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陶瓷的昌盛得益于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宋代陶瓷中的那种特殊的审美趣味则源于宋代文人的美学追求。由于当时的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瓷器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主要器皿，同时也成为当时文人手中品茶饮酒的用具和把玩物。宋瓷器作为这些文人饮茶赋诗时的道具，风花雪月时把玩的对象，也就寄托了他们的情思、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品味、他们的审美标准。而且，在历史上，中国的食器从来不仅仅是一种食器，它是由一种礼仪与制度的体现，也是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官窑的建立，更确定了其礼器的地位，具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由于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的引导，也就有了“器以载道”的说法。“器”是具体的物质，是形而下的有用之物，而“道”则是在器中包含的一种文化内涵，是属于形而上的精神性东西。这一点宋瓷的审美中得到了更清晰的体验。
受文人思想的影响。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人的本性在于社会性，提倡与质符合的文。而且由于其注重礼，也就是文质相契，所以对于外化的纹饰也就是人工的美和内在质地美的结合比较重视，它体现的是一种雄浑、浓烈的阳刚之美。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则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自然，自然天性并非一定要长得有个模样才是美，只要是自然而来的都是美的。因此，道家注重的是质，道家对美的追求是“真”、是“淡”，所谓的淡，就是保持事物的本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汁原味，剔除人工的雕琢，实际上也是追求一种真，一种朴素的自然美，一种淡远、寂静的美。
孔子和老庄，一阴柔一阳刚，形成了美的两种境界。这两种美学思想一直影响着历代中国美学思想和陶瓷艺术风格的形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占据着不同的统治地位。
中国的士大夫受儒和道的影响，并以此两种哲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年轻气盛、意欲有为之时偏重于儒，历经磨难、通懂世事之后又偏重于道，有人则是“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可以说，中国的士大夫就是伦理人格与自然人格的对立统一。在伦理人格方面他们孝父忠君，齐家治国，以尽对于宗法社会的责任；在自然人格方面他们雅意，寄情山水，以获得精神上的休息或解脱。一边时他们的正式工作，一边时他们的业余生活。他们就以这两种人格的对立统一，保持着自己生活和心理平衡，也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悠悠岁月。
这时表现在绘画方面的时宗教画的衰落和人物画的退居次要，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要。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而这种心境和意绪的追求，正是道家和禅宗的美学追求。这种追求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自然美的领悟和对自然美的体现，这是一种脱离有形的活动而专注于无形的生命境界的体验。
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宋代的艺术往往不满足于感官的愉悦，不屑于经营声色的华丽，而是以简古、淡泊为佳境。从而这一时期的美学境界是重新回到自然表现的世界，在其静穆中体验自然之内在的韵律神秘的展开过程，因此，反对人为的雕琢之工，追求自然天成成为这一时期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