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聚会在大漠雄关之下的嘉峪关市，这是一个古代丝绸之路上充满传奇的地方，也是现代丝绸之路上闪耀光彩的地方，站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回望漫漫历史风烟，联想中华灿烂未来，我们对嘉峪关这座沙漠绿洲现代新城的历史文化会倍感兴趣。这条连接中西文化的丝绸之路，在中国之前的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在那个远古时代，这条丝绸之路就已经作为彩陶之路而承载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神圣使命。正是这条远古的彩陶之路上，中西文化早已在这里碰撞和交融，在那个远年时代就形成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以灿烂的彩陶艺术为特征的一种新文化——那就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无论从巨大的遗存数量上看，或从纹饰绘画的精美程度上看，或从传递的丰厚文化信息上看，或从跨越的时间长度上看，都堪称世界彩陶文化史上的奇观，是远古世界彩陶文化史上的皇冠。当我们认真的研究马家窑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創造了马家窑文化的先民们，正是他们的创造性的开拓和劳动，才使这条远古的彩陶之路，绽放出了更加瑰丽的光彩，影响了世界文化的进程，之后这条路便慢慢形成了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从中国的长安作为起点，一直向西到达欧洲的伊斯坦布尔，然后通过水路由威尼斯商人再把它延伸到意大利半岛。再从意大利一直到达西欧，远至英国，形成了一条中西文化交流和物资交流的大通道。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史前人类，如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可以说在那时候就有一条“彩陶之路”贯通西亚中东两河流域与中国。通过研究西亚、中亚和东欧等地的考古报告资料，对比这些地点出土的史前彩陶，就可以看出这些地带的彩陶文化与中国彩陶文化有着不能割裂的相同相似元素存在，这并不是巧合。虽然彩陶的起源可能是多元的，但是不管是从器型还是纹饰上看，它们的相关性都是明显的。
要将中国境内的彩陶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彩陶文化，尤其是西亚、中亚和东欧等地的彩陶文化进行全面比较研究则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极其困难的工作，就目前看来，在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力作。
如果我们把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库库提尼文明彩陶双联杯和马家窑文化彩陶双连杯加以对比，就会发现它们的造型竟是非常相近的。再看看伊拉克彩陶，和郑州市大河村彩陶钵上的花纹，是那样近似，而造型也非常相似。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曾在其专著《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用一节的篇幅叙述和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把两河流域哈苏纳文化萨玛拉时期的彩陶，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的塑像做对比，就会发现二者的共性是无疑的，半山塑像应是美索不达米亚样品的‘中国变体’。再比如锯齿纹，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上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纹饰。当初安特生称之为“丧纹”。但经过研究，我发现锯齿纹并不是丧纹，因为作为陪葬用品的马家窑彩陶上，锯齿纹基本只存在于半山类型上，其他类型山极少出现。锯齿纹实际上是古羌人对山崇拜的纹饰他演变。在中国之外，从西亚、北非、欧美等地区出土的器物（包括彩陶）来看，锯齿纹应该是具有世界性的一种文化现象。另外，马家窑文化上出现的“卍”符号，在欧洲希腊等地、非洲古埃及、美洲印第安等地区都广为流传。对于这种造型上的近似性和纹饰上的相近性，我们不能简单的用偶合来解释，他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和传播，显然是通过这条远古的彩陶之路完成的。当然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在新石器时代，这条路可能还是一条玉石之路，在旧石器时代这条路还会是一条“火种之路”。
“丝绸之路”是汉唐先人的足迹，那么，新石器时代，在中国之前的中国，这个区域活跃在“彩陶之路”上的是什么样的先民呢？这实际涉及到了马家窑文化的族属问题。
马家窑文化的族属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古人类并不能与我们现代民族概念形成直接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民族概念来解读马家窑先民，马家窑先民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现在可以解读的族类线索，比如可以解读的文字符号、图画族徽等信息，我们先前已经做过的所有解读都属于推测性的，并无考古学、文化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准确论证。就算从体质人类学上的研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族属研究的实质性证据，最多可以让我们知道马家窑人的人种归属，也就是说可以判断他们是欧罗巴人还是蒙古人。
然而马家窑文化的族属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虽然我们无法讨论马家窑人的民族属性，但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探讨马家窑人，也未尝不可。比如学界曾从民族学的角度来推导仰韶文化族群是后来华夏民族的直系祖先，同样的，也有许多人士认为马家窑文化与古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羌人是现代羌族的祖先，这毫无疑问是成立的，现代岷江上游的羌族是甘青地区古羌人迁来的，这有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材料为证。那么马家窑人是不是可以认为也属于古羌人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可以从马家窑文化及其承续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沙井文化等）中找到“羌”的元素。
羊是羌族的图腾，羌字和姜字就是牧羊儿和牧羊女，美字就是大羊，鲜字就是羊肉和鱼肉的味道，秦字就是养羊和种庄稼的，所以，上边一个倒写的羊字，下边是一个禾字，春字就是羊和太阳在一起，泰字就是羊有水喝，奏字就是羊对着天，蠢字就是羊前面的小虫。可以看出中国的汉字有许多就是羌人的遗留习俗。
早在1940年代，夏鼐就在《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一文中指出寺洼文化与羌文化有关，他主要是从寺洼文化的火葬葬俗方面来讨论的。1979年，张朋川先生在《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第11期）一文中介绍了甘青地区出土的几件人像陶塑，他认为甘肃地区从庙底沟到马厂时期的陶塑人像都是披发的发式，而殷周秦汉时期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族发式也是披发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们之间存在民族属性的承继关系。后张广立、赵信、王仁湘三人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人形彩绘与陶塑初释》（《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3期）中进一步从披发、衣尾、火葬和白石崇拜几个方面来探查羌人的风俗，他们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代以至现代羌人的一些独有风俗就开始逐渐形成了，而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期是古羌族系统的形成时期。而俞伟超更在《古代“西戎”和“羌”“胡”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和《关于“卡约文化”的新认识》两篇文章中认为，马家窑、半山、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是羌人文化的前驱，在湟水一带的唐汪、辛店文化是羌人的文化遗存，而卡约文化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文化遗存。按照他的意见，甘、青地区已知的诸彩陶文化类型都是古羌人文化遗存。
事实上，我们研究嘉峪关重要历史文化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的和马家窑文化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远、更宽广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嘉峪关不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发轫带，也是一个重要通道。从伊朗以东至甘肃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流域一级支流——洮河流域，再到渭河流域、汉水流域、岷江流域，直至长江金沙江流域，这些地方竟然也是马家窑文化的分布区和延伸承续文化区。既是一条长长的文化带，又是一条文化带上独具特色的文化节点。许多个文化节点互有传承影响，又随着不同特殊地理、气候、族群、水土等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品类。这里，我们要特别说到嘉峪关市内和近邻地域，就有火烧沟文化，黑山岩画，大片的魏晋墓室壁画群落——地下绘画长廊，当然这些绘画的艺术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马家窑彩陶画上。还有雄伟的嘉峪关城楼，都是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一颗颗闪光的宝石。如果我们把创造了这些文化的先民和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们加以联系，我们就会有更大的视野，这不仅对研究丝绸之路文化有很大的拓展意义，而且还能让我们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汉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由多族群形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当他们进入这个共同体时，就会融入成为了一个叫做汉族的族群。而这个汉族族群的出现是与刘邦建立的汉政权分不开的。除了甘青川广大地区的古羌人之外，刘邦的根据地汉中也是古羌人的聚居地，可见汉政权与古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人与古羌人也有着难以割舍的渊源。当他们还处在各自古老的地域，处在边缘地带时，就会被称为各具体色的不同名称的族群。其实，如果追溯到两三千年、四五千年、一直到七八千年时，他们都有一个我们当代人无法否认、无法规避的源头——古羌人，他是我们当代许多民族远古传说的“乡愁”，即很多族群文化的源头。考察中华大地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形成的文化体系、文明体系。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许多年来，由于大学学科限制、地区区划限制，或“独言自语”、或“妄夸优势”，导致这一宏大话题难以有实质性突破。正基于此困境，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对马家窑文化的创造者族群的追寻一直没有停止过脚步。我们对古羌人的系统学术研究筹划了三年多，与各界学者们者们一起筹备，特别是和国家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易华教授多次策划研讨会，最终得到了嘉峪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此落到实处。今天我们请来了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等众多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就是为了打通学科限制、区划障碍，共同破解这一学术难题。
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在中国学术史上将会留下开创性的厚重的一笔，其论文的结集出版，也会在嘉峪关文化史上成为一座学术里程碑而永被传扬。同时我们还要聚焦于嘉峪关地区的黑山岩画，和魏晋墓室壁画群落——灿烂的地下绘画长廊的学术研究，为在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做好准备，奠定基础。
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是嘉峪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给予充分支持的基础上得到落实的。嘉峪关市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方面给予了充分保证和支持，显示了嘉峪关市委市政府超前的文化眼光和创新的文化思维。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使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学者专家们欢聚一堂，充分进行文化交流和研讨，有了一个促进学术交流和破解学术难题的机会，促进了丝绸之路多姿多彩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弘扬。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同时也为嘉峪关市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提升了嘉峪关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味。在旅游兴市，文化兴市的大好形势下，使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理念得到落实。为此我代表全体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嘉峪关市委市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也祝福与会的全体人员幸福安康，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