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宋词的人都知道，柳永、苏轼好有一比：一如十七八岁的女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如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如将瓷器与陶器作此一比，不知合适与否。没有瓷器的晶莹、细巧，陶器显得朴拙、天真，却也别有一番可爱。年轻的文物鉴定家孙大为，不仅多年收藏西北陶，更将心血投入其中，经年钻研。他说，有了这些知己一般质朴、可爱的古老陶器做伴，他从来“不羡哥窑与定窑”。在他的引领下，我们渐渐走近他心仪的西北陶。
孙大为介绍，西北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用料以灰陶为主，也有一些陶器夹着白砂或红砂。一般来说夹砂陶比纯灰陶烧制时温度要高一些。这种夹砂的灰陶出现在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时期。“但是一夹砂陶质就粗糙了，粗糙了就没有办法画彩，所以这一时期的西北陶纹饰非常简单，玩的是器型。”而从艺术性来讲，纹饰的考察是比较有价值的。战汉时期的彩陶纹饰就已经非常优美了。“陶器整体上一层白彩，再用红彩勾勒，更精美的还带有铭文。”这些彩陶多出土在渭河、黄河流域，沿黄河东西两岸从甘肃一直到河南的中部。陶器器型、纹饰都很丰富：“像我在陕西渭南、咸阳见到的一些出土的皇室用陶，高大的‘缶’，口小肚大，俗称‘气死猫’，高得能装几吨水，至今也不能考证它的具体用途。”
“战汉时期的陶器跟青铜器关系紧密，在器型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很多出土青铜器里没有的器型，在陶器上都有反映。”这一点可以从孙大为所收藏的西北陶器中看出来。三足鬲是最早的陶器，也是西北陶器中的典型器。孙大为收藏的这件三足鬲，绘有商代早期的“绳纹”，距今已有三千余年了。“这个器型是水器，它的底部还有使用过留下的黑色痕迹。早期的青铜器也是这种锥足，它的好处在于导热迅速。”一件商周时期的圆器也能说明问题。“当时的陶器制作不像今天，是没有转盘的。制作者先用一片大树叶将陶土下部包住，以防止水分的蒸发。在上面用泥条盘起，均匀地拍打成型。做好后，再将包住的部分盘条、拍打，慢慢就拍打成了一个圆器。这个过程与青铜器的锻造极为相似，可以推测，青铜器的发明和陶器的制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件西周晚期的三足立耳鼎里尚存着当年的鸡骨。鸡骨能完整保存到现在，与这件陶鼎埋藏的地势较高有关，如果挨着黄河潮湿的地方则不行。在干燥地方出土的陶器，不论是皮壳还是品相都要好得多。在材质上，这件陶鼎颜色发黑，这是因为它不是陕西陶而是山西陶。孙大为说：“这个器型是典型的西周晚期的。”那么它的年代是怎样判断的呢？首先，这件陶鼎是有盖的。青铜器中带盖的鼎，年代较之无盖的鼎要稍晚一些，如果鼎身已经出现了三个圆环，那么年代就接近战国了。其次，就是看鼎器的耳与足分布的位置。这件陶鼎一耳与一足成直线，成“四点式”。如果鼎器的两耳与三足刚好全部穿插开，成“五点式”，那么它的年代一定是较晚的。
的确，从器型上断代是最可靠的，也是最直观的。比如眼前的陶豆就是春秋时期之物。“‘豆’是古人用来盛肉酱的，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它的足很高。这种器型出现在商代晚期到春秋晚期，流传的时间比较长，汉代就没有这个器型了。”陶豆质地细腻而厚重，不夹砂，身上绘有青铜器上常见的瓦楞形纹饰。“当地人都说这种纹饰是用铅绘制的，而我则认为是用炭汁画上之后烧制而成的，这就像早期的墨汁。商周时期青铜器较多，器型也丰富，因而人们常忽略了陶器。陶器鼎盛在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这时的陶器，器型丰富，材料多样，陶土的密度、质感、光泽非常讲究，并且已经开始非常注重纹饰了。”器型特征加纹饰特征，一件陶器就不难断代了。
如同所有文物一样，陶器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在它之上承载了太多重要的信息。一件东汉时期墓葬的“猪圈”能反映出的就不仅仅是当时手工艺的纯熟了，它所反映出的农业、建筑业、畜牧业的信息，可以说是广泛而直白。猪圈模型是分体的，斜坡通道、小楼瓦当、凹槽小院都历历在目，更惟妙惟肖的是，猪圈中央还卧着一只肥头大耳的母猪，精致程度令人惊叹。
出土的马头，面庞肌肉饱满，眼睛炯炯有神，面庞上还挂着美丽的粉彩纹饰。可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马儿”都没有身体和耳朵呢？孙大为说，这可是代表了陶器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呢。“你知道为什么汉景帝陵出土的俑人都没有衣服和胳膊么？那是因为它们的胳膊是木头制成的，可以自由活动，衣服是丝帛制成。经过两千多年的时光侵蚀，木头、丝帛早已腐朽无踪了，因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缺臂的‘裸俑’。这出土的马头也是一样。”你看，这些“马儿”有的目光淡定、凝眸远方，有的神情激越、似在嘶鸣。“古人做东西是不会随便做的，这说明它们的身体动作肯定是不同的，静的或在憩息，嘶的或在奔腾。只是它们木制的身体不堪时光荏苒，已经不在了，令人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