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润平
嘉峪关黑山岩画：黑山岩画主要分布于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处的黑山峪谷的陡崖峭壁之上。整个岩画群总计约150余幅图画，绵延约2公里，刻划时代约从战国时期至明代。这些岩画所处位置，最低者距离沟底仅0.5米，最高者则在5米上。画面有的一组有几层构成，有的则只是一人或一两个动物构成。画面大小不一，高在0.2-2.4米之间，宽在0.3-3米之间，凿刻技法虽极简单，但画境古朴，形象生动，粗犷有力，具有独特风格。黑山岩画分人物和动物画像。动物有马、牛、羊、鸡、犬、鱼。鹿、虎、狼、蛇、龟、鹰、雁、骆驼等多种。描绘的场面有舞蹈、围猎。射雁、骑马、骑骆驼、虎逐牛羊、野牛相抵、狩猎、列队练武射箭等等。其中狩猎分为单猎、围猎和群猎三种。画面人物姿态各异，头上均耸立着长长的尖状饰物。画面没有农业生产活动;军事操练只有弓箭，不见刀、矛等兵器，反映的全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人物身着长袍，头戴翎冠，一手插腰，一手高悬。有的排着整齐的队伍翩翩起舞，有的围着牧群边舞边歌，舞姿优美，楚楚动人，使人感到了强烈的音乐节奏感。画面反映了古代牧民对精神生活的强烈追求。据考证，为羌族文化遗迹，对研究河西走廊古代羌族的社会生活与历史文化有重要价值。石关峡岩画中，还有四幅喇嘛庙图画和古藏文遗迹，刻有佛像端坐于佛塔之中。 其中，“操练图”全图30余人，分上中下三列操练，格斗、对打、吆喝、指挥、监督，各司其职，为中国岩画中反映操练题材的代表作。雕刻古拙、画面抽象、风格独特，很有欣赏价值。
黑山岩画与马厂彩陶图符有没有关系？其法天象地的意趣我觉得是一致的。
嘉峪关魏晋墓：嘉峪关魏晋墓位于嘉峪关市区东约18公里的新城镇的戈壁上，分布面积约13平方公里，目前可见遗存墓葬1400余座，尤以第二支渠至北干渠一段分布最密。
——张晓东 王春梅编著《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保护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第3页。
嘉峪关魏晋墓群从地理布局来看应为家族墓，不仅风土紧相毗邻，而且四周有沙粒堆起的方形“坟圈”。其中有些墓葬为壁画墓，共出土了760多幅。在壁画内容上，嘉峪关壁画墓中并没有继承前代以祥瑞图案和神话传说为题材的风格，而是具有魏晋特色。以宴饮、出行、狩猎、农耕、采桑、畜牧、打场等为主的生活场面，勾画出了一幅幅古代的民间风俗画，古朴、真实地再现了当地平民百姓半耕半牧的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情景。这些壁画多出自技艺高超的民间画师之手，他们以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感受，用形象生动、鲜明质朴的绘画手法真实地描绘了墓主人的现实生活，为墓主人营造了一种在另一个世界丰衣足食的生活氛围，从而成为魏晋时期民俗生活的真实写照。 画像均为一砖一画，上下分层排列，内容丰富，有的为了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以连环画的形式展现，用数块画砖组合，形象地描绘出社会生产和生活场景。画砖设色也较复杂，大多采用勾填的画法，一般用土红色起稿，然后用墨线勾出轮廓，再用赭石和红色填入色彩。艺术风格总体表现为：构图活泼鲜明，造型简练，色调明快，赋予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五号墓出土的《驿使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邮驿递传的国家之一，根据甲骨文的记载，早在商代就有通递军情的传信活动;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纷纷办起了私邮或管邮，用来传递信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咸阳为中心建立了全国性的驿站，统一驿令，是当时的邮驿发展到了相当规模，汉代开始，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原与西域的驿道，并设立了常规驿骑，从而标志中西方的邮驿的第一次沟通与形成。 邮驿在早期，经历了驿传和驿骑等发展阶段。汉代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设列厅台，广置烽燧，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三十里一堡，用以传递信息。为了信息传递快捷便利，历代还在驿道上沿途广设驿站，供驿使休息打尖，换乘车骑或补充给养。我们可以想象数千年前丝绸古道上驿使们行色匆匆，往来穿梭，骑尘滚滚，不绝于道的情景。 嘉峪关魏晋墓五号墓的一幅彩绘驿使图，客观真实的记录了当时这一地区邮驿情形。画面上，一手持信物，跃马疾驰的信使，也许是军情紧急，也许是信息重要，也许是怕路远天黑，驿骑四蹄腾空，飞速向前。由于速度太快，以至于连马尾也飘了起来，信使则稳坐马背，使得整幅画面动中有静，反衬了驿马速度的快捷与信使业务的熟练，这种真实而又写意、生动传神的手法，对历来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这幅画也是中国早期邮驿历史真实而又形象的记录，它对于中国邮政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因此在1982年，为纪念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邮电部将其以《驿使图》为名，发行小型张纪念邮票，以见证中国邮政的悠久的历史与辉煌历程。1972年发现，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嘉峪关长城：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中西结合部(中部偏西)，距今已有631年的历史。它比山海关早建九年。明初，宋国公、征虏大将军冯胜在班师凯旋途中，选址在河西走廊中部，东连酒泉、西接玉门、背靠黑山、南临祁连的咽喉要地——嘉峪塬西麓建关。关城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历时168年，于1540年建成完工。正如史料《秦边纪略》所记：“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可守也”。嘉峪关关城布局合理，建筑得法。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它由：内城、瓮城、罗城、城壕及三座三层三檐歇山顶式高台楼阁建筑和城壕、长城峰台等组成。内城是关城的主体和中心，其周长640米，面积2.5万平方米。内城东西二门外，都有瓮城回护，面积各有500余平方米。瓮城门均向南开，西瓮城西面，筑有罗城，罗城城墙正中面西设关门，门楣上题“嘉峪关”三字。关城内现有的建筑主要有游击将军府、官井、关帝庙、戏台和文昌阁。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因有万里长城西起点——天下雄关嘉峪关而得名。
火烧沟文化：火烧沟文化遗址是甘肃六大古文化遗址之一，出土于1976年。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文化遗址，距今约3700年。该遗址位于嘉峪关不远处的玉门市清泉乡境内312国道边，范围约20平方公里，中心面积0.2平方公里，距玉门市区20公里。因火烧沟文化的出土地周围是一片红土山沟，土色红似火烧，所以这一古文化遗址被考古界称为"火烧沟文化"。火烧沟遗址以墓葬为主，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遗址中心边缘发掘古墓葬312座，出土有彩陶、铜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部分金银器。最为突出的当推大量的陶器，它们大多制作精细，造型别致，其中不少属于珍品。如人型彩陶罐、人足彩陶罐、鱼型陶埙、鹰嘴壶、三狗方鼎等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的20多只陶埙是远古时代的一种吹奏乐器，是国内已经出土的古代乐器中年代较为久远的古乐器之一，极富特色。鹰嘴壶、三狗方鼎等造型优美，制作细腻，形象逼真，表现了远古时期的火烧沟人高超的智慧和审美能力。火烧沟出土的陶罐有98种，质地繁多，图案花纹各异，极具艺术性，富有观赏价值。因其遗址内有红土山沟，土色红似火烧，被考古界称为“火烧沟文化”。1981年9月10日，火烧沟文化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嘉峪关的特殊地理位置：“嘉峪”意为“美好的山谷”，市域南靠祁连山，北倚马鬃山，东接酒泉盆地，西为平坦的戈壁，地处走廊西段最窄处。
从如上内容可以判断：
一、嘉峪关在史前就是东西方世界文明史上的咽喉之道。从大地湾遗址到渭河流域、洮河流域、湟水流域以至黄河源头区域直至河西走廊玉门火烧沟遗址，再到西亚的彩陶，无论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彩陶，或者考察东欧的彩陶，无论乌克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的彩陶，我们暂且不论是从西到东还是从东到西如何传播、谁影响谁，但是嘉峪关作为东西方世界文明史上彩陶之路的咽喉位置确是无法否认的。
二、嘉峪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整个河西走廊极为安定祥和富裕文明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为一体的一个高地。这从其墓葬形制就能看来。张晓东先生说：“彩绘砖壁画绘画内容取材广泛，以表现现实生活为主，内容包括畜牧、农耕、兵屯、林园、坞堡、游戏、酿造、庖厨、服饰、生活用具、狩猎、营垒、采桑、出行、驿传、宴乐、舞蹈等。基本上是当时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真实写照，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研究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民俗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农耕、屯垦、宴饮、畜牧、狩猎画面的出现，与魏晋时中原地区动荡而河西‘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史籍记载相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没有相当政治地位、经济基础、文化才情，没有广泛的崇高政治地位、富裕经济基础、雅致文化才情、安定祥和的社会范围，就不可能集中形成如此大面积、高规格的墓葬群。
三、嘉峪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张晓东先生说：“墓葬建筑形制独特，多为二室或三室，也有部分小型的单室墓葬。墓葬由墓道、墓门、门楼、前室、中室、后室、甬道、耳室、壁龛等组成。墓葬均采用三层平砖顺砌、间一层侧砖顺砌或丁砌的方法砌成。墓顶线与墓壁线都呈弧线，墓室四面结顶，平面都接近正方形，这和中原地区晋墓中广泛流行的结构形式基本相同。墓道长度从数米到40米不等，墓道方向没有一定规律。墓门上有高大而复杂的门楼，墓门用条形砖叠砌为拱券形，券顶以上采用条形砖叠造门楼，门楼墙面嵌砌有斗拱、人物、兽首、鸡、牛等造型的雕刻砖。墓顶多为覆斗式和拱券式。”让我们再看看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磨沟王旗齐家文化墓葬群考古现场图片，它与嘉峪关魏晋墓葬及之后全国所有帝王将相墓葬理念是一致的、一脉相承的。
四、嘉峪关明长城的建立与长期驻守，守望住了非本土宗教信仰的浸入，确保了嘉峪关以东河西走廊在冷兵器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持续兴盛发达。因为儒、释、道、医及传统民间信仰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均互不排斥，且互能兼容和补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极为高明的文化形态。
总之，嘉峪关及以东的河西走廊，在唐代及之前文化是极为发达的，文明程度极高。在宋之后逐渐随着整个国家文化的南移，就逐渐被式微了。但其历代积累和夯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还是相当坚固和厚实的，这为这一地区今后的发展和发达早做好了历史性的铺垫，如今面对习总书记“一带一路”的战略决策，只要抓住抓好这一机遇，相信不远的将来嘉峪关会飞速兴旺发达的。而这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正是牢牢抓住文化及学术话语权的得力措施。
作者介绍：张润平，中国民俗学会理事，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职教授，甘肃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