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民间博物馆中放置着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上边画满了大大的螺旋纹,螺旋纹空隙中,四个黑彩人物迈开大步行走在田野上,甩开两臂,张开五指播撒种子,撒出的种子漫天飞舞……图案对称生动,活泼流畅——这不是现代艺术,而是一件来自陇原的的马家窑文化彩陶。
马家窑文化深藏着中国五千年的远古文化密码,要解读远古的中国,就必须先解读中国彩陶。如果将我国的彩陶文化比作一顶皇冠,马家窑文化就是皇冠上那颗绚丽的宝石…… 八十年前,安特生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遗址。并把这些文化都归于仰韶文化之中。为与河南的仰韶文化区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 1943年,考古学家夏鼐来到甘肃,在从事田园考古工作时,认识到这类马家窑文化遗存极具甘肃当地的地方特征,主张另立新的名称,叫做马家窑期或马家窑文化。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从50年代开始,考古界多数主张把以青海民和马厂遗址为代表的另一类史前遗存,与马家窑、半山的遗存合在一起,统称为马家窑文化。解放后,经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马家窑遗址实地进行考古挖掘,和后来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整理,将马家窑文化划分为四个类型,从早到晚分别是: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经历了距今5800年至4050年之间的一段历史。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正式使用“马家窑文化”这一名称。 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发现,让沉睡于中国广袤西部陇原大地的古老文化宝藏——马家窑文化为世人所知。而文化的传承离不开痴心守候她的人,如果说是安特生和夏鼐,让马家窑文化为世人所知;那么王志安教授则爱陶成痴,穷其一生,向世人解读着马家窑文化独特的远古密码。 结缘马家窑文化 1944年,王志安出生在陇上文化名城——洮水之滨的临洮县。临洮,这个在盛唐边塞诗中曾多次出现名字的地方,当人们踏在其洮河边的小路上,轻叩岸畔的山岩时,似乎就会听到历史的清晰回声。马家窑文化遗址就静静地躺在这里,王志安从小在这个环境中接受着文化熏陶,并与马家窑文化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提到王志安与彩陶的结缘,始于一段传奇般的忘年交。王志安幼时五岁学画。1957年,13岁的王志安参加了全国少年儿童绘画竞赛,并荣获一等奖。当时,国画大师叶浅予是评委之一。因此,王志安与叶先生认识,经常写信求教,飞鸿传书,竟结成忘年交。 文革期间,叶浅予蒙冤入狱。王志安收藏的叶浅予的书信也一并被收走。1979年的一天,王志安翻开报纸,一则消息令他喜出望外,著名绘画大师叶浅予先生获平反出狱了!他高兴万分,便立即写信慰问,十多天后,他收到了叶老的回信,还附带寄来一幅亲笔作品——藏女舞蹈图。 王志安为了感谢先生赠画之情,决定把从农民家刚刚换到的一个精美的彩陶,送到北京赠给叶老,并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叶先生。但万万没有想到,彩陶在未送走之前却不慎打碎,王志安深感内疚,无法向叶老交代。为重新找到一个彩陶,他费尽周折四处寻找,无奈当时彩陶并不被社会所认可,不仅市场上没有卖的,临洮当地农民有些人还视其为“鬼罐”,一发现,多被打碎。要么放在避背处,或装东西。王志安很长时间也难找到一件称心的彩陶送给叶老。 1981年,王志安从西北师大美术系毕业,从事美术专业工作。因“下海”经商,被定为“投机倒把”罪。遭遇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王志安一边谋生经商,一边四处寻找马家窑彩陶。就在他又找到一件精品彩陶准备送给叶老时,非常遗憾,叶老已经离开了人世。 彩陶没能亲自交到叶老手中。心愿却一直藏在心中。2011年 ,王志安得知浙江桐庐修建了叶浅予美术馆后。他立即决定要将马家窑彩陶罐赠与其美术馆,以了结数十年之夙愿。现在他已经和该馆取得联系,择日即可将彩陶正式送去。 在寻找彩陶的过程中,使王志安没有想到的最大收获是,他却爱陶成痴,与马家窑文化深深结缘。他不仅爱那浓墨重彩的图案花纹,更为那图案和纹理背后所隐藏的谜底而深深吸引。一次他找寻到一个彩陶,上面画着两组图画,一组画
王志安把这件陶罐的照片编入了《马家窑文化研究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为后来“巫”字的发现埋下了伏笔。
2010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大学张全海博士在协助整理王志安的研究资料时,看到了这 件彩陶照片上有几个精致规整的描画符号,说起先前在一些甲金著述中看到过这种文字图式。他 图1 们经过进一步的查考和比对,从甲骨(如《甲骨文合集3》第5660片,见图)、金石(如西周晚期的齐巫姜簋,图出自《商周青铜器铭文选3》)和简帛材料中找到了这个符号(文字)的完整发展脉络,尤其是李零在《先秦两汉文字史料中的“巫”》一文中对甲骨文之后的“巫”字图式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载《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陶罐上的四个“巫”字是写在奇怪人物的四肢上方位置,而这个阴部夸张突出的奇怪人物明显带有生殖巫术的意味,也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大“巫”的形象,而其所表达的意旨应该就是生殖巫术。鉴于这种特殊的图符互证形式,他们最终确定了这个符号就是中国最早的“巫”字,从而将“巫”字的产生年代向前推进了1000年。
为了找到更多的实物旁证,王志安在甘肃范围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终于在甘肃临夏找到了第二件这样的陶罐,上面的“巫”字更多,与第一件陶罐实际出土地点大致相同。 两件彩陶罐上的“巫”字,并不单单是一个孤立的文字符号,它是与图画内容紧密地配合在一起。图画上的形象就是一个与天地沟通的大巫,这个“巫”就是古羌人心目中崇拜的能够抵御洪水、战胜灾难、沟通天地、招来福祉并有强大生殖能力的蛙神化身。因此这个“巫”字,虽然只是单个存在,但它与表达巫的陶画组合在一起出现,我们就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不知意义的符号,而是一个 有明确含义的中国汉字“巫”字。巫师,大巫,在远古时代,被认为是能够和上天、神灵进行对话和沟通的人,是吸附了自然界某些神圣动物的灵性而具有超自然神力的人或动物之灵,“巫”字还有一层意思,代表着巫的活动,向神鬼报功祈福,并转达鬼神降福之意。寄托着当时先民需要的安居乐业,免除灾难,健康幸福等期盼。王志安对马家窑纹饰密码的破译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从马家窑彩陶中解读出水崇拜时期,土地崇拜时期,蛙崇拜时期,也对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出现的大量锯齿纹作了研究。过去,没有人能够读懂它,不知道它有什么含义。安特生先生曾经说它是丧纹,由于解释不通而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
经过大量研究,王志安终于破译了这一纹饰密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他说“作为古羌人后裔之一的藏族有对大山的崇拜,而今西北大部分地区还有山神庙的存在,说明古羌人对山的崇拜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出现在马家窑彩陶之上了。”他找到了一些特大锯齿纹画在彩陶胫部胸部的陶纹。那放大的锯齿纹俨然是山。而这些大山连成一排, 就有群峰起伏的山形之阵。而他还发现连续排列的山又被上下排列到一起,一层又一层的排在彩陶上, 进而可以找到这些排列并逐渐缩小了体形的山形, 最终成了锯齿纹。到后来他发现这些锯齿纹竟围着旋涡纹转起来,普及于半山彩陶的所有图案中。于是,他确认锯齿纹就是古羌人对山的崇拜。
那么为什么山变成了锯齿纹,围着漩涡纹, 水波纹和各种几何纹呢?王志安说:“ 这就不得不从史前曾存在过的大洪水时期连系起来。而那个时期正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时期。当史前的大洪水到处肆虐人类时, 马家窑先民不仅把战胜水患的希望寄托于蛙神, 同时他们出自“水来土掩”的常识, 自然也就把山作为阻挡洪水、战胜水患,佑护生灵的神灵。于是作为处于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的崇拜时期的远古先民,在巨大洪水的威协下, 生的希望必然导致他们的艺术世界中出现能够阻挡洪水围着水纹的锯齿纹。先民把战胜水患, 驯服水患的希望以锯齿纹的艺术形式而表达于半山类型的彩陶上, 使山的崇拜神灵化, 至今神秘依旧,令人不断猜想而倍感淳朴与亲切。”
至此, 王志安提出了与安特生先生的结论完全不同的学术观点,马家窑文化中出现的锯齿纹是由山崇拜而衍变成的纹饰, 并非丧纹。 对于王志安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们也给与了肯定。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曙华认为,王志安对马家窑彩陶图案的解读,揭示了马家窑彩陶的文化、艺术、历史价值,是 对远古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一种深层解读。认为,马家窑彩陶图案是“高深莫测的文化宝库,也是一部久读不厌的无字天书”,他认为,王志安所用的不是今天西方式的概念思维和对象化的认识方法,而是富于联想和创造性的“象思维”,为解读远古文明,乃至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