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考古学家。陕西省耀县人。1923年12月17日生。1949年于南京大学边政系毕业后，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1950～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76～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
折叠编辑本段工作经历
石兴邦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先后在河南、陕西、北京、山西等地进行发掘并曾主持工作。其中，特别是50年代主持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进行了大面积的揭露，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清理出一处大型原始聚落；70年代在山西沁水主持下川的旧石器晚期遗址的发掘工作。同时，以陕西地区为重点，在黄河中游一带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主要学术成果有：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川遗址的发掘和分析研究，为探索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补上了重要的一环；通过半坡典型遗存的剖析，结合其他有关材料，对仰韶文化的面貌、类型、彩陶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并重视利用考古实物资料来复原氏族社会结构；又从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反映的社会经济形态，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折叠编辑本段主要业绩
石兴邦的主要专著有《半坡氏族公社》(1979)。论文有：《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黄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会──齐家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等。还著有考古报告《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等。参与或主持编写的专刊有：《辉县发掘报告》、《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发掘报告）。
石兴邦口述考古 ——发生在“半坡”发掘中的悲惨
半坡遗址的发现，对我们现代社会应当是个极大的提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周边的地下探测和地面建筑，都应当是引起各界重视的事情。半坡这块土梁梁上既然能保留这么一块完整的古民居遗址，就近地域肯定有相同的地理、人文条件，也就存在着同类遗址的可能。可是，当时人都忙着盖工厂，谁都没有重视地下这些个村落。
结果，一九五五年春，当地市政上组织人在半坡遗址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半坡聚落区的墓葬区”取土，修建浐河桥东岸至国棉三厂约一公里长的那条路。在当时，这个工程范围算是相当大了，取土高程达一点五二米，动用的土方量也相当大。
发掘场景
那时候，我还在西安整理半坡遗址发掘报告，事先并不知道当地在半坡遗址周围修路取土的事情。当时陕西地方组织的发掘队，也没有精力在遗址周边做出大范围的勘探。再说，当时的城市建设的探测和批准也都不很规范。
记得是五月初，听人报告说在“半坡遗址”附近起土挖出来一批尖底瓶。我闻讯赶到后，吃了一大惊。挖掘的土方中确实零星的陶器和残断人骨，地上也散落着陶片和大块的骨骼，一眼便可看出确属“半坡聚落”同时代的墓葬区。于是我当即向取土工地负责人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后，让人紧急停工，要求他们改在另一处取。我也停止了手头室内的整理工作，带了几个熟练技工赶赴工地，进行哪些墓葬的清理。
当时国家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西安研究室”（不是陕西的考古所）是王伯洪同志负责，夏鼐所长在北京还兼着这个室主任。我当即给夏鼐先生写了一封信，建议继续半坡遗址“后续发掘”。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们那个时候做这方面工作很难。一方面，得配合地方基建工程，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将来临的“大跃进”服务。一方面要进行学术研究，保护好地下文物，所里遭遇到的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发掘期间外宾参观
记得夏先生当时给“西安研究室”的回信很严厉，原文是：“半坡遗址墓葬区遭到破坏，很可惜，要赶快派人进行配合发掘。当然可以叫石兴邦同志继续发掘半坡的工作。”
王伯洪同志接信后立刻通知我负责这项工作。我接到通知后，当即停止了资料整理，带上杨建芳、金学山、余万民、牛永禄等同志赶到工地，正式开始发掘。不长时间，我们就将残留的一百多座墓葬清理出来，并全部保留下来。负责筑路的领工看到我们对一小片陶片都那么珍惜，想到他们铲土闹碎的那些坛坛罐罐，只能望着我们连连叹息。
当时，施工破坏了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墓葬区，还有在聚落北部的居民区，至少将一座双连灶的大房子推掉了。我第一次到现场已经看到大量的遗迹暴露在外面，一间大房子中的双连灶、两个火烧的圆圈依然清晰可见……
当地民众捐赠发现的文物
在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眼里，当时的那个惨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都很难过。
还有一件事，我也得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说法。
在半坡发掘中，工地曾经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张云鹏怒回考古所”，另一个是“石兴邦沣东挖周墓”。
为啥要将这两个事情，因为那时工地上的两个得力人物，一个是张云鹏，被我这个队长“骂”的撂挑子不干了，跑回北京去了。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负责人，还跑去帮陕西地方闹那个“分外”的挖周墓，最终导致了工地出现俞伟超切掉一个大房子的事故。
这两件事，确实都跟我考虑不周、粗心大意有关，我应当负领导责任。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根本就没有一碗能端平的水。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一天，张云鹏负责的坑那是有点迹象，他要打掉继续下挖，我坚决挡了。结果，他一生气回了北京。这个人平时自尊心特强，脾气不好，人绝对是个好人，工作也细心，作图和实地操作都很专业细致，很受那些大学生尊敬。这类性子倔的人，工作能力也强。不愿意受人说的人，说明他做的就是比一般人漂亮。至于学术上的看法，有时也可以讨论，在这个方面他倒不是很固执。问题是当时在工地上，当事者那么多实习生的面，我毫不留情否定了他的作法，这应当算是我“领导艺术”不好，应当回来后两人私下谈谈，可能就没啥大事。那时我也很年轻没沉住气，结果，两个火爆脾气人碰到了一起，闹得前阵折将，确实算是我的过错。
至于我为啥要跑到沣东挖那个西周墓，现在说说自己当时那点冤枉也无妨。
十月份，沣东普渡村出了一座西周墓。当时陕西省上的茹士安和何汉南在那儿搞，北京所里来电话让我去协商一下，说这个墓很重要，省得地方同志经验不足出啥闪失。
我这边工作本来忙得团团转，人都很不能生出三只手来，当时我应当给夏所长把这边情况汇报一下，再婉言回绝一下陕西那边。但是，那边真的没人，我们经常在一块协作，情况也都很清楚。反过来说，无论地方的工地活儿还是中科院考古所的任务，都是考古业务分内的事情，闹出闪失都是巨大的损失。于是呢，我也不好给所里叫那个苦。结果，我离离开工地那一周时间，这边就出了个切房子事故！
到年底的汇报会，回到所以我和张云鹏就被一群人骂惨了。张云鹏的错误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言辞还较轻。针对我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批评了。记得陈梦家先生在会上义愤填膺地说：“半坡这么重要，让石兴邦破坏了，本人应当登报向全国人民道歉！”列席会议的《考古》编辑部有个年轻同志，干脆说我是破坏文物的民族“罪人”。我当时被闹得想不开，不知道他们这些说法都是啥意思。
夏鼐所长是我的导师，两人平时也关系密切，他当然不还说啥。尹达这时却站出来，批评了我俩，其实更多的还是肯定和保护。针对我的问题，他说的大意是，作为负责人，丢下主要抓次要，有失职行为，应当接受批评。最后，才总结说：“我觉得今年田野发掘这边没问题，工作实在，报告也做得很翔实细致，石兴邦的工作成果可以肯定。”听了老先生这句话，当时我都哭了。当时，那真是既内疚又悔恨，还很感动，当然也有些委屈。
现在想来，他们那些过激批评，也不是针对我个人，完全可以看出“半坡”当时那个影响在专家眼里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行走天下解读地书---考古大家石兴邦
王仁湘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24日 24 版）
一代考古大家石兴邦先生九十大寿后出版了自己的考古论文集。这部文集不仅因部头厚重而显分量，更因其科学分量而显厚重。这是石兴邦一生考古探索的总结，文集收录的论文侧重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勤勉奉献的考古学家的心路历程，回味中国史前考古经历的百年往事。
石兴邦在考古界德高望重。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其发掘提领者正是当时刚刚三十岁的石兴邦。半坡的历练，半坡考古范式的创立，让石兴邦很快成长为中国一流的田野考古学者，也使他开始了行走天下、解读地书足足六十年的旅程。半坡考古范式，一直引领着中国田野考古的行进方向。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新石器考古首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也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一处考古遗址。石兴邦由半坡作为切入点，在《西安半坡》中就仰韶文化的类型、年代和渊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讨论了氏族公社制度、原始宗教信仰、粟作农业起源、彩陶发展演变诸多重要课题。半坡的发掘使仰韶文化的类型研究成为可能，确立了半坡类型主要内涵属仰韶文化早期，是区分不同时空范围的仰韶文化的开始。1959年石兴邦在《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将仰韶文化按地区与时代不同反映出来的差异划分为两个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因之确立。研究者通过这个途径认识了仰韶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异同，区分出典型仰韶文化和受仰韶强烈影响的文化类型。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半坡遗址的发掘意义深远， 它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也是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一个开端。这个模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检验，当现在已经拥有数十部史前考古发掘报告时，才发觉它是我们依然没有超越的模式。半坡是出现在学者们论著中频率最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名称。因为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半坡也深入到公众的知识结构中，许多国人是通过半坡开始认识史前中国的。
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对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数次考察，石兴邦开始构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轮廓。1980年他在华东地区考察时以“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体系问题”为题作了专场学术报告，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三个大板块，每一板块又分成若干文化传统。石兴邦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形成于7000多年前，形成了三个系统：一个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青莲岗文化及南方文化系统诸部族；二是黄土高原的垦殖者、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半坡仰韶文化系统诸部族；另一个是以狩猎畜牧或游牧为主的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诸部族。这三个系统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融合，最后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庙底沟氏族部落文化，它是华夏族最早的原始文化核体，在与周围诸部落文化长期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成长，上承半坡、大汶口和青莲岗文化之余绪，下启龙山文化氏族公社之基，最后发展到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
石兴邦对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他强调由自然环境史和大经济史的研究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和文化史，重视神话传说提供的线索，重构信仰传统，进一步探索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样的史前史研究思路与实践，为后人提示了完整的方法论，是他在学术上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可以由石兴邦研究新石器文化体系的实践，看到他的学术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1980年首先问世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的问题》一文，开始由环境与经济模式观察史前，划分出旧石器时代山林采集经济、中石器时代山麓过渡经济和新石器时代河谷农畜经济，这三个环境与经济模式的确立，构建起最基本的认识框架。由此石兴邦还特别提出新石器文化的产生，是在人类由山林到河谷的迁徙过程中完成的。这种迁徙改变了环境模式，改变了经济方式，自然也改变了文化形态。当然这种改变并非是完全的，也会有以旧模式生活的群体，新旧群体之间会有互动，所以石兴邦特别指出：“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为模式的标准，是在不同民族部落和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不断频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认知中国历史发展动能的一个重要基点。史前是如此，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中国历史应作如是观。
对于史前考古研究，虽然一般考古学家都刻意回避与传说中的上古史比对，但也不甘于自己构建的考古文化有如空中楼阁。石兴邦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他很早就将考古文化同上古信仰与传说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传说是远古历史在人们记忆中的反映，中国国家出现前的这一段史迹，考古与传说是可以互相印证的”。正是透过史迹、文献和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能开展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研究，这中间考古研究是主心骨，考古学者要承担更重的责任。1993年石兴邦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中，就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他提到要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大力拓展学科的思维空间和课题视野。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学界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今后也一定会有更多超越前人的发现与研究成果问世。
石兴邦口述考古 ——邓拓约我写文章_西安半坡博物馆志愿者队
那年冬天，中国科学院评奖时，半坡遗址的的发掘成果得了一等奖，给发发了伍佰元奖金。别小看那点钱，当时那确实一笔巨款呢。一些工人，那时每月才三四十元工资。我没要一分钱，一般给了北大的学生，一半给了考古队的同志们。
一九五六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邓拓同志从苏联访问回国路过西安，特地来半坡遗址参观。见到我时，他第一句话就说：“石兴邦，你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嘛。”那时，有些发掘出的房屋还是用芦草系覆盖着的，我一个个揭开让他看，后来还带着他看了些出土文物。一路他不住询问我一个问题——半坡遗址在史籍上有无记载？我告诉他说，史籍上有关史前的东西都是神话传说，没有实际生活的记载。他还是不放心，让我查查《山海经》，看看有没有蛛丝马迹。我当时心里很清楚，觉得那些神话文学作品，或者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倒是从宏观上能提供我们联想思考些东西。考古讲究的是实地实物，神话传说中也没有真正能拿到桌面上的东西，根本不足采信。遗址出现后，我自己私下也查找过所能看到的一切书籍，以期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载。翻了不少书，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只字记载。
邓先生临走时遗憾地表示说，以后若有新发现，他还想来看看。过后半个月左右，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有些墓葬有了新发现，并征求他对我工作的意见。
大约过了二十天，他回信提出要让我将发现的新情况和意义撰写成稿，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下。我就写了一篇《我们祖先在原始时代的生活场景》，约五千多字，给他寄去。我还记得是在当年十一月九号那天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出来的。
文章发表后，全国有不少读者来信，对半坡发现十分感兴趣。时隔不久，我们在侯马开会时，我与谢元璐谈起文物考古界的研究工作问题，他告诉我说：“你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国家文物副局长王冶秋很赞赏，认为这是考古界多年来最好的一篇文章，通俗易懂，很受读者欢迎。既有学术价值，也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陕西省耀县人。1923年12月17日生。1949年于南京大学边政系毕业后，为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1950～196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76～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等职，并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在考古方面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著作颇丰。其主要论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发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临潼白家村》等专著，主编和参与编纂了《中国原始文化论集》、《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等十多部(册)。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的细石器革命》等有影响的论文十多篇。现在，他的学术成就已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世纪学人百年影像》(社科界院士级学人影集)等典籍中。
石兴邦：终年山野 稽古振今
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60周年之际，负责该遗址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迎来了自己90华诞。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盆让石兴邦功成名就，此后，下川遗址、白家村遗址、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的清理发掘等一次次将他的事业推向辉煌。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石兴邦的办公室，四周堆满书籍和资料，墙上挂着用了几十年的帆布包，桌上放着有些斑驳的搪瓷茶缸，老人坐在桌前，眉头眼角洋溢着从容的笑意。这位从事了六十余年考古工作的学界泰斗以他一贯的平和雅正，让每一个走近他的普通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亲近感。石兴邦说自己至今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上班族”，每日都带着对前贤精神的继承、对考古事业的挚爱工作着。
吃苦耐劳 叩访远古
石兴邦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就不能理解历史进程，光靠道听途说、苦思冥想，甚至寄望于不期而遇是不能解决问题、做出学问的。田野考古对史料获得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田野考古和研究过程又要紧密结合。
在山西下川遗址发掘的四年间，石兴邦最初住在一户老乡的“耳房”内，第二年住在老乡放置粮食、农具及杂物的楼上。一张简单的床，一张桌面不平的桌子，一个腿不稳的小方凳和一盏煤油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石兴邦每天坚持看书学习，写心得、写记录。
人们往往用“意外发现”来概括1987年法门寺地宫佛指舍利的重见天日，对石兴邦来说，用“意料之中”更能代表考古工作的意义。当时，法门寺欲重建一座八角宝塔，石兴邦带队前去发掘清理，清理中发现了唐懿宗时期的地井盖。这一发现透露了可能有地宫存在，他们就此寻根溯源，进入地宫，找到玉石棺材，直至发现舍利。
石兴邦这种寻根溯源、严谨缜密的科学精神与文化态度成为学界典范，他也是众多后辈口中的“好老师”。几十年来，石兴邦坚持和提倡提高田野工作质量，把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考古人员安排到田野一线去，通过典型示范性质的考古工地，把培养人才和完成学术课题两方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争做“社会活动家” 普及文保意识
石兴邦说，考古挖掘事业如何处理与普通群众的关系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非学术”，实则是关系学者价值观和考古文保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问题。
1955年秋，石兴邦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的指示，带队进行半坡遗址第二阶段发掘，他们采取开放的发掘方式，允许民众参观。在发掘进行到一半左右时，举行开放展览，参观的人可以进入发掘现场。发掘工作进行了两个月左右后，他们为已发现的文物，特别是墓葬出土文物举办了一个展览。
“当时没有展架，我们就想办法在靠崖的墙下放了七八张桌子，把文物摆到上面；还将二人和四人合葬的墓葬用木板连同随葬品原封不动地取下来进行陈列，由三五个同学轮班看守并负责讲解。” 石兴邦说。史前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生活场景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大家都为之惊叹，再加上考古专业人员的讲解，文化普及与文物保护意识的传递效果更是不可想象。
那场在一个月时间内吸引了约十万名群众参观的开放式发掘和展览，很快得到了群众情意款款的回报：他们开始自觉保护文物，自愿向国家奉献在自己家角落里搁着或在田间地头发现的那些“古董”，而令他们感到心满意足的唯一奖赏有时是一张照片或证书，有时就是来自考古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口头表扬。自那次展览之后，也总有农民想方设法第一时间向他通报哪里有施工或耕种发现“宝贝”的消息。
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石兴邦动容地说，考古学者决不能不分五谷、不问世事，如某些人所误解的那样埋头“挖泥娃娃”，而是要成为有责任担当意识和协调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唯有如此，才能取得群众信任、获得群众帮助。
在近年来关于史前文化遗址保护的思考中，石兴邦认真研究了浙江湖州等地的经验后提出，如果我们将文化区中某些具有特征的遗存发掘好、研究好、利用好，向群众展示先民的历史文化生活，那么，古文化的魅力必将吸引更多的来客参观访问，使村落获得新的活力，这将为地方发展带来新的生机，群众也能享受到保护历史文化带来的利益，更加自觉进行文物保护。
“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暨石兴邦先生90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2013年07月03日15: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郝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半坡博物馆主办，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暨石兴邦先生90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28日在西安召开。
为期一天的活动内容丰富、高效简约。上午的活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先生主持，在西安半坡博物馆党总支书记杨新弟先生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西安市文物局副巡视员邰亚秦讲话后，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石兴邦先生塑像揭幕仪式，并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同日开展的“历程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 特展。
下午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共收到论文及论文提要64篇。内容涉及半坡遗址发现回忆及意义评价、史前文化研究、遗址博物馆研究等方面。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德国、中国台北的考古学者、考古文博机构的专家，还有全国各省、直辖市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的学者，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员单位的代表，以及其他各文博机构的列席代表，共计90余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张礼智主持“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暨石兴邦先生90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石兴邦先生发言时回顾了60年前半坡遗址发现及发掘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并对当下从事史前考古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提出冀望；周国兴、曾骐、巩启明等老专家发言时分别介绍了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寇岑考古研究所及艺术史系的罗泰教授发言时介绍了半坡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西方新考古学的意义；浙江省文物研究所的蒋乐平研究员就跨湖桥遗址彩陶研究作了精彩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研究员最后做研讨会总结发言。
纪念半坡遗址发现60周年暨石兴邦先生90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还召开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
《石兴邦考古论文集》是2015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石兴邦。
目录 1基本信息
2内容简介
3作者简介
4目录信息
折叠编辑本段基本信息
作 者:石兴邦
出 版 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定 价:350.00
I S B N :9787561378304
折叠编辑本段内容简介
本书除收录石兴邦先生自选的28篇考古论文，其中27篇是公开发表的代表作，《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导论》是"新作"，完成于1998年4月，从未发表。
折叠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石兴邦是突破性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的田野考古，颇不乏破天荒大手笔，研究探讨的多为学科前沿或古而弥新的重大问题。像于右任、李仪祉、张季鸾、张奚若、杨钟健诸位前辈一样，石兴邦是当今我们陕西人的骄傲。他少小努力壮怀激烈做着石一样的兴邦梦，他自己踩在自己的双脚之上，一步步，从秦地黄土高原一个又穷又小的山区走向世界。他在纵横交错的历史之流中乘风破浪一展身手，自我实现。他留住了幸运，今已年过九十还不知疲倦不觉老，仍在追梦，他服务桑梓贡献良多实有深因。[1]
折叠编辑本段目录信息
前 言
中国氏族社会考古研究的理论实践与方法问题
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及其史料学与方法论--为纪念尹达同志诞辰八十周年而作
中国的"细石器革命"及其有关问题
下川文化的生态特点与粟作农业的起源
中国人种与族系的形成和发展
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辩证的发展过程及其源流的考察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考察
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
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
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
中华龙的母体和原型是"鱼"--从考古资料探"中华龙"的起源和发展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
从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纪念摩尔根逝世100周年
黄河上游的的父系氏族社会--齐家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
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
我国奴隶制国家形成前夕的社会经济形态
西周文化与文明形成的考古学探讨
论"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2]
女娲氏族探源
黄帝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有关东南沿海与珠江流域氏族部落文化的一些问题(摘要)
河姆渡文化--我国稻作农业的先驱和"采集农业"的拓殖者
陕西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珍宝的发现及其价值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
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1世纪中国考古学谈论之一
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和形成史的考古学探讨
保"根"重"源"--现在我们应重视民族文化遗存的保护和研究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研究导论[3]
参考资料：
1．石兴邦考古论文集
社科院吴锐：“石兴邦学派”令考古界望尘莫及
按: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派别问题，据笔者所知，只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生前曾说，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其他以人名命名的学派，尚未听说，此乃第一次。
社科院吴锐：“石兴邦学派”令考古界望尘莫及
中国社科院的科研人员又不是从全国民主选拔的，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社科院的专家高于地方专家的道理。
按照我的看法，以陕西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为代表的地方考古学家，才是中国考古学的泰山北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望尘莫及，我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称之为石兴邦学派。
有的考古专业人员以为自己在国外进修或者留学过，自以为很懂西方理论。其实出国的渠道多种多样，很多渠道不需要外语成绩。我敢说，给许许多多出过国的人一本外文书，他们会吓得哇哇大哭。更何况，外语好的人未必一定懂得西方理论。
翻译大家李幼蒸前辈告诉我一个他的亲身观察：很多在国外土生土长的华裔学者，外语当然很好，但看不懂西方纯理论书籍，反而要借助中文翻译对付学业或者教学。
考古学不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发展，而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理论不是中国考古学者的长项，即使传统的金石学，中国考古学者也渐行渐远。
“曹操”墓真假硬碰硬（一）－－吴锐答潘伟斌队长“三_丑闻联播
2010年9月12日说明：2010年8月21日，由民间组织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在苏州举行，矛头直指“曹操”墓是多方面造假的产物。“曹操”墓发掘领队潘伟斌先生为此于2010年8月28日在《大河报》发表《三问“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本人觉得应该由会议组织者倪方六先生作出回答。倪先生忙于接受记者采访，没有时间落笔，我就在2010年9月2日写了一篇《“曹操”墓真假硬碰硬－－答潘伟斌队长“三问”》发给倪先生，他自己就是记者，找了媒体，均不能全文发表，仅此一件小事可见“打假派”在舆论阵地上的劣势。现在通过网络原封不动发表。
在苏州会议之前，本人还不认识倪先生，他打电话到我单位，后来与我通电话，很坦白地说如果我不去，中国社科院就没有代表，因为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好几位，都说不便参加。他找到我，还是考古界的专家介绍，这大概是我批评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缘故吧。我深感有必要对打假的草根族进行道义上的支持，而本人早在发掘“曹操”墓之前就主张迁都洛阳，一点歧视河南人的嫌疑也没有，因此就立即赶写会议论文《大造伪时代的造伪与辨伪－－评“曹操”墓被认定》。这篇文章在苏州会议上宣读过，由新浪主动在网上贴出，没几天就被和谐掉了，网站通知：“您的文章《大造伪时代的造伪与辨伪 ：评“曹操”墓被认定》中因含有不适当内容，已被设置为私密博文。”只有凤凰网还有漏网之鱼（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caocaomuzang/detail_2010_08/21/2047663_0.shtml）。这是辨伪的代价，不值得放在心上。
我感觉安阳方面使劲给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戴高帽，吹捧他们是“国家级专家”，这实际上是在绑架考古所。（2010年9月9日我在河南开会，看见电视上记者采访安阳市政府领导对“曹操”墓的态度，领导说只听“国家级专家”的。）考古所也乐于被绑架。个别考古所的专家当仁不让，一二再再而三地教育质疑曹操墓的草根们要补足功课，不要外行，不要把考古当秀场。我听后不觉发笑，中国社科院的科研人员又不是从全国民主选拔的，根本就不存在中国社科院的专家高于地方专家的道理。按照我的看法，以陕西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研究员为代表的地方考古学家，才是中国考古学的泰山北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望尘莫及，我在自己的著作中直接称之为石兴邦学派。有的考古专业人员以为自己在国外进修或者留学过，自以为很懂西方理论。其实出国的渠道多种多样，很多渠道不需要外语成绩。我敢说，给许许多多出过国的人一本外文书，他们会吓得哇哇大哭。更何况，外语好的人未必一定懂得西方理论。翻译大家李幼蒸前辈告诉我一个他的亲身观察：很多在国外土生土长的华裔学者，外语当然很好，但看不懂西方纯理论书籍，反而要借助中文翻译对付学业或者教学。考古学不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发展，而是从西方引进的，西方理论不是中国考古学者的长项，即使传统的金石学，中国考古学者也渐行渐远。例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这是潘伟斌惟一看得起的所谓国家级科研机构）唐际根研究员于2010年8月28日举办讲座，其中这样反驳李路平等人对“曹操”墓石牌“武”字的写法：“质疑者说‘武’的下面写的不是‘止’，写成了‘山’，还说鲁潜墓志的字体跟曹操墓的石牌是一样的，是同一个人造假造 的。……大家查查，曹全碑下面是‘山’字，景北海碑下面也是‘山’字，两个东汉 的，都写成了‘山’，所以不要信口开河指责考古学家，《隶书字典》载古碑将‘止’写成‘山’。”其实曹全碑下面还是‘止’字，只是上有泐痕而已。潘伟斌更是骇人听闻地将古代常见的丈量单位“步”说成古今无异的步幅，相当于现代的五尺，难道不知道《荀子•劝学》的名言：“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也不知道《孟子•梁惠王》“以五十步笑百步”的著名比喻？《荀子•劝学》和《孟子•梁惠王》是历届中学课本必选的“文言文”。八十七年前，古史辨派论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三件事，前两条是：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我除了要将“信口开河”四字璧还给“考古学家”外，还希望“考古学家”能够重温先哲遗言。
潘伟斌先生于2010年8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又有“九点回应”，由于这家报纸是本人所在的单位主办的，本人感觉更有义务作答，已写成专文，于2010年9月5日向《中国社会科学报》投稿，尚未接到是否发表的通知。
“曹操”墓真假硬碰硬（一）
－－答潘伟斌队长“三问”
吴锐
潘伟斌第一问：会议为什么在苏州召开？
论证一个事件的真伪，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开会，不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而是跑到千里之外的苏州召开，其目的和用意耐人寻味，其效果如何让人生疑。就像公安破案，不到案发现场进行考察，能真正了解到实际情况，达到破案的目的吗？显然他们要的不是科学论证过程，而是一个效果。那么效果何在？国家文物局不是在苏州召开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闻发布会 吗？他们就在这里召开否定它是曹操墓的会议，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
吴锐答：没错，经组织会议的倪方六先生证实，国家文物局在对曹操墓一片质疑声中，依然在苏州召开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闻发布会，他就是要在苏州召开否定一个否定曹操墓的会议。
至于说为什么不在安阳召开会议，首先，组织者有选择任何地点的自由，倪方六本身就是江苏人，在当地举办论坛很自然的选择；第二，安阳方面对“曹操”墓“保护”很周到，根本不让人参观，请问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有可能在安阳召开吗？第三，是出于参加论坛学者的安全考虑，避开河南。出席苏州会议的开封学者林奎成回到供职地开封后，立即接到来自安阳的到死亡威胁。有人要林先生到“曹操墓”前自我了断。还有的人劝林先生辟谣。林先生很无奈，“我快成河南人民的公敌了”。现在看来，不到安阳召开会议是高瞻远瞩。更何况召开这样的会议还需要河南有关部门批准才能召开呢。第四，也是主要的目的，在地域利益之外的第三地举行，可以让论坛避免干扰，减少论坛的非理性因素，得出更为公正、客观的结论和共识。
潘伟斌问：这次会议主办方也是耐人寻味的，由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江苏教育电视台、江苏省收藏家协会等主办，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和河南方面争曹操墓的城市，这就凸显了地方利益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如果曹操墓出土于亳州或邯郸，那么那些想利用曹操墓来出名，推销自己的书的人，同样会使出和现在相同的伎俩来对待它们。
吴锐答：据本人现场观察和询问，河北、安徽官方对“曹操”没有兴趣，只有河南最热心。有一个细节，参加论坛的安徽亳州三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占峰先生，考虑到会被外界（挺曹派）误会，甚至在苏州论坛现场向倪方六提出，希望把他们中心这个主办方资格取消。
虽然2009年12月28日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孙英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曹操高陵的发掘，以保护和研究为目的，不会用于商业开发，也不会允许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但是今年河南已经投资6000多万元修路，已经在讨论门票是定60元还是70元。我感觉河南的热心很大程度上是自作多情。
曹操的时代，名义上还是汉朝的天下，吴、蜀两国不过是军阀割据。汉朝的实权在曹操，曹操等于准皇帝。他拥有分封诸侯和任免官员的特权，出入都是皇帝专有的仪仗队。曹操属于全国。就拿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来说，属于中央驻京机构，虽然地址是在北京，但与北京市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业务往来，不存在与北京市荣辱与共的关系。曹操墓即使在河南的地皮上，不等于曹操属于河南。
倪方六先生是研究中国盗墓史和考古史的，在之前写过一本书叫《三国大墓》，是质疑曹操墓的第一本书。此书本来就很畅销，六月份在北京新华书店的排行榜上一度超过了马未都的书，排名第一。
他在论坛上根本不提这本书，连我都不知道，我也是刚听说此书的。一个参会学者张国安，在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出示他的书，都让倪先生“收缴”了。，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让外界说闲话。近期从网上看到倪先生炒作此书了吗？
在开苏州会之前，我还不认识倪先生。我愿意为他说句公道话，据我了解，就算作倪先生炒作此书，他的版税是约定好的，书卖得再多，他也拿不到多少钱，自然谈不到为了卖书。倒是潘伟斌、唐际根等人，在考古报告都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又是要开展馆卖门票，又早早弄出了一本书叫《曹操墓真相》的书。此书2010年5月初印1万册，现在加印了一万册，是这样署名的：
学术顾问：刘庆柱
顾问：孙英民、孙新民
编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总撰稿：唐际根
参与撰稿：张志清、潘伟斌
可见该书就是刘庆柱、孙英民、孙新民、唐际根、张志清、潘伟斌等人策划出来的，利益均沾，利益最大化，他们才是想炒作。试想，连曹操墓本身的真假都确定不了，何来真相？！
另外，潘伟斌动不动就用“伎两”骂人，奉劝他今后提高教养，不再使用“相同的伎俩”。
潘伟斌第二问 什么人出席了“高层论坛”？
潘伟斌：这个会议能称为“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吗？看一下被邀请参加会议人的身份，大家就会 清楚了。
李路平：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美国普林顿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博物院特聘书画 家、金石学研究学者。
林奎成：历史学者，河南开封市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资源报告撰写者，教授、著名社会学 家，央视特约评论员。
袁济喜：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魏晋文学研究专家。
胡觉照：中共西安市委党校历史系教授。
吴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立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翁飞：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高杰：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亳州市篆刻学会副秘书长。
马鸣亚：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亳州晚报》厚重亳州版主编。
李刚：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亳州市文物处博物馆科科长。
王占峰：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亳州市文化旅游局、广播电影电视局、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张国安：北京师范大学魏晋史博士，撰写有《颠覆曹操墓》。
李惠明：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电视台原副台长、高级编辑。
李灿：安徽亳州市三曹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原亳州市博物馆馆长、原安徽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安徽省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修复鉴定专项基金委员会专家组委员。
刘心长：邯郸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
邓中堂：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
倪方六：公开身份是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资深记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三国大墓》作者。其真实身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
闫沛东：联合国世界新经济（中国）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文化发展内参》执行总编、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
在这些人中，真正搞曹操三国历史研究的只有刘心长和李灿两人，但是都因故没有到场。另 外，学术顾问梁白泉也未到场，闫沛东未到场但提交了论文。
吴锐答：笑话，撰有《颠覆曹操墓》的张国安算不算“真正搞曹操三国历史研究的”？一直在研究包括魏晋帝王内在的盗墓史、已有多本这方面著作的倪方六，算不算？其他人还多得很。
本人为苏州会议提交的论文《大造伪时代的造伪与辨伪评“曹操”墓被认定》斗胆指出：“考古界抱残守缺比历史学界更甚，他们死不明白，他们挖的只是材料，不是历史，在材料和历史之间需要很复杂的论证。”你潘伟斌自称“抢救发掘”的西高穴墓只是一堆材料，你得出是曹操的墓是一项历史探索。倪方六根据同样的材料，得出这不是曹操墓的结论，同样是一项历史探索。进行这样的探索，根本不需要考古学家或者三国史专家的资格。
此外，三国文化向乒乓球一样普及，具备火眼金睛的网友太多，有些票友未必输于专家。潘伟斌及其战友动不动用顶尖专家（最低也是省级专家）恐吓别人，千方百计想让老百姓封口，这到底安的什么心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至于倪方六到底是不是潘伟斌所谓的“一个自由撰稿人”，他是新闻记者出身，新闻同行最清楚。据我了解，倪先生除了做记者外，还兼职教授，进行学术研究。
其实，参加论坛学者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的，重要是他的观点，他的研究。比如，目前对闫沛东的身份真假问题，媒体议论太多。我的观点是，闫的身份是否有问题，动机是什么，对他揭露曹操墓造假真相并无影响，即便他的身份全是假的，是骗子，只要他的调查、他提供的证据没有问题，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为他的学术打假鼓掌！
潘伟斌第三问 “高层论坛”缺失了什么？
考古学家没有，秦汉史专家和魏晋史专家等历史学家没有。他们的缺失意味着什么？既然是高层论坛，为什么不邀请这些人员参加，还是他们不愿意参加？论证一个考古项目没有一个考古专家到场，讨论一个考古问题，没有一个考古学家到会，这能称其为专业性、学术性论坛吗？如此的会议能称得上高层论坛吗？
吴锐答：怎么没有考古学家参加？主持曹操家族墓发掘的李灿先生不是么？只不过他因年龄没有到场。可以透露一下，到苏州论坛现场的李刚先生，就是李灿之子，他也是从事考古和文博研究的。
潘伟斌为了定死曹操墓，不惜请秦汉史研究会和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来站台，请问他们中有一位是考古学家吗？
这次苏州论坛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包括秦汉史专家和魏晋史专家，成为高层论坛是名副其实的，召开这样的论坛也无需部门和个人批准。另外，论坛将曹操墓质疑上升到打假的高度，这正是高层论坛“高”之所在。
事实上，潘所谓的一线考古人士没有参加，可能是说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没有参加。据倪方六介绍，论坛不是未邀请一线考古人士，也不是他们不想参加，或是不敢参加，而是表示“不方便参加”。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一位专家时，他说支持论坛的召开，但参加就免了，因为前任所长刘庆柱、现任所长王巍都是“挺曹派”，公开出现在论坛同事关系不好处理。这次论坛的顺利召开，正是得到中国多位一线考古专家的支持，至于名字因尊重人家的意愿，就不透露了。
潘伟斌问：这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当对一个手术方案进行论证时，没有医生和医学专家参加，而是由一批搞生物研究的、化学研究的或者其他门类的专家进行评判，甚至连算卦的也来指手画脚，而随便推翻了医生和医学专家们的研究结论，这是正常的 吗？如果他们几个人所主办的论坛也称其为高层论坛，也能将全国权威考古专家得出的结论随便推翻，那么，以后不管是什么人，随便都可以开个什么会，对其他行外的某个项目做出评判，都称为某某高层论坛，学术界将不成为学术界了。这样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没有了权威，都没有了规矩，中国的学术界就更有好看的了。
吴锐答：潘伟斌一二再再二三第纠缠打击者的资格，网友痛斥为狗眼看人低，我认为潘伟斌的心理太阴暗了。2006年中国科技界的“汉芯造假”事件，倪方六便进行调查，并在他所供职的《凤凰周刊》上揭露了此事。如果按潘伟斌的逻辑，倪方六就没有资格揭发“汉芯”造假，因为他不是计算机专家啊。潘伟斌认为他最看不起的“他们几个人所主办的论坛”不能叫高层论坛，如果是他看得起的“全国权威考古专家”举办论坛，那一定是高层论坛了。潘伟斌所仰仗的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庆柱、唐际根几个人而已，我们如果直接去问刘庆柱、唐际根等人，他们未必敢以“全国权威考古专家”自居，更何况全国的权威考古专家多着呢？徐苹芳先生算不算“全国权威专家”？他已经断然否定了曹操墓，他同样来自潘伟斌最看得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而且长期担任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界最高组织是中国考古学会，目前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都没有附和曹操墓。
发掘到的考古材料具有偶然性，挂一漏万，不能代表当时的全貌。考古材料存留到现在有随机性质，对考古材料管中窥豹需要很高的理论素养和艺术等全面的修养，不可能由考古学家包办，例如“曹操”墓出土有文字资料，这正是考古学家的软肋。医生会诊还要请影像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考古学更是如此。就我个人来说，认为根据“魏武王”三字不合礼制就足以否定西高穴墓是曹操墓，这是历史学的本能反应，但不排斥结合其他学科研究。2010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杨雪梅《曹操墓真假之辨引公众热议 考古不再"纯学术"？》，对我的观点有这样的报道：“对于曹操墓的断定，不能仅仅用考古学的知识，应该接纳史学、地理学的专家共同进行研究，很显然，仅仅用考古学的知识是回答不了公众的诸多质疑的。”潘伟斌危言耸听地说：“这样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没有了权威，都没有了规矩，中国的学术界就更有好看的了。”如果权威连老百姓的质疑都害怕，在这样的规矩之下，可能真如潘伟斌所说“中国的学术界就更有好看的了。”
苏州论坛邀请考古、史学、民俗、金石等各领域的学者参加，正是为了防止学术上的偏见，综合考虑，从各个领域论证来“安阳曹操墓”的问题。
本人为苏州会议提交的论文《大造伪时代的造伪与辨伪－－评“曹操”墓被认定》，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对学术质疑不需要专业资格，专业考古人员的中学西学素养也需要质疑”，考古人员没有任何骄矜的资本。
潘伟斌问：不容别人讲话、提出不同意见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据了解，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能够坚持听到最后的媒体记者总计才有四个，其中南方都市报的一位女记者向他们发问：这次研讨会上，有的专家说河南方面造假，长则三年，短则三天，也有专家说， 是一场长达10多年的蓄谋，我想知道这个结论算不算专家组集体结论，为何时间上相差这么大？另外，本次会议专家组的观点跟河南方面有过沟通没有？结果引起 了三个“专家”的攻击，其中一人更是站起来指着那位女记者毫无礼貌地说：“你这个女的……”这是一个学者的风度吗？是探讨问题的态度吗？
吴锐：苏州的论坛是学术性论坛，媒体参不参加、能坚持多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曹操墓”至今连简报都没有发表，也没有发表任何研究论文，却动员一切力量公关，因此才引起几十家媒体到苏州。有的媒体并未在通知之列，听说后是主动赶到苏州的。本人作为会场主持人之一，目睹了记者席上座无虚席，济济一堂，因为下午有的不少媒体要赶回去发稿子，所以提前离开，据会务组登记统计，参加苏州论坛的媒体共有37家，根本不是潘伟斌希望的四家。报道苏州论坛召开消息的，包括央视、新华社、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南华早报、大公报在内的海内外大小媒体，已超过300家。
对河南方面造假时间长短的估计，专家各有不同估计，论坛不需要统一的结论。至于三个被潘伟斌打引号的“专家”言语攻击女记者，请潘伟斌提供证据，如果放到网上，一定轰动全国。
潘伟斌问：其实，只要媒体和受众了解他们都是搞什么的，其专业领域是什么，是不是专家，是哪方面 的专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鉴别能力，就不会被他们忽悠。相信大家只要了解了真相，就不去关注他们，他们也就失去了市场。
吴锐答：潘伟斌特别关心他的“市场”被挤占，好像已经变成了祥林嫂，不停地唠叨：“我们是考古专家，他们都是杂牌，大家千万别上当呀。”但是潘伟斌现在遇到的真正敌人是网络，再要复辟“学在官府”已不可能，竹帛下私人、学术下民间是大势所趋。潘伟斌们的“市场”注定要被挤占，那是毫无办法的。曹操墓大辨伪是草根古典学兴起的重要标志，必有其历史地位。
2010年9月2日
（作者吴锐， “400专家诉超星”召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石兴邦：不发掘不等于就是保护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 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
反对发掘帝王陵的声音很多，其中纯粹因为技术关系提出反对意见的还是比较正面的看法，其余的反对意见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关于帝王陵，政府部门从来没说不让发掘，只不过是要看发掘的条件和必要，还要看审查手续。总而言之，帝王陵发掘与否最终取决于政府的态度。我来说说怎么挖
这些年来我们在发掘乾陵方面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修建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全国第一个唐帝王陵研究室、同德国著名博物馆合作建立中德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
这些准备工作现在还在继续。现在我们已完全具备保护珍贵文物的条件。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可创造一个跟陵墓内部条件接近的小环境，科学地控制温度、湿度和气压，防止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专家们已经做过试验，效果很理想。
大量历史文献和实地勘测表明，乾陵从未被盗过，保存完好。乾陵里面的宝物、贡品、名家书画作品和书籍文献资料很多，是一个庞大的宝库，乾陵的发掘可以为研究唐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民族关系、工艺和科技水平等提供重要的实物资料，从而说明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不发掘不等于就是保护。发掘法门寺地宫时，当时出土的部分纸质和丝绸文物已经完全损坏，其他部分文物也处于半腐朽状态。这说明在陵墓里放得时间越长，文物损坏程度和数量就越多。文物保存在地宫里同样会损坏，只不过损坏速度要慢些。要等保护技术更好了再去发掘，文物损坏程度也会更多。我来说说怎么挖
因此，乾陵如果能够早日发掘，也许能更好地保护珍贵文物。现在就是发掘乾陵的最好时机。
石兴邦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2004年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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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邦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
胡谦盈
【摘要】：正 一80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是新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奠基人——考古学巨星夏鼐先生的大弟子。夏鼐先生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他是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鼐先生从浙江大学调往北京任该所副所长，他随之到所工作。最初他跟随夏鼐先生到各地做田野考古工作，1954年起任发掘队队长，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分类号】：K871
【正文快照】：
80岁高龄的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是新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奠基人—考古学巨星夏鼎先生的大弟子。夏鼎先生在浙江大学任教时，他是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鼎先生从浙江大学调往北京任该所副所长，他随之到所工作。最初他
石兴邦题写“中华第一飞龙” 铭刻仰韶文化“鸟龙”盆发现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首蛇身鸟龙盆（高22口径32厘米）
2011年11月5-8日，在渑池县召开的“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半坡遗址发掘主持人，《西安半坡》考古发掘报告主编，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今年88岁高龄的我国文物考古与博物馆事业的泰斗级人物石兴邦石老先生，于7日晚8点多在其房间（中州国际8012）看到这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盆后，兴奋异常，高兴地说：龙的起源问题，和文明的起源问题，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大问题。关中、豫西、晋南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在这个地区出现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这可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臆说。我们是有考古学证据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在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鱼头蛇身的“鱼龙”。半坡氏族是以鱼为图腾的，出现“鱼龙”，与其他鱼纹图案互证，合情合理。当时我就讲庙底沟类型应该有“鸟龙”存在。但苦苦等了50多年，才让我们看到了她。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庙底沟类型“鸟龙”的出现，真是太幸运了啊！
看石老如此高兴，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石老满口答应并当场命笔，在印有这几幅图片的彩页上为我们写下了“仰韶彩陶第一飞龙，万分宝贵，对文明起源研究具有极高价值，堪称国宝，极宜珍视”的文字。
第二天，石老意犹未尽，又挥毫为我们留下了“中华第一飞龙”的墨宝。
后来几次通电话，石老都叮咛再三，要我们一定要为中华民族保管好这件价值无法估量的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