇的敦煌绘画当时的影响,国民党政府也给了他一个“闲职”(李丁陇先生自己戏称)——“西北文物审查委员会委员”。李丁陇在西安当时还任过《艺阵》月刊社长兼主编、西安伉俪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美术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

   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极乐世界图初稿

  此刻,李丁陇对敦煌艺术已达到了情有独钟、痴心难改的地步。出于对敦煌艺术的热爱,他数次致函重庆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教育部、文化委员会,呼吁抢救敦煌文化,也多次写信给于右任、陈立夫、张道藩等要员,要求派员考察莫高窟,制定保护措施,但无有结果。

   此时,张大千去敦煌前又去拜访李丁陇,两人在一起商量,决定共同呼吁保护敦煌文化。李丁陇说:“正好我们学校马上要开校董会,冯玉祥是名誉董事长,还有位周伯敏(解放后任上海 政协委员),他是于右任的外甥,也是书法家,也可通过他给于右任做些工作。”

   李丁陇的多次呼吁,终于引起于右任先生的重视,于右任在一次批件中写到:“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消,非特为考古暨博物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募大学艺术学生,就地演习,寓保管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特大,拟请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就这样,促成了1940年于右任亲赴敦煌的考察之行。之后,国民党政府终于1944年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由一直热衷于敦煌艺术的画家常书鸿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李丁陇先生自从去莫高窟后,便一生与敦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后来的许多绘画作品中,如长卷《百骏图》、《千乘千骑图》、《五德回纹图》等,无不带有敦煌艺术的色彩和西北文化的印痕。特别是他的《御马图》,可以说就是一幅杰出的西北民族风景画,那关外的长城、塞外的风情、奔腾的骏马,少数民族各式的服饰,从特色、技法到表现形式,都具有浓郁的敦煌艺术特色。对于这幅画,徐悲鸿、颜文、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等,都曾题字作过较高的评价。

  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对于李丁陇及其他在敦煌的情况,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出版的《美术年鉴》一书中曾作过较为详尽的介绍。这本由当时“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长张道藩氏”题写书名并在扉页上刊有张氏大照片。只见书中说:“李丁陇自幼酷爱艺术,二十余年如一日,工草书善绘事,举凡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能。并倡四纲,以笔、墨、理、法为作画之准绳。著作有《丁陇画纲》,为画学理论之新贡献。张道藩、阎甘园等氏对其著作异常赞许,为艺林之所推崇。二十六年上海中日战争,化装冒险离沪,首途香港,参加抗战宣传工作,沿南北各战场,道经十余省,举行画展三十余次,极得好评。抵西安任《艺阵》月刊社社长兼主编及伉俪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中华艺专校长,陕西省立商专教授,桃李遍全国。二十八年四月,于西安联合各界,发动全国河防募集画展,甚收成效。三十一年任西北文物审察委员会审察委员,西北美术协会筹备委员,曾发动艺专举行救灾画展、劳军画展、难童救济院募捐义展。二十七年冬及三十四年夏,曾西赴塞外敦煌莫高窟,研究魏隋唐宋壁画及边疆写生,其最著称的巨画有临摹敦煌《极乐世界图》,全面积达400余平方尺;《千乘千骑图》,长十余丈,系描写边胞赛马情形及生活状况……”

   笔者在上海采访时,李丁陇先生好友画家谢庚的儿子谢嗣祺(画家)给我拿出了这本书。这本《美术年鉴》不仅对李丁陇先生的艺术成就和贡献进行了肯定,对他两次 李丁陇临摹敦煌壁画

  去莫高窟研究敦煌壁画也进行了准确的记述,可见李丁陇先生对敦煌绘画的研究,在当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丁陇先与敦煌结缘之后,便对莫高窟壁画产生了极深的情感,他一生经历坎坷、屡受挫折,运动中全家被抄,又下放劳改,但他始终不忘敦煌文化及壁画艺术。虽然他在敦煌临摹的画作几番被抄、被毁,但他又根据珍藏的残片重画敦煌壁画,直到终年仍画莫高窟壁画不止。在李丁陇先生的家中,四壁皆是他的画作,连卫生间、厨房里也都用画作装饰,但在他画室、客厅等最显眼的位置,悬挂的都是敦煌壁画。在这些画中,我终于找到一幅李丁陇先生画于敦煌的原作,画的下方赫然注明“李丁陇三十四岁画于敦煌”!不禁让我喜出望外!据说,李丁陇先生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叫把灵堂就设在他的画室里,并再三安排最高处一定是敦煌壁画,可见李丁陇先生与敦煌壁画的感情之深。一位深爱敦煌艺术、把毕生心血都献给奠高窟壁画的大师去了,但他却把热爱祖国文化艺术的精神留给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师级人物,在我国近代画界似乎却少有人知晓,笔者也将会在以后的文稿中透露一些端倪。但让笔者欣慰的是:自从本人的文章《李丁陇与敦煌壁画》在《敦煌研究》发表,接着又在“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活动中传播之后,人们才知道:啊,原来第一个到莫高窟探宝的不是×××,李丁陇才名副其实的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到敦煌临摹探宝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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